圖 7-1。 按食品類別劃分的熱量 FLW 水平和比率，2009 年。(a) 總熱量損失和浪費的份額，(b) 熱量損失和浪費的比率。 資料來源：Lipinski 等人（2013），糧農組織（2011）。注：世界資源研究所基於糧農組織 2011 年之數據的分析。損失與浪費的總額為 1.5 萬億千卡，相當於 13 億噸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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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破壞土地來種植沒有人吃的糧食。 ──特拉姆．史都華 (Tristram Stuart) |
為了健康的地球及人類，糧食系統需要轉型。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是如何在人口成長（預計到 2050 年將達到 97 億人）及氣候變遷下，維持地球限度、達到永續發展目標。目前為止，食品生產已超過人口增長。但正如第二章所討論，它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插文 7-1）。此外，環境不穩定使得糧食系統更難持續性的提供糧食。氣候變遷及資源退化有可能進一步導致農業產量增長減緩，促使農民採取對環境更苛刻的做法。約 5 百萬個家庭農場的環境因此更加脆弱，而這些農場負責約一半的世界糧食供應（Graeub 等人，2016）。與此同時，儘管糧食系統迄今為止養活世界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且營養不良的情況長期持續下降，但自 2015 年以來，飢餓人數卻一直在上升，2018 年有超過 8.2 億人食物不足（糧農組織、農發基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 [SOFI] 2019）。總體來說，至少有 2 億人缺乏糧食安全，其中許多人因缺乏微量營養素而有「隱性飢餓」的問題（SOFI 2019；第 5 章）。更重要的是，由於營養不均衡的低質量飲食（以營養過剩或缺乏為特徵）世界上超過一半的人口可能罹患各種形式的飲食相關疾病，正是現在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Afshin 等人，2019）[1]。鑑於以上和其他更多的挑戰，許多的科學家和政策制定者正在團結一致，認為需要對全球糧食系統進行重大改變，使其更適應氣候變遷和社會期望。
| 插文 7-1。糧食系統極大地超越了一些地球的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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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全球學者團體於 2009 年開發的地球限度概念，是基於界定與地球生物物理系統或過程相關的「人類安全運作空間」理念（Rockstrom 等人，2009）。該安全空間是由九項地球限度指標所定義，令人震驚的是，在氣候變遷、生物圈完整性喪失、土地系統變化和生物地球化學循環改變這四個方面已經超越了地球限度。
糧食系統不僅處於危險之中，而且也是導致地球使用過度的主要因素之一。事實證明，糧食生產使用了最大量的水、養分和土地，也是導致氣候變遷、環境退化和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因素之一（Willett 等人，2019）。事實上，如果在太小的範圍內評估永續性，糧食系統活動對環境不穩定的影響可能會被低估。為了說明這個概念，想像一個農場非常有效地使用進料，以至於沒有任何營養物質洩漏到當地的地下水和河流中。從當地的角度來看，該農場可能被視為可永續發展的。然而，從更全面的角度來看，該農場可能是產生大量營養物質污染的食品系統的一部分。當食物被出售與消費時，食物內含的氮和磷可能會從農場帶走，並且根據它們之後的命運，永遠不會回到更廣大的營養循環中（至少不是良性循環）。取決於它們的管理方式，糧食廢棄物和排泄物中存在的營養物質可能會導致空氣和水污染以及氣候的不穩定。 |
在眾多可以幫助糧食系統，使其更加氣候友善和永續的即時行動中，減少丟失或浪費的糧食是一個重要、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的行動。糧食耗損通常是指在食物供應鏈上游（從農場到批發階段）的廢棄食物；糧食浪費則是指在供應鏈下游（零售和消費者階段）遭到丟棄的食物。在這兩種情況下，食品被丟棄的原因多種多樣，從真正或我們認為的變質到質疑食品的質量，例如外觀、風味、質地、營養價值或安全性。
糧食耗損與浪費（food loss and waste, FLW）的規模是不可否認的。2015 年，全世界損失或浪費了大約 16 億噸糧食，幾乎是其生產量的三分之一，[2] 預計到 2030 年這一數字將達到 21 億噸（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AO] 2011 ；Hegnsholt 等人，2018）。糧食耗損與浪費也是一種全球現象，發生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儘管形式和種族不同。總體而言，中低收入國家的人均浪費率較低，但隨著收入增加及飲食結構的轉變，人均差距預計將縮小。
糧食耗損與浪費的問題是多層面的，但主要可以分為兩到三類。它們一方面圍繞氣候變化和環境永續，另一方面圍繞食品和營養安全，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食品部門的競爭力和生計。
糧食耗損與浪費初步的問題與糧食生產對氣候和環境的影響有關。FLW 和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繫，是基於廢棄食品的生產和供應約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7%，[3] 不包括土地利用變化的排放量（糧農組織，2013、2019）。正如經常提出的，如果糧食耗損與浪費是一個國家，其碳足跡將是世界第三大（糧農組織 2013）。注意到糧食生產是氣候變遷的主要驅動因素之一，地球健康飲食委員會估計，依照一半的永續發展目標的要求，到本世紀中葉，農業溫室氣體排放量可以減少 5%（Willett 等人，2019）。儘管與改變食品生產方式（10%），尤其是轉向植物性飲食（80%）所帶來的緩解程度相比是相形見絀，但其減少糧食耗損與浪費的潛在貢獻仍然值得關注。此外，與 FLW 相關的減排潛力可能更大，因為這些估算沒有包含擴展至森林和其他自然景觀的農業相關減排潛力。每年用於種植損失、浪費糧食的農田估計接近 2 億公頃，面積大約相當於墨西哥，超越了全球農田擴張 6 年的面積（Kummu 等人，2012）。
同時，食品生產對環境的不利影響不僅限於氣候作用。損失及浪費的食物佔淡水利用和全球肥料利用的近四分之一，[4] 其低效率的應用污染了水、土壤和空氣，導致生物多樣性消失、早夭和殘疾（Kummu 等人，2012）。這些影響通常是單獨考慮和衡量的，很少被綜合考量，並且受到廣泛低估（Cassou et al. 2018）。從環境的角度來看，減少糧食耗損與浪費可以被認為是提高所有稀缺自然資源（包括土地、淡水、漁業和用於施肥的礦物）生產力的一種手段。從糧食安全的角度來看，它可以提供一種在不耕種額外土地的情況下增加糧食產量的方法。一項研究估計，將 2010 年到 2050 年的糧食耗損與浪費減半，將使與農業相關的環境壓力減少 6% 到 16%，具體取決於所考慮的環境維度（溫室氣體排放、農田使用、藍水（地表及地下淡水）的使用以及氮和磷的應用），並指出其作用糧食系統轉型（Springmann 等人，2018）。
鑑於持續的糧食不安全和各種形式、程度的營養不良問題，糧食耗損與浪費也令人不安。如前所述，糧食不安全在當今世界仍然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挑戰，但大約四分之一的可用食物卡路里耗損或浪費——也就是說，每人每天損失超過 600 千卡（Kummu er al. 2012）。卡路里損失或浪費的比例是重新分配作物以供飼料的兩倍，這是傳統會計方法忽略的供應鏈因素中的一部分（插文 7-2）（Ritchie 等人，2018）。糧食耗損也代表了基本營養素的潛在浪費。根據糧農組織 2011 年對糧食耗損與浪費水平的估計，約有 60% 的可用微量營養素（不包括維生素 B12）通過糧食耗損與浪費流失給人類（Ritchie 等人，2018）。這種營養損失集中在營養豐富的食物的損失上，其中許多食物特別容易腐爛，並且比營養較少的食物耗損率更高（圖 7-1）。與穀物、塊根或塊莖相比，水果和蔬菜的營養更容易因惡劣的天氣、病蟲害侵襲以及不甚理想的處理方式而完全消失，尤其是在食品營銷系統不太成熟的國家。在發展中國家，糧食耗損與浪費——尤其是水果、蔬菜和赭色營養豐富的食物——可能會限制或至少減緩營養健康的進展。[5] 出於相同原因，隨著時間的推移，轉向食用富含易腐爛食物的飲食可能會增加 FLW 的種類，即使它改善了許多人的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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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按食品類別劃分的熱量 FLW 水平和比率，2009 年。(a) 總熱量損失和浪費的份額，(b) 熱量損失和浪費的比率。 資料來源：Lipinski 等人（2013），糧農組織（2011）。注：世界資源研究所基於糧農組織 2011 年之數據的分析。損失與浪費的總額為 1.5 萬億千卡，相當於 13 億噸糧食。 |
展望未來，減少丟棄食物將有助於縮小迫在眉睫的糧食缺口。隨著世界增加 27 億人口多的糧食，現今只要丟棄不到 30% 的可食用食物，預計到 2050 年，將有助於減少五成到六成的糧食短缺。[6, 7] 研究估計，以卡路里計算並根據糧農組織 2011 年的糧食耗損與浪費統計進行推算，將熱量損失從 24% 減少到 12%，至 2050 年時，會縮小卡路里差距約五分之一（每年 6,000 兆千卡的差距）（Kummu 等人，2012）。然而，就目前而言，糧食分配是比糧食短缺更大的挑戰，而且目前的糧食耗損與浪費率並不能反映全球糧食短缺。事實上，今日所扔掉的卡路里和營養素量足以滿足營養不良者的營養需求（Berners-Lee 等人，2018；Ritchie 等人，2018）。世界產生了足夠的食物來養活自己，而挑戰在於將食物提供給需要的消費者。
| 插文 7-2。各種形式的糧食耗損與浪費：動物源食品的新視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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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源食品，包括家禽產品、紅肉、乳製品和海鮮，不是最容易受到耗損的食品類別。它們的糧食浪費水平比起穀物、塊根和塊莖等更廣泛生產和消費的產品是相形見絀，其浪費率則高於其他易腐爛產品，如水果和蔬菜。這種比率差異可能部分歸因於農產品通常要比動物產品運輸到更遠的地方，後者通常在許多國家的銷售點附近被屠宰或收集。然而，動物源食品的較低耗損也可能部分歸因於會計。動物源食品的耗損估計既沒有考慮到飼料轉化為食物時所損失的能量和資源，也沒有考慮到不安全食品的消費，這兩者都會使動物源食品更加浪費。
從能量平衡的角度來看，與植物性食品相比，動物源食品的浪費要大得多。生產 1 卡路里牛肉需要大約 99 卡路里的農作物（Wirsenius 等人，2010），甚至牛的蛋白質轉化效率也僅徘徊在 4%。即使是家禽和養殖魚類產品，雖然比反芻家畜類產品的能源效率高出數倍，依舊浪費了近 90% 用於種植農作物的卡路里。根據估計，餵給農場動物的可食用作物卡路里中約有 43% 以動物源食品的形式返回人類身上（Kummu 等人，2012）。這一發現導致相關研究將畜牧業稱為「糧食供應的淨流失」（Kummu 等人，2012，481）。然而，從人類食物供應中轉而用作動物飼料的農作物不計入 FLW，至少在糧農組織的會計系統中沒有。 一項將農作物配額給動物飼料的研究——以及它以動物源食品的形式返回人類食物供應——發現，飼養農場動物是食物系統中能量和消化性蛋白質損失的最大來源：每人每天 1500 大卡和 70 克消化性蛋白質。通過將飼料納入計算，研究發現 2011 年總 FLW 水平（使用糧農組織估計）佔可用卡路里的 54%（而不是其中的四分之一）和消化性蛋白質的 56%（Ritchie 等人，2018）。將農作物配額給動物飼料也佔了幾種微量營養素：葉酸、鋅、鐵、維生素 A 和鈣的最大供應鏈損失。[a] 此外，另一項研究發現，由於飼養和生長動物的整個過程，生產植物性食品所需的氮通常是動物源食品的三倍以上（Galloway & Cowling 2002）。比起種植豆類，生產每卡路里的牛肉需要多約十倍的淡水，而生產雞肉需要多三倍（Mekonnen & Hoekstra 2012）。一項關於 FLW 的研究顯示有 14% 的灌溉水用於種植動物飼料（Kummu 等人，2012）。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糧食耗損與浪費並沒有考慮到不安全食品的消費（更不用說具有利弊互見的營養消費食品）[b]。儘管從多個角度來看這可能不切實際，但它也會誇大動物源食品在耗損與浪費統計中的份額。食源性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動物源食品引起的，包括海鮮。一般來說，細菌病原體是最大的食品安全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類別是人畜共通之病（Grace 2015）。事實上，即使是食品安全數據也只能部分解釋動物源食品的風險，以至於影響植物性食品的大量食源性疾病可歸因於交叉污染。後者發生在植物性食品受到動物傳播病原體的影響時，這些病原體通過空氣傳播或通過與動物或人類接觸、受污染的水或使用未充分處理的糞肥土壤改良劑進行傳播。中低收入國家的不安全食品每年造成的生產力損失估計為 950 億美元（Jaffee 等人，2018）。 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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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一些人來說，譴責糧食耗損與浪費的另一個原因，是有關確保糧食安全的地緣政治疑慮，是針對國家層面的。國內糧食耗損有時被視為對食品貿易的日益依賴，因此容易受到國際價格衝擊和貿易限制的影響。儘管食品貿易通常是消費者福利和恢復力的來源，但各國政府在嚴重依賴貿易夥伴來維持國家生計時，會感到擔憂，並且許多人渴望將部分自給自足作為國家安全問題。
對糧食耗損與浪費的第三個疑慮來自其經濟價值。面對持續的貧困和經濟困難，人們不會忽視耗損與浪費的食物價值。根據糧農組織 2011 年的統計和現行食品價格（即不考慮其社會成本），2011 年全球糧食耗損與浪費估計價值 9400 億美元（糧農組織，2014 年）。儘管其價值損失從絕對意義上來說較小，但在國家背景下尤其引起共鳴。例如，根據現行食品價格，2017 年，奈及利亞損失和浪費的糧食價值約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 9%。[8]
在如此情況下，對糧食耗損與浪費的擔憂在於它表明了一種效率低下的問題，或食品行業的表現不佳。不論何種情形，補救糧食耗損與浪費都被視為具有推動經濟效益的潛力。取決於市場的調整方式，食品供應商可能會出售更多商品，而消費者可能得花費更多錢。較低的損失還可能減少對糧食進口的依賴，為國內供應商創造業務，前提是它們能夠競爭。一項研究（調查美國減少糧食耗損與浪費後的潛在經濟收益）估計，利用 11 種不同的預防、恢復和再循環措施，每年可能使企業利潤增加 19 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收益歸於食品服務業（ReFED 2016）。另一項全球的模擬發現，糧食耗損與浪費減少四分之一將對全球 GDP 產生微小、正向的影響（Kuiper 和 Cui，2019）。無論剛才描述的疑慮是否合理，由於上述所有原因，解決糧食耗損與浪費問題的呼聲越來越高。
越來越多的國際、政府和民間社會組織開始接受這樣的觀點，即削減糧食耗損與浪費可以且必須成為應對氣候變遷和所需糧食系統轉型的一部分。在過去十年中，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圍繞糧食耗損與浪費動員起來，因為人們對其驚人的規模和後果的認識已經傳播開來。如今，人們越來越呼籲解決這個被視為全球性議題的問題，並為跨多個議程提供紅利的機會。有人認為，減少糧食耗損與浪費將有助於對抗飢餓和營養不良、減少污染、釋放淡水資源並穩定氣候。例如，2018 年的世界資源研究所報告，將減少供人類消費的糧食耗損與浪費確定為實現永續糧食未來的重要解決方案。2019 年，地球健康飲食委員會的報告指出，減少糧食耗損與浪費對實現健康飲食和永續糧食系統至關重要。同年，糧農組織的年度糧食和農業狀況（SOFI）報告也完全針對糧食耗損與浪費這一主題。與此同時，其年度糧食不安全狀況 (SOFI) 報告強調了防止小農生產時糧食耗損的重要性，並指出在糧食不安全普遍嚴重的低收入國家，糧食的獲取與供應密切相關。報告認為，糧食耗損的減少將緩解糧食短缺，增加農民的收入和獲得糧食的機會，如果規模大到足以影響當地以外的價格，也有利於解決城市糧食不安全的情況。
然而，儘管可能獲得最大收益——以及這種變化的早期跡象——但很少有中低收入國家將糧食耗損與浪費緩解作為優先事項。在國家層面，大多數行動發生在高收入國家。糧食耗損與浪費被載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12.3，呼籲到 2030 年「將全球零售和消費者層面的人均糧食浪費減半，並減少生產過程中的糧食耗損」，不過實現這一目標的行動仍然有限。在漠南非洲，盧安達是唯一一個將糧食耗損與浪費目標納入其《巴黎氣候協定》承諾的國家。即使如此，現實的政策表明，糧食耗損與浪費議程尚未得到認真接受。這種情況引發了一個問題，即現在廣泛存在的、對糧食耗損與浪費的疑慮是否能被視為機會，並轉化為推進緊迫政策優先事項的行動。
將糧食耗損與浪費議程付諸實踐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明顯。糧食耗損與浪費是一個多元問題，其性質、分佈和驅動因素因商品和地理位置而異。令人吃驚的是，不同地區的廢棄食品比例在 25% 到 35% 之間，考慮到其性質、來源因地區而異。地區之間最顯著的差異是消費者層面與食品營銷系統中發生的浪費份額。在中低收入地區，供應鏈的食品處理、加工和分銷部分是糧食耗損與浪費的主要來源，其次是農業，而在世界高收入地區，糧食耗損與浪費的最大份額發生在消費者層面，其次是農業（圖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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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2。 2007 年按地區分列的整個供應鏈中 FLW 量的分佈。資料來源：Flanagan 等人（2019）和糧農組織（2011）。注：世界資源研究所基於糧農組織的分析（2011）。顯示的數值為 FLW 佔糧食供應的百分比，此處定義為糧農組織糧食平衡表中「糧食」和「加工」欄的總和，以噸位計。由於四捨五入，各項數字總和並非 100。 | ||
不同地區的農場損失率差異較小，這掩蓋了驅動它們的顯著差異。儘管世界各地的農民都在與變幻莫測的天氣和疫情作鬥爭，但高收入國家的農場損失有時是故意的（出於利潤考量），例如出於審美或營銷原因而拒絕食用產品。這種情況在中低收入國家並不普遍，那裡的損失絕大多數是供應鏈效率低下的表現。事實上，不同地區的糧食耗損與浪費差異如此之大，以至於它們可能被認為是完全獨立的現象，因不同原因影響不同類型的食物，甚至產生不同的後果。確實，譴責糧食耗損與浪費的原因以及採取補救措施的動機也千差萬別。
糧食損失情況的多元化表明，根據解決糧食耗損與浪費的動機不同，必須採取不同方法。稻米的損失在營養上不等同於番茄或一包洋芋片，環境也不相同。此外，商品在供應鏈中損失的時間越晚，其環境足跡就越大，因為資源用於運輸、轉換和儲存產品。此外，糧食耗損與浪費的重要性不僅與其性質有關，還與其背景有關。例如，在營養不足或營養不良的情況下，丟棄有營養的食物是令人反感的，與其說是從環境角度看，不如說是從營養和公共衛生角度看。在這種情況下，問題不在於食物最初是生產出來的，而在於它沒有被食用。相反，在糧食安全的背景下，食物浪費可能表明糧食生產過剩，對環境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對此，問題則是首先生產了不需要的食物。儘管它們過度簡化了現實，但這些情景說明了從社會角度來看，糧食耗損與浪費是如何因不同原因產生問題的。它們在概念上也有助於識別世界上糧食耗損與浪費的不同問題。
通過削減糧食耗損與浪費可以實現什麼——以及因此可以追求什麼政策目標——也因情況而異。並非所有糧食耗損與浪費干預措施都是平等的；相反，它們的整體效能和分配效應，取決於干預措施及市場結構，即供應鏈中應縮減的地方和買賣雙方的反應。首先，減少糧食耗損與浪費並不會自動防止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種植糧食的情況。它也不能保證有所需的消費者可以獲得更多或更好的食物，甚至不能保證賣家的銷售收入或盈利能力增加。
簡化的情景再次有助於了解可能產生的結果變化。在供應鏈特定階段減少糧食耗損與浪費通常會增加後續階段的糧食供應量，因而降低食品價格。反過來，這如何影響買賣雙方的可支配收入，取決於較低的食品價格是否會導致他們進行更多或更少的交易（以數量計）。較低的價格可能會使賣家（其中許多人也是食品的淨消費者）在食品和其他物品上花費的收入減少，除非銷售額增加到抵銷較低的價格並增加他們的收入。於他們而言，如果食品價格下跌，消費者的購買力將會擴大，從而使他們能夠獲得更多更好的食品或其他物品。然而，處於這個位置的消費者可能因此更大程度的浪費食物，因為他們選擇更有營養但更易腐爛的食物，或者只是變得更加揮霍。在消費者層面降低浪費率的效果也是模棱兩可的，因為它們通過消費者是否購買更多或更少的食物來進行調整。這些情景如何發揮取決於各種市場特徵，包括供應商競爭力和貿易開放程度，以及消費者預算、需求和偏好。
這些上下文變量的影響是使問題複雜的來源。市場特徵已然多種多樣，更複雜的是相關市場包括替代品的選擇。此外，正如消費者有時會因市場變化而轉向食品替代品一樣，賣家（和消費者）有時也會轉向以食品作為能源、飼料、纖維或肥料原料的替代用途市場。由於替代品（食品和食品替代用途）具有不同的營養和環境特徵，[9] 它們不僅會影響對糧食耗損與浪費減少的反應，還會影響整體環境或營養結果。另一個癥結點源自於在不同商品、不同地點的不同供應鏈階段，實現特定糧食耗損與浪費減少的成本差異。導致糧食損失與浪費現象的廣泛成因清楚地表明需要多樣化的干預工具（插文 7-3）。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減少特定商品的損失超過其收益，或者即使它比追求利益的政策目標的其他手段成本更高，那麼這種作法在經濟上可能根本不值得。根據其需要，削減糧食耗損與浪費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在特定情況下解決水資源過度使用或增加農民收入的最佳方法。
| 插文 7-3。造成糧食損耗與浪費的種種因素，需要多樣的解決管道介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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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即使是在供應鏈中一樣階段和相同的商品，食物的損耗與浪費都可能會受到不同因素的影響而發生。大量文獻對這些原因進行了假設，認為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國家之間，有某種範圍的共同性存在。對中低收入國家來說，資訊的有無被視為一個關鍵的限制，這對小農而言更是如此。更準確的天氣信息可以幫助農民更好地規劃耕作時程，從而減少損失。更好地掌握品質標準和生產系統，就能幫助商業導向的農民們降低產品的隱藏成本。一般而言，得到有關改進耕作和儲存習慣的信息，可以減少生產過程中的浪費。文獻還強調了科技的作用與基礎建設的約束，這兩者都和功能失調的信貸市場密切相關，以至於它們限制了有助於抑制虧損的投資。例子包括對冷卻系統、製冰、改善倉儲和道路的投資。2009 年，國際製冷協會估計，如果發展中國家能夠獲得較富裕國家的冷鏈技術，每年將有 2 億多噸的食物免於浪費。文獻還將損失歸咎於供應鏈角色為了克服上述的限制，而使用的風險管理策略。農民的生產量可能比他們合同承諾的銷售量更多，中間商運輸的量可能更多，因為他們知道有些產品可能會過程中被損耗掉。糧食耗損可被理解為不當風險管理策略的后果，該策略涉及建立過多無用的庫存或儲量設備。此外，要以更普遍的方式去理解糧食損耗與浪費，可透過錯誤的食物和資源定價之象徵或其造成的後果。糧食損耗浪費的發生率過高，是因為這些曾經生產出它們的資源，或定價自身的食物，都未能反映出它們真實的社會成本和利益（包括負面的環境外部性和正面的營養外部性）。過多的食物浪費意味食物價格過低。
圖 7-3 呈現出一系列針對食物損耗與浪費的預防策略，這些或許可被用來對應供應鏈中不同階段的造成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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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3。 關於將造成糧食耗損與浪費的種種因素，與干預措施相結合的例子。 | ||
總而言之，採取行動預防糧食耗損與浪費必然會在不同的商品部門、價值鏈的階段、市場環境、社會和環境情況，乃至於地理環境中獲得不同的投資回報。了解縮減糧食耗損與浪費所帶來的潛在投資回報——以及其分配效果——需要通過經驗累積，直至目前為止所做的努力強調了這一點。某些試圖整理對遏制糧食損失與浪費進行部分干預的效果，通過使用經濟模型的分析表明，這些效果可能存在很大差異（插文 7-4）。
| 插文 7-4。一些關於模擬減少糧食耗損與浪費的成果，強調出問題的複雜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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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9 年，瓦赫寧恩大學 (Wageningen University) 的一個團隊通過使用全球經濟模型，模擬出若在耕作和加工的過程中，糧食耗損的情形降低 25%，會有什麼影響。[a] 其主要發現之一是，減少在這兩階段的虧損，對氣候的好處可說是微乎其微，儘管它確實能大幅減少農業用地的使用量（減少 0.7%）。[b] 然而，研究結果指出，減少生產鏈上游的虧損，在獲取糧食方面有正向的影響。該研究還表明，這樣做——減少初級生產中的損失——比起減少加工過程中的損失，更有利消費者取得食物——在漠南非洲地區增加 20 倍，在中亞和南亞增加 10 倍。不過該研究警告，降低在加工階段的損耗，可能會導致這兩個地區的食物價格下跌，從而損害弱勢農戶的糧食安全。
資料來源：基於 Kuiper 和 Cui（2019），糧農組織（2019）。 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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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儘管正在加倍努力地去了解和解決糧食耗損與浪費，但答案仍然比問題少，至少它們與許多中低收入國家相關。即使在許多的中低收入國家，供應鏈不同階段的主要商品之數量和浪費率方面的證據仍然有限，但在更小規模的供應階段可以被分析闡明，例如：
需要更複雜的決策支持手段來推進 FLW 議程。特別需要能夠處理複雜的 FLW 問題的分析工具，來幫助決策者判斷為何與如何在國內以有合理的方式解決它。中低收入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在人力、體制和財政能力受限的情況下，面臨著需解決一連串不停擴大的問題的巨大壓力，這些問題被宣傳為等同於實現國家發展目標。隨著有關 FLW 規模及其涉及層面之廣泛的高級證據的出現，FLW 已成為追求這些目標時需要解決的另一個問題。如前所述，應對挑戰的高層呼籲和承諾正在成倍增加，包括中低收入國家在內，但在這些情況下，問題的複雜性可能會有使國家癱瘓的潛在風險。FLW 預防或許能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些有吸引力的手段來進行它們的主要政策目標，需要更好的分析來向他們展示如何實現。
奈及利亞和越南稻米的對比案例說明了糧食耗損與浪費的重要性取決於具體情況。稻米在兩國廣泛種植和消費，在糧食安全和農村生計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這兩個國家都是各自地區的主要糧食生產國。據估計，這兩個國家還損失或浪費了大約 20% 到 30% 的國內稻米供應，並且在運輸、處理和儲存方面損失慘重。但兩者供應鏈各部分的損失率不同，比起奈及利亞，越南的虧損更偏向供應鏈的下游（圖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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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4。 越南和奈及利亞稻米虧損和浪費在供應鏈的分佈。資料來源：越南的部分，作者們的判斷使用越南農業和收穫後研究所給 Khoi（2017）和糧農組織（2011），在 2016 年的數據。奈及利亞的部分，使用 Danbaba 等人的報告（2019）。 | ||
然而，不同的國情表明，稻米的虧損對兩國有著不同的意義。在營養方面，稻米在越南可以說比在奈及利亞更重要——至少就其對可用卡路里的貢獻而言。在奈及利亞，人均稻米的消費量一直在上升，然而越南的消費量卻一直在下降。雖然奈及利亞以進口稻米來滿足需求，但越南自 2010 年代初就開始出口過剩的稻米—— 2017 年約為 600 萬噸，佔國內產量的 14%，價值約 26 億美元。事實上，近期越南開始將重點轉移到提高稻米的品質、可持續性和附加價值上，提高國內稻米產量不再於國家優先事項中佔據突出地位。相比之下，奈及利亞一直高度專注在提高國內稻米的生產力和取代進口。在這方面，奈及利亞表現顯著，稻米進口量減少了 96%，進口依存度也從 2014 年的 30% 下降到 2017 年到的 1%。但這一增長主要是由於種植面積擴大，而非因稻米的生產力提高。與此同時，奈及利亞的營養不足率高於越南，越南的營養不足率在 2004 年至 2018 年期間有下降，而奈及利亞的營養不足率有所上升（SOFI 2019）。因此，對於奈及利亞來說，虧損降低可能對提高糧食可得性具有吸引力和糧食不安全的農戶的可支配收入，以及可持續性地幫助國內供應跟上不斷增長的稻米需求。在越南，照全球標準來看，稻米的產量很高，但生產過程對環境造成高負荷，降低虧損或許有助於減少稻米的碳足跡，並提高其出口的品質、品牌和定價。
糧食虧損與浪費的規模是不可否認的：2011 年糧食虧損和浪費的量約為 13 億噸，預計到 2030 年將增至 21 億噸。糧食虧損與浪費也是一種全球現象，會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在氣候變遷和生態系統壓力日益增加的情況下，值得注意的是，被丟棄的食物佔了約 7% 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及四分之一的淡水、化肥和農田使用量。面對持續的糧食不安全，今天被丟棄的卡路里和營養物質的數量足以滿足營養不良者的營養需求。考慮到將來，地球即將增長加 27 億人口，被丟棄的可食用食物量若能少於今日浪費的三分之一，或許有助於降低被預計在 2050 年發生的 50% 至 60% 的食物缺口。
認知到問題的嚴重性與事情的轉機，越來越多的政府和民間團體開始呼籲降低 FLW ，以作為應對氣候危機和所需糧食系統轉型的一部分。然而，儘管可能獲得最大收益，許多中低收入國家尚未完全將減少糧食的耗損與浪費列入重點投資項目。仔細研究後，FLW 問題很複雜，如何做出有效的介入措施，比最初看起來更具挑戰性。同時問題的本質與可獲得的利益又因環境和商品而有所異。關於虧損的發生地點與肇因，目前證據有限，各種有時會互相競爭的重點施政項目也面臨到同樣問題——更別說對誰產生何種影響。今天圍繞這個問題的勢頭是一個可喜的發展，但要將政府高層的承諾轉化為有效的國家政策，需要在實驗和證據生成方面進行大量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