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everlands 聰明國度

單維彰的私人書摘

露西.克雷韓 Lucy Crehan 著, 洪慧芳譯 (2019) 聰明國度 Cleverlands. 新北市:奇光出版。 ISBN 978-986-97264-5-0

書封:台灣教育發展史

5 月 30 日,我參加徐式寬老師主辦的 教育的古典與現代之對話座談會, 會中聽到國北教吳麗君教授(教育學院院長)提及 東亞的背誦式數學學習或許提高了解題的創造力, 我追問她在哪裡讀到的?她在會後指出這本書。 我拿到書之後,才想起柯華葳教授早在幾年前就建議我讀這本書, 我猜那是她寫完導讀之後說的吧?可惜我當時沒有馬上讀就忘了。 很慶幸吳教授提供給我第二次機會。

作者是一位很有才氣又勇敢的英國女性研究生,她周遊世界拜訪學校, 並借宿在同儕家裡(通常是受訪學校中的教師)。 她以教育學者的專業,附以人類學者的直覺,寫下這一份很有創意的第一手調查報告。

第 2 章的主題是入學年齡和學前教育內容與方法,主述對象是芬蘭, 但也提及作者做的一些國際文獻調查。 在台灣,提早讓兒童入學似乎也附有「安親」的社會責任。 剛才讀到《聰明國度》第 203 頁。發現一篇文獻,其實是一本書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learning: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Univ Press, 2012. 作者是華裔的李瑾。 https://www.amazon.com/dp/0521160626/ref=cm_sw_r_cp_apa_i_XqW2EbKWEVW7P 暫時讀不到這本書,但是讀一篇 Review 也很有收穫。我把書摘附在信裡。裡面提到一件關於台灣的事,可能是馬政府時代的消息,但是並未實現。

式寬教授說

收到您的這封信,的確是內心五味雜陳。李瑾這本2012年的書,在我們撰寫那本2015年的書的時候,是重要的參考資料。這一本書將中西兩方對於教育的哲學背景做了一個比對(如附圖)。主要是引自孔子/論語與亞里士多德/蘇格拉底等對於學習或學習者的陳述,在重要的議題上做了一番解析與比較。以一本書的方式,有重點地分別說明兩者對於同一個議題的兩套不同系統,不輕易套入對方框架,非常難能可貴。而且本書論述清晰文筆流暢,對於國外的學者認識中國文化中有關學習的論述是一個很好的入手。 但是也就是因為這樣區分,使得中西兩方的差異特別凸顯。當中國文化被歸類於比較偏於心性陶冶(heart-oriented vs. mind-oriented)的一套系統後,中國文化中對於跟西方雷同的內涵,如提問與探究的論述,就被淡化了,或是幾乎不提。 我們接下來想要發展的這本書,其實是希望在這個缺口上補足。我們先不需要與西方比較,而是先來釐清我們自己的東西,而是我們心目中的cultivation,both mind and heart. 做一個比較完整而全面的討論。

昨天閱讀的 van Egmond (2013) 寫的 Review, 用的是 mind- vs virtue-oriented 的對應架構。 但我不知從哪裡聽說:中國文化中的 virtue 概念與西方不同, 我們的「德」向來包括知識,是這樣嗎? (當然這個話題不適合在 Email 裡面談。) 關於另一個關鍵詞「paradox」, 吳院長轉述《聰明國度》關於東方學習特徵的「矛盾表現」, 大約出現在 p.238 前後,而關鍵文獻是 John Biggs (1996) Approaches to learning of Asian students: A multiple paradox. In J. Pandy, D. Sinha, and P.S. Bhawuk (Eds.) Asian contributions to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pp. 180-199). New Delhi: Sage. 其實 Biggs 和他的同事在香港編了一整本比較教育的書 Watkins and Biggs (1996) The Chinese Learner: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書中的引用文獻是錯的) 這位從香港大學退休的澳洲學者 John Biggs 真是個「非常有趣」的人, 他經營自己的網頁 https://www.johnbiggs.com.au/ 比較近的一篇後續: Rao N., Chan C.K.K. (2010) Moving Beyond Paradoxes: Understanding Chinese Learners and Their Teachers. In: Chan C., Rao N. (eds) Revisiting The Chinese Learner. CERC Studies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vol 25. Springer, Dordrecht 其實所為的 paradoxes 現在應該已經不神秘了,就是熟能生巧, 熟練之後,釋放了工作記憶的容量,有機會用來執行更有創意的工作。 這一點,我已經寫在《中學數學教材教法》這本書裡(2020, 五南)。

式寬教授說

看來您趕進度的腳步是很快的。 Watkins and Biggs 的兩本書,The Chinese learner (1996) 和 Teaching the Chinese Learner(2001),也是我們上一輪參考的兩本重要書籍(都是CERC出版的)。 他們的確在1996年就提出了在觀察中國教室與課堂中,發現的一連串的,與西方認識的學習環境與效果很不一樣甚至看來矛盾的多個現象(paradoxes),包括在大班教學中學生依然可以非常專注地學習,以及以背誦來促進理解等現象。我覺得這些都值得再去挖掘的。 只不過是,在後來的Chan C., Rao (2010)的書中,他們沒有再進一步去挖掘喔。他們這本"蓋棺論定"的書中,基本上已經說我們不需要再去研究中國文化裡的特徵了。因為他們發現中國學生也完全能夠用西方的那一套來學習,而且學習得很好。 但我們是否要完全同意這個定論,我們可以再討論。

[p.25] 二二八之後,於日本進行臺灣獨立運動的代表人物是廖文毅, 先於九龍成立「臺灣再解放聯盟」,後於 1950 年 2 月轉往日本東京。

p.25

[p.43] 表 2-2 清臺灣行政區劃分變動

p.43

[p.53ff] 表 2-4 日本時期教育行政體系

p.53
p.54

[p.57] 1919 年〈臺灣教育令〉學制圖,但它幾乎沒有生效

p.57

[p.59]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學制圖,這個有效。 開始所謂「內地延長」,除了小學/公學以外,台日共學。 但是實際上並未發生,看後面的。 1945 國民政府改學制為 633 制。 日本則也被麥克阿瑟改為 633 制,而且開始九年國教。

p.59

[p.68ff] 初期國共戰事很緊張,直到 1954 台美〈共同防禦條約〉之後才好轉。 1952 年起實施高中軍訓。

日本教科書由總督府印製發行,或由「臺灣新高堂書局」代理販售。 1945 年 12 月臺北成立第一間出版社「東方出版社」就在「高堂書局」原址上。[p.110]

全國教育會議

  1. 前三次都在大陸 [p.70]
  2. 第四次 1962 發展華僑教育。黃季陸部長 [p.70]
  3. 第五次 1970 加強科學教育、文化建設。「倫理、民主、科學」作為教育指標。 鍾皎光部長 [p.70]
  4. 第六次 1988 (1987 年 7 月 15 日解嚴,之前十七年未開此會) 討論各級學校發展計畫。毛高文部長 [p.79]
  5. 第七次 1994 教育自由化(6 月召開,稍早發生 410 教改大遊行) 推動多元教育。郭為藩部長 [p.79]

[p.72] 1924 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宣言發展兒童本位教育, 整理全國學制,保障教育經費獨立。最後這一件到底做了沒有? 但如李光耀說「沒有人欠你(新加坡人)生計」。 執政者沒必要主動釋出掐住教育脖子的權力(包含預算規劃), 又如孫文說「沒有天上掉下來(賦)的人權」,需要自己爭取。

[p.73] 雖然國民黨一直領導著教育政策,但「黨化教育」於 1972 年到達新的層次。

p.73

[p.102ff] 1895 年 9 月 20 日成立「芝山巖學務部學堂」, 首批招收到 21 名台籍學生:甲組 6 名(略通日語),乙組 21 名(具漢文素養), 丙組 7 名(以上皆非)。次年 1896 元旦全校六名教師、一名軍夫被殺。 1896 年 4 月改制為「國語學校附屬芝山巖學堂」,後來又改為 「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即今日「士林國小」。 日本人在一年內於臺灣各地(包括澎湖、恆春等地)設立 16 間「國語傳習所」,分校 18 所。 起初直轄於總督府,1898 年 7 月為解除經費負擔,設立「公學校」取代「國語傳習所」, 令街庄負擔經費。這些都發生在「無方針主義」時期,意思是只有「原則」沒有「方針」, 且做且改。

[p.106]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表面開始「日台共學」。 堪稱穩定地實施到 1936 年。

[p.107] 如今對於日本時代小學教育內涵與表現(服裝、風氣等), 可能都是「皇民化運動」之後的時代。

p.107

[p.120] 1922 年後中學校、高等學校的情形。

p.120

[p.121] 1952 年開辦第一屆初中聯考,著名的小學惡補煉獄正式開始。 其實日本時期的初中升學,已經有補習,但是可能需求沒那麼大, 聽說很多情況是小學教師擇可造之材給予免費補習。

p.121

[p.121ff] 為緩解初中升高中的升學壓力,於 1950 年指定省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師大附中)以及省立嘉義女中試辦「四二學制」,可直升高中。 某些任職於教育界或學術界的家長,即使子弟可讀建國中學卻還是將子弟送進師大附中, 可能知道此消息而納入考量。 民國 42 年第一學期起,於成功中學進行「生活中心」教育實驗, 並以「社會本位」之教育理念,指定多所學校進行「社會中心」教育實驗。 這些工作都記載於陳梅生回憶錄裡,都跟美援和聯合國的補助有關。

[p.125] 來到近代,1991 年教育部打算將普高、技高學生比例調整為 4:6, 並加強技職教育。當年的後中學生總量是人口中多少百分比? 本來的普、技比例為何?而且,似乎無緣實施,因為沒多久就發生了 410 教改大遊行, 從此走上一條不歸路。(希望不是「不歸」只是「難返」而已。) 1996 年開始試辦綜合高中,可是同年又開辦完全中學; 雖然兩種學制並不矛盾,但是有何必要雙軌並進? 我高度懷疑那時候根本沒協調好,或者主政者並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p.131-2] 臺北帝大以及台籍留日的教育情形。

p.131
p.132

[p.134] 1956 年開授博士學位,當時以文史與社會領域為大宗。 開辦時,僅授予六大科的博士,文法理工農醫,沒有「商」。 第一個博士班是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民國 47 學年開學, 民國 49 年 12 月周道濟獲政治大學法學博士,是臺灣第一位本土博士。 周博士之前於民國 35 年考入復員於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法律系。

[p.136] 關於大學聯招。

p.136

[p.156ff] 早期的師資與師範教育。

p.156
p.157

[p.200ff] 清代出於臺灣的文、武進士。

p.200
p.201

[p.226] 表 4-3 1899--1926 臺灣書房與公學校的消長。

p.226

[p.324] 馬偕 (G. L. MacKay, 1844-1901) 的生平是很容易查到的。 但這次讓我注意到的新事件,是他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牛津郡。 以前,我以為他辦理的學校叫做「牛津」是理所當然地向英國的學術傳統致敬, 但現在我想那可能是向他懷念故鄉的一種方式吧。 也可能是雙關的。馬偕是來到北臺灣的第一位長老教會傳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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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June 9,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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