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在美國明尼蘇達州政府擔任傳染病學家職務的時候，一些媒體朋友封我為「壞消息麥克」。因為當政府官員或企業主管接到我的電話，通常都聽到他們不想聽到的消息。帕提森（Kermit Pattison）用前述封號作為標題，在《明尼亞波里斯─聖保羅》[1] 雜誌上撰文，他的副標題寫著：「這位頑固不化又直言不諱的州府傳染病學家堅持他只是病菌的信差。不管他是誰，總之他一開口準沒好事。」
我不知道「頑固不化」這個指控從何而來，但我承認自己「直言不諱」。因為我相信所謂「傳染病的因果報應」。意思是，只要我們有所作為，就可以正向地改變歷史的軌跡，而不僅是徒然回顧與解釋當初沒有作為而導致的下場。就好像 1960 與 70 年代兩位公共衛生領域的巨人──費伊（William Foege, b.1936）[2] 和漢德森（Donald Henderson, 1928-2016）──在上千人的協助下完成的壯舉，使得難以計數的未來世代免於天花的感染。只要我們找到需求並且提起集體行動的意志，還有很多像這樣救人無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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