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與教育

單維彰的私人書摘

民主與教育 Democracy and Education,杜威 John Dewey 著,薛絢譯,網路與書, 2006, ISBN 978-986-82027-7-1

薛絢做了一件大善事,這本書翻譯得很好,讀起來順暢自然。 而且誠如書面所言:「一百年之前與之後,我們都受這本書影響」, 所以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熟悉了這本書的內容理念。 因此,不論在文字上還是內容上,華文世界所有自我期許關心教育和文化的人, 都不再有逃避這部經典的理由。 我也真心同意書面的廣告辭:

每一個正在思考自己與後代之未來的人,都需一讀

我本來想趕在這本書的原著出版 (1916) 百年之際讀它, 但是拖拖拉拉地延宕到 2017 年(因為總是被其他的書插隊)。 這本書出版於第一次世界大戰, 跟創造了「通識教育」的《哈佛報告》出版於第二次世界大戰類比, 讓人忍不住地產生聯想:想像那歐洲人幾乎自我毀滅在他們一手創造的工業文明的當口, 一大群人在國境之外博命抵抗,以最原始的方式保護自我的生存, 同時一小群人在國境之內苦思,假如他們逃得過這次毀滅,該如何避免下一次浩劫? 十九世紀末,歐洲白人志得意滿,自認已窮世間之所有物理知識, 而德國因為科技創新式(相對於博雅式的)教育(特別是高教)在鋼鐵、電磁和化學上急速超越同儕之際,更加自以為優越而理應獲得更優渥的生活空間; 彼當時也,上帝剛剛退場,但封建與皇族雖殘凋卻還緊巴著權杖, 舊法已不再有力而新秩序尚未成形,大戰難以豁免。

我們今天所認知的民主社會,在二戰之後才真正展開。 教皇與貴族一同隨著上帝退出政治舞台之後,西歐與北美的社會, 必須在威權與信條之外,重新建立人命賴以生存而文明繫以為繼的秩序。 那個新秩序,就是只設定遊戲規則而別無任何先驗教條的:民主。 不論是杜威的教育哲學,還是哈佛的「平民版博雅教育」, 都是在民主序幕的當初,洞察機先而設想的新世紀教育藍圖。 杜威的第一章,等於是直白地說:教育就是為了讓我們都能在民主體制中活下去。

唯有教育能維護民主社會的運作。 而如果我們不嚴守民主的遊戲規則, 那麼隨時伺機而動的原始本能立刻就要沒收我們的成就, 而重現亙古以來的唯一遊戲規則 -- 暴力。 暴力,是一切權力的真實基礎。 暴力,是擁有者不能克制也無須克制的優勢。 就合理的個人時間尺度來看(譬如三十年),暴力是最合理也最有效的解決方案。 我們這個人種,也許在走進農耕之後,花了一萬年才抵達這個不太暴力的時代。 我們的時代,也許就像大唐、南宋、前清所有這些盛世一樣,同樣脆弱地難以自我延續。 當文明無力自保,暴力轉瞬就要登場。 一百年前寫下這些教育哲學的智者與仁者,所盼無他, 也就是自古以來每個時代都盼望,而到目前為止從來不曾維護超過兩百年的:永保安康的太平歲月。 我們毫無理由盲目地自大,認為我們自己的時代就是歷史上第一個永保太平的時代; 我們如果要憑藉任何理由相信自己的時代,比起任何前朝更具有長治久安的勝算, 則只能巴望著「民主」這個制度;但是民主沒有足夠的暴力來維護它自己, 深思苦慮,民主的維繫只能寄望於「教育」。 杜威的藍圖與論述,哈佛的通識教育宣言,所為所求皆於斯。 美國知識份子恨川普的,就是恨他帶頭破壞這個制度。 而北韓表現給全世界看的,不就是再次證明「權力」的最原始形式:暴力,才是一切發言權和治理權的真正基礎嗎?

雖然杜威寫著民主社會的教育藍圖,但是可不要以為他心目中或者他所經歷的民主社會, 跟今天的讀者有同樣的感受。 這本書出版的 1916 年,英國就連成年男性都還沒有普遍的選舉權,更別說女人了。 一戰之後,因為普羅大眾的(白人)男性青年為保衛不列顛帝國所做的集體犧牲, 換來了 21 歲成年男性的自動選舉權。 在美國,成年的白女人在 1920 年有聯邦法律保障的選舉權,至於各州的實施細節則還有得瞧;黑女人的選舉權,則陸續爭執到 1960 年代中葉,在我出生之後才底定。 杜威說的民主,傑佛遜說的民主,羅馬人說的民主,希臘人說的民主,各有各的時代意義, 跟我們今天生活在台灣的人,有著不同的意義,千萬不要隨便投射自己的經驗。

儘管杜威的民主經驗還是那麼地初期,但是他的思想已經跑很遠了;遠得直到今天讀起來都還像是新的。 郝明義的導讀寫得很不錯,但是他摘錄了幾乎滿滿兩頁的杜威原文(薛絢的翻譯), 幾乎都來自於第 16、17 章。或許不是郝先生偷懶,而是這本書實在太精彩了, 名言佳句摘也摘不完。 郝先生寫在民國 95 年的話,十年後讀起來不但還沒過期,反而像是沈痛的預言:

這一百年裡,我們眼看著「國家」的概念被「民族」窄化, 被「主義」窄化,被「政黨」窄化,又要回頭被「鄉土」窄化; 教育的思想,隨著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切割, 被種種「革命」切割,被「科技至上」切割,被「本土意識」切割, 也就不足為奇。教育思想如此,教育方法會被「文憑主義」、 「升學主義」、「考試主義」零碎化,又有什麼值得驚奇? (p.11)

因為這本書是「經典」;對於不了解「經典」是什麼意思的人, 讀這本書可以獲得「經典」的親身體驗,就是它在我們閱讀之前就已經存在於意識之中了。 所以,這本書可以不必按照順序讀;我試了幾次,完全同意郝先生在「導讀」裡的建議, 這本書可以隨便翻開某一章,開始讀。因為薛絢翻譯得極順暢,我可以輕鬆地在一次閱讀的時間裡讀完一章。

在杜威的書裡,隨處看到我們闡述新數學課綱的「識」, 也回溯肯定了撰寫〈看郵票說數學的大歷史〉這一篇的理由: 我用郵票把地理帶進數學歷史。

人類的活動擅長吸納意義與發現意義。... 人從事的活動 ... 本來可能是狹隘的個人行為或某種技術能耐,藉著地理和歷史提供的教材,點出了相關的背景、觀點、思考角度。 我們把自己的行為納入時空脈絡的能力每有增加,我們的行為包含的意義就跟著增加。 (p.264ff)

只顧積累與生活直接利害無關的資訊使頭腦變呆。 (p.266)

以下這段也就是說「做什麼」可以支持「是什麼」的認知,「行」可以支援「知」, 而未必先知後行。

要能看見數學概念在其中起作用的那些疑問, 看見各種概念在解決這些疑問時有哪些確切功用, 才會懂得這些數學概念。... 意義 -- 或知識內涵 -- 在於各個成分在系統之中有什麼作用。 (p.282)
西方數學教育經常糾結「先理解再操作」還是「先操作再理解」的原則性問題, 東方傳統則可以接受先學會操作再說。兩者各有優勢也都有缺點, 但是後者在教學方法上,似乎比較有效。 而採用這種方法教學,就該認真思考如何事後補充「理解」不足的問題, 以免越來越流於無意識的操作。

我們可能知道許多不知如何表達的事, 這些知識就停留在實用、直接、個人的階段 [因此就不能轉移]。 (p.286ff)
例如很多藝術、創作、體育活動,都比較像是不能轉移的個人知識。 可見知識要能有系統地大幅轉移(能在課程中教與學,而不僅是師徒制的學習), 必先賦予一套符號系統,也就是抽象化。 「抽象化了的東西,要用專門的用語和陳述來記錄、確定、傳遞。」 因此,「意義脫離了原來的經驗」。

小學教育最需要營造直接經驗的背景,但同樣的道理 [安排能夠呈現典型經驗情境的遊戲和主動性作業] 也適用於每種科目的初學階段。例如,中學生和大學第一次接觸某門知識時, 實驗課首要的、基本的功用是讓學生自己去熟悉一下大略的事實, 也就是讓學生抓到對這些事物的「感覺」。 ... 校內活動的根本用意不是製造樂趣或減輕學習的負擔, 也不是為了學技能,而是為了使經驗的範圍擴大內容充實, 並且保持學習過程中的興趣不衰。(p.294)
我們的新課綱和「素養教學模組」就是這樣設計的: 三角、對數都從可用計算機作實驗的基礎出發。 而我們一再宣導:計算機融入數學課程的意義之一,是讓數學概念看似客觀的存在 (例如三角比和對數),使得數學課在某種範圍內可以像自然課一樣觀察與歸納。

在杜威的時代,「研究人士」的教育算是「職業教育」。 時至今日的台灣,大學皆以此為職志。

統御階級接受的教育基本上也算是職業教育。... 其他的職業教育,大約就是培養師資和專門的研究人才了。 吾人有一種奇怪的迷信,以為培養招搖式的無所事事、培養師資、 培養文藝、培養領袖的教育都不算是職業教育, 而且以為諸如此類都是文化教育。間接培育作家的文藝訓練, 尤其容易墮入這種迷信。 許多老師和作家寫文章捍衛文化的與人文的教育,反對專科實務教育的擴張, 他們卻不自知,他們受的教育(他們自稱是通才教育)主要也是培養他們走入自己這一行的才能。 他們根本已經養成習慣,認為自己做的事基本上是文化的,卻忽略別的行業也可能有文化性。 這種區隔的根由是傳統觀念在作業,所以認為只有向特定雇主負責的工作才算職業, 對最終的雇主 -- 社會 -- 負責的卻不算。 (p.387)
以上那一番話相當「民粹」,而這樣的觀念,至今還是「進步」的, 不枉他被貼上「進步主義」的標籤。 但是杜威本人應該不喜歡這樣的劃分。因為他說
我們一直在批評的各種劃分 -- 也是本書提出的教育觀力求避免的現象 -- 都是把道德定義得太狹窄所引起的。 狹義的道德一方面專指爛好人 (a sentimental goody-goody) 式的心性,不考慮能不能對社會有益; 另一方面又太重視傳統與慣例,把道德侷限為一條條應該遵行的確定項目。 (p.436)
花了許多篇幅說明「道德是什麼」之後,關於道德教育,杜威總括一句話說
道德教育面臨的最重大問題,就是如何使知識與行為連貫。 (p.440)
素養是說「知識、能力、態度」而許多人幾乎把態度的教育與道德或品格的教育畫上等號, 所以杜威在一百年前的「進步的」道德觀念,如今可能換個名字 -- 態度 -- 繼續掙扎。 在「知行識」的架構下,「識」是連接與承載知與行的「以太」,也就充當道德的角色了。

最後,知識份子既然被杜威視為一種「職業」,他們總得自己謀生。 杜威給知識份子的「君子愛財」寫了一段道德註腳,值得共勉。

他在群體中得到的與貢獻的並不是看得見的財物, 而是使自覺的生活更趨寬廣深化 -- 能夠更深刻地、更有紀律地、更開闊地實現生活的意義。至於他在物質上的獲得與付出,充其量只是幫助自覺生活成長的機會與手段。 要不然,這些就既不是付出也不是取得,只是事物在空間中的位置變動罷了。 (p.439)
知識份子換取的看不見財物,或許是旅行和看來無所事事的思考時間吧。



因為圖書館已經第三次催我還這本書,所以今晚匆匆寫下書摘。 這本書值得收藏,所以我還給圖書館之後,會再買一冊回家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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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June 24, 2017
Last Revised: Sep 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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