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發展的第一步是全人一體的意識。
──阿爾伯特‧史懷哲
我在沃坎（Waukon）長大，一個位於愛荷華州東北角的小農村，是古老的阿勒馬基市集的故鄉，在密西西比大河灣以西約 24 公里處。我家有三男三女，我排行老大，家裡還有一位會對我們身體虐待並酗酒的父親。我高中一晚深夜返家時，發現父親毆打母親並將啤酒瓶砸在她頭上。這是我見過最嚴重的暴力，包含經常讓母親、兄弟姊妹和我所遭受到的傷害。這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用身體對抗某人。事實上，儘管我對此並不感到特別自豪，我幾乎殺了他。
我經常引用邱吉爾的指示「玩，付出超過你承受得起的代價，然後學會怎麼玩。」那晚，我做了承受不起的事；我知道在那之後他再也回不了我們家了。
當然，家庭危機全都悄無聲息了，但我父親從未回家。這件事至少給了我一個人生教訓，那就是什麼時候該站穩腳根，什麼時候不該。
有些朋友認為這種背景說明我想要保護身邊的每個人。對此我並不太確定，我所知道的是，從國中開始，我就確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我一直都對科學有興趣，但我也愛神秘的事物，例如我會如飢似渴地閱讀夏洛克‧福爾摩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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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是當地兩份報紙的攝影師，它們是分別由兩兄弟所擁有的《沃坎民主》和《沃坎共和》。他們兄弟倆之一的妻子赫爾夫人（Laverne Hull）訂閱了《紐約客》雜誌（The New Yorker），她讀完之後都會讓我看。我很確定她是沃坎，甚至可能是整個愛荷華東北部，唯一的訂閱者。我對於一個叫做「醫學年鑑」的專欄非常著迷，是一位絕妙的天才魯埃希（Berton Roueché）所撰寫的。每當他的一篇文章出現，我就會沉迷於他所描述的醫療奧秘中，並且想像自己是解決謎題的科學偵探團隊中的一員。那段日子裡我甚至不知道「流行病學家」一詞是什麼意思？但我知道我想成為流行病學家。
令我特別滿意的是，1988 年，在魯埃希的晚年，他將我領導在明尼蘇達州西南部和南達科他州爆發的甲狀腺毒症調查寫進了「醫學年鑑」。能夠跟魯埃希先生共事，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棒的禮物之一。
我們做什麼？為什麼那樣做？
流行病學是研究人群中的疾病，目的是為了防止人類和動物得到疾病。公共衛生與之有重複的定義，指的是為了在特定社區達到增進健康的目標所採取的行動，不管社區是明尼蘇達州中的一個小鎮或是非洲大陸，又或是整個地球。
我的英雄暨朋友威廉「比爾」費伊（William "Bill" Foege），是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前主任，卡特中心（Carter Center）的前任執行主任，也是現任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資深研究員及顧問。他說：「公共衛生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社會正義」，他繼續解釋，「公共衛生的哲學基礎是社會正義，而科學基礎則是流行病學。」
為了更好地解釋他的意思，比爾引用了備受推崇的義大利化學家、哲學家列維（Primo Levi）的著作，其灼熱的回憶錄《奧斯威辛集中營》，是大屠殺的重要敘述之一。列維說：「當你知道如何減輕折磨，但卻不做，你就成了施虐者。」我從來沒聽過我們的共同任務有更確切地說明。
比爾是身高 6 呎 7 吋的公共衛生高手，無論從字面上或是隱喻上。或許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參與了全球根除天花的努力，既通過實地也透過制定和實施疫苗接種的「環形戰略」，正式被稱為「監視及遏止」。不足為奇的是，當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茲和他妻子梅琳達決定將其數十億美元的大部分財富奉獻給致力於世界衛生的基金會，他們選擇了費伊作為首席顧問之一。在建立自己的基礎時，他們追求的信念是每個孩子都有權利享有其他人可以提供的健康生活。蓋茲評論道：「我們有責任使世界各地的人們盡可能接近同等的健康水平。」
身為一名公共衛生學院的教授，我的學生經常問：如何準備面對流行病和大流行性疾病帶來的巨大挑戰？我的回答摘自費伊的教戰手冊。
就公衛議題，費伊根據他的個人哲學提出三項原則，我們也都該盡量遵循：
首先，儘管生活看起來令人困惑和撲朔迷離，但我們生活在一個因果關係的世界中。所以答案必定就在某個地方。
其次，要知道真相。知道真相的第一步就是想要了解真相，而不是用看起來更令人滿意或更接近自己世界觀的任何替代方法。
第三，沒有人能獨力完成任何有價值的事。
在這些原則的基礎上，我還要補充一點：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我們都聚在一起。正如偉大而有先見之明的微生物學家和諾貝爾獎得主約書亞．萊德伯格博士（Dr. Joshua Lederberg）警告我們的那樣，「昨天在遙遠的大陸上殺死了一個孩子的微生物，今天可以到達你的手中，而明天又會引發全球大流行。」直到喬許於 2008 年過世，他都是我職業生涯中是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作為導師，他教會我：隔離中的人、細菌、病毒、寄生蟲、地點、或時間，就像一個個孤立的點。但是，如果它們偶然或被設計地組織起來，那麼一堆點就開始變一條線。這就是我們在公共衛生領域的工作：在點變成一條線之前先發現它們，然後做我們必須做的一切，這樣一來那條線就永遠不會實現。
費伊的終身目標之一是閱讀美國歷史學者威爾和艾里爾．杜蘭特（Will and Ariel Durant）的所有著作，特別是他們史詩級的十一卷《文明的故事》。在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羅林斯公共衛生學院的一次談話中，他告訴我們，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後，整個國家和世界大部分地區似乎在一夜之間聚在一起。從那時開始，他想知道有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觸發正義和堅定之類的聯盟？許多人爭辯說，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恐怖襲擊最初有這樣的效果，但並沒有持續太久，可能是被後來那場站不住腳的軍事行動搞亂了，所以快速消散掉。
杜蘭特夫婦認為，外星人入侵將會威脅整個地球，並迫使人類將分歧擱置於一旁。
費伊宣稱：「傳染病實際上是外星人入侵的替代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能夠在冷戰期間根除天花。美蘇雙方都認為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為了更進一步的比喻外星人入侵，我們首先必須說服公眾，實際上是外星生命已經降落在地球上。看一下氣候變遷：科學已經確認它了，但是仍然有很大比例的人拒絕相信它。
傳染病也是如此。我們的任務是說服世界領導人，企業負責人，慈善組織和媒體成員相信大流行和區域性流行病的威脅是真實的，並且只會持續增長。忽略這些威脅，直到它們在我們面前爆炸開來，這並不是一種好策略。
那麼公共衛生打算做些什麼？
並不是要防止死亡，讓我們現在就排除這個選項；這還是不太可能的。迄今為止，總體出生死亡率一直保持不變，而且就我們所看到的未來而言，始終會保持 100%：每出生一個人就會死亡一個人。[1]議程甚至都沒有防止所謂的主要死亡原因。如果可以的話，仍然會有十大死因，我敢肯定，其中一些不會比我們現在已有的更好。我們在公共衛生領域一直努力的是用好的死亡來代替壞的死亡，以防止過早和不必要的死亡與疾病。隨著醫學和公共衛生能力的進步，我們應該要不斷重新定義不可接受的情況。
幾乎所有的死亡都是令人悲傷的，而許多是悲慘的。但是從公共衛生的角度來看，存在著更深刻且更有意義的差異。一名精神受損和身體受到損傷的 90 歲的老人在睡眠中死亡是個善終。一個六歲的孩子，無論住在美國還是非洲或亞洲的某個國家，死於腹瀉下痢都是個可悲的死因。前者是長壽且和平的結束一生，後者是數十年生命和潛力的喪失，以及後代的缺乏。
身為流行病學家，我們有兩個目標。首先是預防。如果不可能的話，其次是將疾病和長期殘疾最小化。為此，我們部署了一系列的醫療對策。
我們有幾種重要的預防武器：衛生設施，包括安全的水和食物，以及安全清除人和動物的糞便和尿液；而疫苗和抗感染藥，可以將疾病，致殘率以及潛在的傳染性最小化。減少傳播疾病的蚊蚋，壁蝨和蒼蠅對於病媒控制至關重要。再來是一些輔助措施，例如消毒劑，以及醫院、療養院和日間照護中心設施的感染控制。也有非醫療行動，包含教育，試圖使大眾改變特定行為，通報與隔離。性行為指南和多重性伴侶的警告措施也是例子。正如我們在 2014 年西非疫情中學到的，伊波拉死者的喪葬方式也在改變。
但是，早在我們有一種科學的方法來鑑定微生物或疾病的細菌學說之前，流行病學一直都有一項基本工具，而且我希望可以維持下去，那就是：觀察。
在 18 世紀的英國鄉村，人們已經觀察到並注意到，擠奶女工似乎通常對於天花免疫，天花的死亡率至少是 30%，甚至更高。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博士推測，暴露於相似但不那麼嚴重的牛痘以某種方式保護了她們。1796 年的 5 月，在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實驗中，他從擠牛奶的女僕莎拉‧內爾姆斯（Sarah Nelmes）手上的牛痘水泡抽出膿液，並將其劃入園丁八歲的兒子詹姆斯．菲普斯（James Phipps）的手臂中。詹姆斯短時間內發燒，且感到不適，但很快就康復了。後來詹納給他注射了來自實際天花病毒的膿液時，男孩仍然沒有得病。
詹納發表了三篇關於該主題的論文，因而成為疫苗之父。公共衛生裝備中的基本武器，從仔細觀察開始。
約翰．斯諾（John Snow）是一名 1813 年出生的英國內科醫生，被認為是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的守護神。斯諾是英國皇家外科醫學院的成員，是安全麻醉管理的先驅，並在維多利亞女王的最後兩個孩子出生時，向他們施用了氯仿（1853 年和 1857 年）。
在那個時期，倫敦每隔幾年就遭受霍亂疫情的困擾，霍亂使人生病、死亡，並在整個大都市地區散播恐懼。醫學界普遍認為，暴發是由「瘴氣」或空氣不良引起的。斯諾對此表示懷疑，並在 1849 年的一篇題為《關於霍亂的傳播方式》的論文中發表了他的疑慮。當時，微生物學還處於起步階段，尚未發現引起霍亂的細菌。這項發現將在 1854 年至 1865 年之間，出現於義大利醫師菲利波．帕契尼（Filippo Pacini）進行的一系列研究和發表之中。
1854 年 8 月的爆發是記憶中最嚴重的一次，在倫敦的某些地區，死亡率超過了 10 ％。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是蘇活區（Soho），該區位於西區，與牛津街（Oxford Street）和攝政街（Regent Street）接壤，移民和窮人大量湧入，衛生設施不足，幾乎沒有下水道設施。
斯諾意識到，最大的案件群似乎集中在 Soho 中部的兩個街區，靠近攝政（現在是牛津）圓環並且沿著博德（現在是布勞維克）街。他通過在倫敦地圖上將居民居住的建築物塗黑來開始記錄這些群集。在聖盧克教堂助理院長亨利．懷特黑德牧師的幫助下（當時他是瘴氣理論的信奉者）斯諾去了病患的家，詢問他們生病前幾天的個人習慣和去處。
通過這種「走動」流行病學方法，斯諾提出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幾乎所有病患都從博德街的水井中取水。更重要的是，有十名死者其實更靠近另一口井，但其中五名病患仍使用博德街的井，因為他們偏好那裡的水。在另外三個案例中，死者是在博德街附近上學的孩子。
斯諾在他的顯微鏡下查看了井水的樣品，並對其進行了化學分析。結果尚無定論。但是他那時對兩者的關聯深信不疑，於是在 9 月 7 日晚上，他去了聖詹姆斯教區的社區委員會，詳細說明了他的統計數據，並要求他們拆下泵的手柄，使人無法從井中汲水。
第二天他們就這麼做了。儘管霍亂疫情已經因為許多恐懼的倫敦人逃離了這座城市而減弱，但博德街水井的關閉有效地結束了那次爆發。
不幸的是，在霍亂危機結束後，政府官員對於當地居民屈服了，依他們的希望將水井恢復原狀並更換泵的手柄。直到 1866 年，由另一口受污染井中的飲用水引發了霍亂之後，博德街水泵才被永久關閉。
今天，位於布勞維克和萊辛頓街角的斯諾酒吧（John Snow Pub），是任何造訪倫敦的流行病學家或公共衛生官員的朝聖之地。我去過很多次，喝一兩杯啤酒。每當我來到這個地標，它都會提醒我，儘管當年科學研究尚未確定霍亂的病因，但斯諾博士所採用的基本方法至今仍是流行病學調查的基礎。
斯諾的工作顯然是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實踐中的重要里程碑。但是我相信現代公共衛生之父的榮譽，應該歸於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
特斯拉是來自塞爾維亞的工程師，他發明了交流感應電動機，並廣泛應用了電力。電力的出現為公共衛生和傳染病控制帶來了巨大的飛躍。借助電力水泵，可以在全世界實現安全的供水。有了自來水，就可以建立有效的下水道系統。電力還為我們帶來了冷藏，能夠對牛奶進行巴氏殺菌，幫助疫苗的生產，以及空調：使蚊子遠離我們的家和工作場所。通過 X 光和其他成像技術、診斷設備、機械呼吸機等的發明，徹底改變了醫學實踐。
在 1900 年，美國的平均預期壽命為 48 歲。到了一百年後的 2000 年，已是 77 歲。在二十世紀，每三天我們就獲得一天的預期壽命。考慮到以下事實：人類以直立猿人的形式出現在 240 萬年前，而直到西元 1900 年我們才達到了 48 歲的預期壽命。這意味著，過去花了八萬代才達到 1900 年代的預期壽命，而後只用四代就達到了目前的水平。有了乾淨的水，下水道系統，更安全的食物，巴氏殺菌過的牛奶和疫苗，我們在消除致死兒童的疾病方面取得了歷史性進步。兒童特別容易受到與這些環境條件有關疾病的傷害。
但是，可別過度激情地慶賀我們自己的進步。正如後文要說的，我們將面臨的挑戰甚至比過去曾經面臨的更為嚴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