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翊林（1930）。最近三十年中國教育史。上海市：太平洋書店。
這是一本「歷史上的歷史」，此書本身即為歷史，作者幾乎就是當代人， 藉此可以看到靠近第一手的資料與詮釋。 表面上，這本書所指的「30 年」應該是第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 這可能是行銷手法，因為太平洋書店在民國十九年（西元 1930 年）出版了一系列《最近三十年中國ＸＸ史》。 但實際上涵蓋的時間從同治元年 (1862) 設京師同文館起（洋務／自強運動始）， 到民國十七年 (1928) 止，共 64 年；但統計數據似乎沒有超過民國十四年的。
全書四編，第一編「緒論」主張教育是隨著政治、經濟、社會而改變的。 在政治上，這段時期中國從專制政治變到民主政治 （我覺得很有趣：當時是北洋政府時期，而人們自以為中國已經實行民主政治）， 由家庭經濟變到國民經濟：
〔家庭經濟〕狀況下的教育，從事經濟事業的人，祇須非正式的教育──徒弟制度， 而無待於正式教育──學校教育， 所以經濟教育（實業教育及職業教育）在〔中國過去的〕國家教育上完全沒有位置。 (p.3)由宗法社會變到國家社會，當時已經提到「都市已成經濟上的重心，不但有資產的人多數匯集到都市來，即受過中等教育以上的人，也大部分匯集到都市來」(p.5)；沒想到即使在「北伐」之前，中國的都市化已經這麼明顯了。 至於文化當然也變了，作者舉例說
清末教育宗旨列有尊孔一條，民國以後無之； 清末學校課程自小學以至大學讀經占第一位，民國以後除極短時期的變化外， 學校均不讀經，祇大學本科有「中國哲學」一門經學與子書並列。 (p.7)關於新、舊教育的課程分別，作者也說得頗有意思： 「舊教育的課程純屬一種文字教育， 而新教育的課程則擴大到與人生的全體都有關涉。」(p.28) 文字教育不就是 literacy 嗎？所以舊教育也是 literacy 導向， 只是第二十一世紀擴充了 literacy 的概念。
作者分析〈舊教育崩潰的次第〉(pp.19-24) 有三個階段：
現在的書籍都將 1902 年（壬寅）初定而未行的學制稱為《欽定學堂章程》， 而將次年 1903（癸卯）修訂且施行的學制稱為《奏定學堂章程》， 但是此書並未如此細分，而皆稱《奏定學堂章程》。 這表現出當時的看法：或許這兩份官方文件僅為前後修訂的同一份文件。 當時光緒已經不能視事，而新學制、廢科舉的千年大事， 在那個茶壺般的小朝廷裡掀起風暴，留下權力傾輒的痕跡，也是很自然的。
作者認為新式學堂以前的教育（包括萌芽期）
可以說是人才教育，而不是國民教育。 ...〔國民教育〕為近代教育的一種精華，為中國從來所沒有，現在方才輸入中國。 (p.61)我也這樣認為：雖然中國自古有「學」，但是沒有現代意義的「教育」； 「教育」是外來物，對我國文化而言，是全新的外來物， 也許可以快快地「對接」，速成一種表面的適應，但是不能小覷文化入人之深的力量， 對於外來物的內化，以至真正發生改變，需要更長的時間； 我相信我們現在仍處於「對接適應」到「內化改變」的途中， 只是最近的半個世紀──所謂資訊革命時期──科技帶動的社會／政治變遷實在太快， 使得人們一則忙著適應新局而耗盡心力，沒有嫻靜的時間去體悟改變， 二則迅變的生活創造了假象，讓人以為世界向來就是如此瞬變， 而忽略了凝視與思考文化中真實變遷的問題意識。
壬寅學制（張百熙）「完全從日本學制抄來」(p.80)， 或許因為如此而未實施，即由張之洞、榮慶會同張百熙重訂，隔年得以公布實施， 即癸卯學制，正式名稱是《奏定學堂章程》。 這是一份最多長達 25 年的學制（不含年限不定的學前教育「蒙養院」）， 如果完成最高級的「通儒院」可能已經 30 歲了，我想像它就是博士學位； 博士學位從新式學制的一開始就正式列在裡面，顯得它好像是「應該」讀的學位似的。 「初等教育階段」分成五年的初等小學與四年的高等小學，我想像後者相當於初中。 「中等教育階段」是五年的「中學堂」或「初級師範」或「中等實業學堂」（五到八年）。 這份官方學制已經規畫了「補習教育」，其理由不難想像：因為這是一個「大變」的學制， 許多適齡的在學學生必須從原本的學習路徑中轉銜而來，很可能需要補習， 而政府承認這種需求，因此安排各階段的補習教育。 與「初等小學堂」同級的有「藝徒學堂」，對實施技職導向的教育， 這是很「理想」的規畫，但是它可能打一開始就不受青睞，特別是在當年少有需求， 因為傳統百工的學徒式技職教育已有穩固的基礎，並不需要官方提供管道， 而新的生產技術尚未廣泛傳入中國，百姓也感受不到它的需求。
癸卯學制初定小學階段分為初等、高等兩級，初等五年，高等四年。 要訂這麼長的小學學年，可能因為當時的思考方式，宣稱小學畢業相當於「廩生」功名。 實施之頭幾年便「滾動式修訂」，幾經加減， 最後在宣統二年 (1910) 底定初小四年、高小四年，小學共八年。 從三年級開始讀經， 3--8 年級依序讀孝經、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詩經、禮記（節本）。 頁 88-90 列出初小、高小的應修科目表，算術科每週節數（／每週節數）簡記於下表。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
| 4/24 | 4/24 | 5/30 | 5/30 | 4/36 | 4/36 | 4/36 | 5/36 |
| 20 以下加減乘除 | 100 以下加減乘除 | 正整數加減乘除 | 簡易小數 | 十進制加減乘除 | 分數加減乘除 | 分數四則百分數利息珠算 | 比例珠算簿記 |
高小三年級（7 年級）起可開英文選修課，主要只有城市裡的學校提供。 學則特別聲明不可體罰：「十三歲以上夏楚萬不可用」(p.91)。 這樣寫著，特別有「此地無銀」的效果。 小學階段「注重教法的講究，在本期已開了一個先河」， 「蒙養院有福祿特爾教法」，「大概依哈巴脫的學說分為五段或三段四段不等」， 各種教學法「自日本先後輸入，而且應用於實際」(p.92)。
癸卯設計中學堂五年（有些文件寫「大學堂」）， 與師範學堂分校並列，文實分校不分科。 宣統元年號稱「采德國成法」要文實分科，一年之後又知難而退，改回分校不分科。 文科中學課時最多的還是讀經，每學年皆為 9/36 節，畢業生相當於「貢生」功名（出身）。 算學每週有 4/36 節。 中學階段就不太講究教法了，「學年考試已極繁重，而畢業考試連考一二十門」(p.108)。 宣統元年有中學堂 460 所，學生四萬多人；中學教師有師範學歷者不到 1/3， 而學歷又多出自日本 3 或 6 個月的速成班。 外籍教師並不算多：51/3266。
癸卯之時，中國的知識體系尚未從四部（經史子集）轉換為七科（理工醫農文法商）， 高等教育僅有京師大學堂一所，各省預期建立「高等學堂」各一所。 前者畢業生等於「進士」出身，可授職庶吉士；後者等於「舉人」，可授職知州、中書。
高等教育初分八科：經學、政法、文學（包括史地外語）、醫科、格致、農科、工科、商科， 當時的「科」相當於今「學院」，科下各「門」相當於今「科系」， 例如格致科分為算學門、星學門、物理、化學、動植物、地質。 1910 年經學併入文學，七科的架構成形，也看得出「經」的地位變化。 清末的大學裡，自然科學多用「二重講演法」教學： 外國教師用外語講一遍，再由翻譯用漢語講一遍 (p.120)。 實際上，京師大學堂在光緒三十年 (1904 年）才真的開辦預備科， 宣統元年（慈禧死後）才真的開始分科招生。 直到辛亥革命時都還不清楚究竟有哪些畢業生 (p.121)？ 而「各省各設一高等學堂／省立大學」的理想，大約在民國 12 年之後才成形 (p.279)。
高等實業學堂（技職大學）幾乎完全沒有合格教師，在此時期無甚成效 (p.131)。 光緒 32 年前，清廷並未管理留學，純屬民間私人行為。 光緒 33 年起，清廷認可的留學資格為中學畢業，並可能授與學成歸國者「功名」。
從癸卯學制起，到清朝結束前，「新式學堂」的校數從 700 多增加到 52,300 多， 學生人數從大約 7 千人增加到大約 156 萬人。 數值和比率看起來很大，但是就算當時中國大約有四萬萬（四億）人吧， 含各級學校的「粗在學率」還不到 4‰。 （到 1923 年，學生總數約為 1,000 萬，粗在學率約 2.5%；p.376-8。）
清末施行新式教育對國族肯定是好的，可是對清廷其實不利。 或許慈禧太后一直看得清楚這一點， 她對新教育（特別是留學教育）的摯肘或許從當權者自私自利的視角來看，是有道理的。
頁 168ff 顯示清廷給新式學堂之畢業生的「出身」與「授職」一覽表， 作者評論
〔這種作法〕幾乎將新教育變成新科舉，仍舊可以使學者迷於利祿而忘實際， 而且所學也非所用。 (p.169)宣統三年，學部宣布廢止此對應關係； 比這一則廢黜令影響更大的是：清朝也跟著結束了。 但是清朝的結束並不意味著科舉觀念的結束； 換個角度來看，清廷並沒有機會實施它的科舉廢黜令， 中國從來沒有在政治的意義上正式廢黜學歷與科舉的對照關係。
實用／實利主義淵源於清朝教育宗旨的「尚實」一條， 也是蔡元培〈新教育意見〉當中的一項。 當時陸費逵、黃炎培兩位意見領袖特別獨尊「尚實」。 黃炎培〈學校教育採用實用主義之商榷〉的批評，今天還是一樣：
習算術及諸等矣，權度在前，弗能用也。 (p.177)黃炎培於民國 6 年創「中華職業教育社」。
蔡元培的美育主張剛開始被人取笑，但逐漸發揮影響， 民國 8 年之後漸受討論，而在 10 年之後開始有美術專門學校、大學藝術學院 (p.186ff)。
任鴻雋〈科學與工業〉：
〔科學教育之重要〕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 尤 ... 在其所與心能之訓練科學方法，首分別事類，次乃明辨其關係以發見其通律。 習於是者，其心嘗注重事實，執因求果 ... 以此心能求學，而學術乃有進步之望；以此心能處世，而社會乃立穩固之基。 (p.187ff)
東南大學教授張子高 (1925)〈近五十年來中國之科學教育〉謂 「教育的科學化與科學的教育化」。提到「中華教育改進社」於民國 11 年延請美國人推士 (George Ransom Twiss, 1863-1944) 研究中國科學教育之改良法。 推士是在孟祿來訪之後，推薦到中國來執行兩年的實務工作。 他在 1922 年 6 月 30 日抵達上海，1924 年 7 月 10 日離華； Ohio State University 給了他兩年的離休。 Twiss 是 Ohio State 的「教授」，專業似為物理，但他在 63 歲（1925 年） 才在孟祿 (Paul Monroe, 1869-1947) 指導下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 其學位論文即其在中國的工作：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 China: A survey of the present status and a program for progressive improvement。 我很幸運地發現哥倫比亞大學剛在兩個月前（2022 年 6 月 8 日） 公布了這篇博士論文的掃描檔案。 Twiss 博士把他的博士論文題獻給「華人」：
教育的「平民主義」隨杜威而來，造成極大的影響，特別民國 8-13 年極盛，頁 190-4 有精彩的摘要。而「五卅慘案」之後，輿論認為教育界「誤於世界和平之說」， 「國家主義」重新成為教育思想的主流。 後來因為國民政府禁止「國家主義」而式微； 當時認為「國家主義」對外將發展為帝國主義，對內則以資本主義造成社會不公， 故以「三民主義」代之。 但這本書在頁 195-200 解釋教育思想上的「國家主義」，似也無可厚非：
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曾想要設計「大學區／大學院」制度，都行不通而非常短命 (p.210)。 這個制度仿自法國，以為教育可以學術化，行政可以獨立，事權可以統一 (p.211ff)。 主政者有意嘗試這個制度，似乎是對「讀書人」或「士大夫」的一種尊重， 這或許是中國傳統的美德之一。但是實際執行起來，就是走不通的。
民國伊始，主要改變的就是宣統三年本來要廢黜的「出身獎勵」、 准許初等小學男女混班，以及廢止初級小學的讀經課。 後來的十年各種制度變來變去，中央政府（北京）也無力督導各省教育事務， 總之就是吵雜聲中自有一股活力，到處都可以執行各種教育主張的實驗。 實務上，各階段的學習年限都朝縮短的方向改變。 民國 10 年始有 11 省（自願）組織的「全國教育聯合會」，先會於廣州， 次年會於濟南，最後在民國 11 年 11 月協議仿照美國的 6-3-3 制， 其中初小四年為義務教育（所以又稱為國民學校）。 這大概就是民初 10 年混亂的建設性結論了。
民國 1--8 年小學階段有積極的「訓育」，但民國 8 年之後就沒了。 或許前面有國家主義的思潮，而後面則受自由主義的影響 (p.235)。 民國 8 年起，逐漸開始直接使用西文教科書 (p.269)。 這可能也與杜威、孟祿等人的旋風有關。
民國 5 年的部定小學課程標準裡，算術課綱仍是先小數再分數。初小取消讀經之後， 國文課時增加，算術課則差不多：低年級 6/26，中年級 6/30。 高小的算術課時維持不變：4/34 (pp.225-9)。
民國 12 年各省的小學生統計，山西省比例最高（7%），其他各省都在 2% 以下， 差距非常顯著。山西省的初小女生比例也最高 (17%)，其他各省只有江蘇達到 10% (pp.236-41)。山西都督是閻錫山，山西是辛亥之後第五個宣布獨立的省分。 陶行知曾說「山西是中國義務教育策源地」，現在我從數據上看到了。
民國初年已經看到中等教育的核心問題是「中學無宗旨」(p.245ff)。 民國 2 年部定初中課程，男生的算學課時約為 5/34， 女生少一個算學課時（也少一個體操課時），女生不學三角。 算學課程是塊狀的，分成算術、代數、平面幾何、平三角大要。
民國 12 年「全國教育聯合會」擬定的高中課程標準， 大量採用學分選修制，如今看來還蠻進步的； 高中算學當然也是塊狀課程，有三角 (3 學分)、高中幾何 (6)、高中代數 (6)、 解析幾何大意 (3)。高中必修課程中，有人生哲學 (4)、社會問題 (6)、文化史 (6)、 科學概論 (6)。
原來跟臺灣「一縣一大學」類似，民國 10 年之後逐漸出現的「一省一大學」很多也是從師範改制的。 例如南京高師改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武昌高師改武昌大學，瀋陽高師改東北大學。
民國 7─10 年間「登記在案」的自費留學生雖說「多」但也不至於太多， 總共只有 532 人，其中 26 人僅中學肄業，182 人中學畢業直接留學， 其他人大學肄業或畢業 (p.325ff)。 而公費（省費）留學者，幾乎各省都提供獎學金，民國 7─10 年間共有 1393 人， 其中日本：歐美居然有 3:1 之懸殊。 留學的科目，則以工科、法政、醫科為多， 其中官費生與清華生以自然科學居多，自費生以社會科學居多 (pp.325-36)。 這位作者頗有偏激的意見，他說
日本利用庚款，公費留學，以軟化中國人。 俄國誘惑中國青年招至莫斯科造成俄國共產黨徒，以便回中國實行殺人放火。 (p.337)這些意見跟後來的國聯調查報告頗有前後呼應之勢。
全國大學幾全為留學生的一大出路。... 祇要留日本三個月或半年便可回國在教育界大露頭角，盤駐要津， 已將日本留學當做「高等補習班」了。... 祇要跑到歐美混了一兩年回來，便有大學教授舍我其誰之概！ 大學校長、教授，幾無一不是留學生。 (p.340)
留學教育在某種範圍以內是可以補助本國高等教育的，但是將留學教育當做高等教育， 並且代替了本國高等教育，而無一定的宗旨與政策，那就不免是病象了。 這個病象可以發生以下各種惡果：亡國化、私黨化、宗教化、官僚化、資本化、騙子化。 (pp.341-5)
頁 347-52 列出民國 10 年調查之各省教會初小、高小、中學、大學的學校數、學生數， 在這一年，在外人所辦教會學校（其課程與宗旨不受國家管轄）總計有 34 萬多人。 另外，在山東省、東三省日本辦的殖民學校裡，共有學生 1 萬多人。 作者強烈主張收回教育權（他在此時主張國家主義）。 他認為可承認公私教育並存，但是不可承認中外教育並存。 他說自清末興學以來，清廷從未承認外人所設學校學生的「出身」。 教會學校的畢業生照例不能升入公立學校或應留學生考試 (p.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