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秉文（1915/2017）。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沈聿德譯）。桃園市：中央大學出版中心。（原著出版於 1915：Ping-Wen Kuo, The Chinese System of Public Education.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這是李瑞騰院長擔任中央大學出版中心主編之後，為中央大學 — 也是為了教育史 — 做的一件美事：重新翻譯郭秉文校長 (1880–1969) 的博士學位論文。中大校園裡有一座秉文堂，我經常行走那一幢廳堂，以前只知道他是中央大學的老校長，現在知道他是中國第一位獲得西方的教育學博士學位者，他的博論是第一本以西方學術範式撰寫的中國教育史。如今的翻譯，將他的標題縮小為「制度沿革史」，但在當年的學術氛圍中，這樣的內容就是教育史。
中大中文系同仁李淑萍教授為這本書添一篇附記：〈中大「秉文堂」溯源──記郭秉文及其教育思想之形成與實踐〉。她說：「事實上郭秉文從未掛職擔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頁 198）。實際上，他先於 1915 年被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江謙校長聘為教務主任，1919 年正式接任南高校長，1921 年爭取改制，創辦東南大學。1925 年政局據變而遭免職。去職後的郭校長藉由華美協進社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仍在教育與文化領域擔任領導人的角色，至 1931 年受孔祥熙之邀回國，終究還是接受了國民黨的招撫；此事成為其生涯轉折點，使得郭校長走上經濟財務之仕途。
郭秉文沒有踏過中壢雙連坡的這塊中央大學校園；西元 1969 年中央大學遷入現址時，秉文堂屬於第一批完工的建築，在 1969–73 年之間，這座廳堂就是學校的大禮堂。（頁 197）
郭秉文祖籍江蘇江浦（鄰近南京），成長於上海，家庭信奉基督教。他在長老教會創辦的「清新書院」讀書（相當於中學），奠定英語基礎。這所書院可能具有綜合教育的課程理念，包括工藝、印刷、耕織等技術，「對學生日後謀生治家，功德無量」（頁 199）。1908 年赴美留學，以今日標準來看算是晚的（28 歲），可能是因為他在求學年齡正好經歷「廢科舉」之千古變局。郭校長 1911 年獲得伍斯特學院 (College of Wooster, Ohio) 理科學士，1912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1914 年博士答辯，1915 年博論出版；可見他也有相當的數學與自然科學基礎。
郭秉仁的教育理念主張德育（訓育）、智育、體育並重（相較於蔡元培少了美育），其中智育的理念切重實用與社會需求。李淑萍引用〈代理校長郭秉文關於本校概況報告書〉一段話（頁 204）：
以養成思想及應用能力為智育標準。必使學者能思想以探智識之本源，能應用以求之歸宿。... 至於所思想應用之事物，則以適合於社會需要為本，總期所思所用，皆與社會生活有密切之關係。這一番話相當「進步」，感覺深受杜威與孟祿等人的影響。可惜這樣的教育理念，看來並沒有深入中國的教育現場，也沒有流傳到臺灣來。
李淑萍為這本博士學位論文校注。在郭秉文講述古代學制的篇幅中，幾乎每一頁都有李淑萍找出來的原典文字，為這本書增添了更厚的學術份量。
這本書當年有孟祿寫序；雖然孟祿 (Paul Monroe, 1869-1947) 並非郭校長的博論指導教授。此一線索，可能也預告了 1921 年「孟祿訪華」的因緣。郭校長 1925 年離開東南大學校長職位之後，可能是因為母校以及杜威、孟祿等人的支持，而繼續擁有華人教育領域的影響力。但是他的影響力似乎從未取代蔡元培 (1868–1940)，而蔡氏似乎也不曾與郭校長走在一起。
孟祿的序裡有這一段話 (p.9)：
東方與西方的差別，在於知識與技術，而非才智。只不過，由於中國人所操持的生活價值觀念，與西方民族的大為迥異，乃至科學知識與現代技術未獲發展。現在，中國人總算重新看待科學知識與現代技術，想必世界即將就要看到中國快速且根本的改變。這話說得挺「進步」，可是他說的「現在」恐怕現在才真的「即將看到」，而孟祿的母國（美國）並不喜歡她即將看到的，企圖在它剛發生跡象的時候就趕緊撲滅它。我最近在另一本書裡（How Brains Make Up Their Minds）也讀到類似觀念。作者 (Freeman Walter) 說：古人與今人的才智能力並無差異，差異在於才智能力使用的器物材料。他舉「斧頭」為例，古今操作一把斧頭的技術無甚差異，但一柄石斧和一柄精鋼打造的斧頭，施展出來的威力就有很大的差異。可見孟祿的知識與見識確實「進步」。
頁 16 這句話很可以做為「課程研究」的開場白。
[教育統計的] 這些數據未能真正直指核心問題。因為，真正的問題在於：「哪種國家教育制度能造就最好的人民？」而一旦設立了這個命題，我們便明白它的答案完全取決於「最好的人民」其含義為何？
頁 126ff 出現了「珠算」進入數學課程的消息。
1912 年 1 月 9 日，臨時政府於南京成立教育部，向 17 省都督發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 廢除中小學畢業生科舉功名的頒發，允許初等小學男女合校，從小學課程徹底移除古籍經典，中學與初等師範的修業期限改為四年，將珠算加入初等小學堂三年級以上的算術課。
頁 21 這句話的根據是〈學記〉，但最近歷史學者（例如閻鴻中）不但認為它的成文年份沒那麼早，而且也認為它寫的是教育的理想而非史實。因此，雖然郭校長此言大約是中國教育史的共識，卻仍須略作保留。
早在 [中國] 歷史的初期，制定教育抑或提供教育的工作，就是政府的功能之一。
頁 51 提出一項強烈的主張，很可能也是最早的類似主張；郭校長的論文似乎闡述得不夠。
[漢朝] 爾後的經典教育內容，便侷限於儒家典籍，不似以往自由。由於過度強調經書典籍的內容，並透過這些典籍有效形塑儒生階級的生活，以及過度重視儒家典籍之形式結構的發展，使得中國的經典教育無異於歐洲教育史裡的西塞羅主義了。西塞羅 (Marcus Cicero, 106BC–43BC) 是羅馬共和晚期的人物，但西塞羅主義卻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種思潮，從推崇古典文化變成忽略學術的真正目的而崇尚純粹的西塞羅文風和詞彙。
頁 177
幾百年來，中國教育本質上就是文學、哲學與道德教育。
頁 178
西方世界曾一度認為：教育是有志於宗教、行醫、或從事法律的人才需要的準備工作；這個觀念也存在於中國。數百年來，中國人認為教育不是為了實際的平日生活，而是為了擠進官職窄門所做的準備工作。西方也許歷經了四百年，改變前述習慣性的看法。這個看法已成文化特徵，不容易改變，看下一段的舉例。臺灣現在的情況，或許不再以官職為追求教育（中等以上的教育）的動機，但是獲得一紙「文憑」或「證書」仍是相當有力的動機。
頁 111ff
1911 年，朝廷停止授予大學堂畢業生科舉功名，也不再頒相同功名給返國的留學生。... 〔此制的廢止〕正式宣告了公職考試制度與教育考試制度的分家──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極具意義的一件事。...「讀書就是為了當官」...的教育觀念在中國人心目中已經十分根深蒂固。... 大家都明白全面廢除功名會傷害現代教育制度，那麼就改採一套新的系統，保有畢業生學術意義上的功名，不再給予其服任公職的優先權：大學堂畢業生獲進士頭銜，高等學堂舉人，其他同級學校貢生，高等小學堂或初等實業學堂畢業生獲「生員」頭銜。柯慧美老師告訴我，她留學回國那年（大約 1967 年）就有同儕說：「妳如果不想當官，回來幹什麼？」那位先生在我回國的時候（1991 年）正在官位上。
頁 164 以及以下兩段，說的是師資。
在傳統的教育制度下，任何人都可以當學堂老師，許多在科舉考試取得最低功名的儒生，就是靠教書謀生──這還不包含那些連最低功名都沒拿到的讀書人。我在某處讀到這樣的笑話：小明讀完三年級就覺得知道夠多，不必再上學了。爸爸問他可以做什麼？小明說：「我可以教二年級」。
頁 165
當新式教育大舉入華時，教會學校培育出來的學生成了唾手可得的師資來源。... 由於師資的缺口很大，還一直不斷地擴張，所以教會學校和學院提供了師資 ... 遠遠供不應求。...〔師資的〕第二個來源就是那些文人學者階層。他們了解自己的固有學識在轉型後的社會沒有太大用處，為了不被時代淘汰，他們試著以囫圇吞棗的方式勉強讀書，取得現代知識。... 這類讀書人基於不同情況與動機──有些人純粹出於愛心或愛國，有的人則出於經濟考量──而投入教職。
頁 181
新教育往往只是改變了學生背誦的科目 ... 不管想征服的是語言、文學、數學還是自然科學這類西學〔一律只管背誦〕這跟前面說明的師資來源脫不了關係。
頁 59ff
在夏商周三代以及漢朝期間，取士考試制度與舉官任用制度是合一的，成功通過考試的人，政府都會舉任官職。但到了唐代，取士考試由禮部負責，舉官任用則是吏部負責，因此取士與舉官，變成兩件不同的事。
頁 60
唐朝在各道府設立了醫學專門學院，還設立了與一般升學制度和認證制度雷同的考試方法與學位，以鼓勵醫學研究。
頁 62
宋徽宗於 1104 年創辦了算學、醫學、畫學、書學四種專門學校。宋朝除了在京城設置上述四種學校以外，也...在各州設立這四種專門學校。幸虧有馬臨端與韓愈的紀錄，這些學校提供的課程內容才得以保存下來。不過，這些新設立的學校，時存時廢。（西元 1142 年，金人入侵，徽宗被擄，宋朝南遷建京於杭州府。金人入侵之後，學院博士已無舉薦學生獲得功名的權力，士子想要升任官職都得靠科舉考試了。）
頁 64
宋朝的科舉考試，因過度重視詩賦，已大大改變了初衷（提供國家良善誠實的行政人才）。士子們的學習，跟當初孔子及其弟子提出的目標已經大不相同。是故，馬端臨認為宋代養士之德行，非盡本於古禮，去孔門之道遠哉。
頁 68
忽必烈（1276–94 統治中國）在 1287 年重啟國子監，各州縣公立學校呈倍數成長。在元仁宗統治期間（1311–20），京城和各州府恢復科舉考試。元代統治者的眼光，很可能因為他們見識過中亞（伊斯蘭文明）的數學與天文成就。而上文將占卜與天文分開，是否那時候中亞已經把 astrology 和 astronomy 分開了？到了明代，太醫院和欽天監裡的官職，都變成世襲的了（頁 72）。元世祖忽必烈及其繼位者們，鼓勵科學研究，尤其認為醫學、占卜學、天文學等三門學科十分有用。學生於各州醫事學校畢業後，可以參加科舉，合格後升入京城的醫學院（即太醫院）；至於各州天文學校的畢業生在通過考試之後，則可在皇家天文台（即欽天監）擔任助手。
頁 70 描述的現象應該是事實，但是我對郭校長的歸因（太祖仰慕古代云云）則暫時保留。
明太祖仰慕古代學習制度與教育法，所以在課程規畫上，除了常規的經學外，又加上兵術與算學。也在京城與各州辦的科舉考試裡，加考兵術與算學。不過，這種文武並重的教育計畫並沒有達到很好的成效。沒多久之後，學院的課程和考試的內容，又恢復了過去純以文學為重的特性。
頁 73 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二者不可分離，行是知之成）與「心即理」（個人當以自己的心體察事物的理）說成「先於威廉．詹姆斯的實用主義者」。William James (1842–1910) 被譽為美國心理學之父，也是美國實用主義的奠基人之一。李淑萍在注釋指出：郭文引用了王陽明大約 47 歲寫的〈訓蒙大意〉，收錄於《傳習錄》中卷。而郭校長將王陽明根據其「實用主義」哲學發展的教育原則比擬為裴斯泰洛齊的主張，即教育要能均衡發展個人的能力，故應盡可能給兒童最大限度的自由。〈訓蒙大意〉這句話有意思：
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返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但是，如果王陽明果真是實用主義，而實用主義真的風行於明代，就不會有後來徐光啟等人的抑鬱迷惘了。
頁 74ff
清朝的公共學校系統由三種學校組成：宗學（在京城，僅供貴族）、國學（或官學，以國子監為首）、省學（書院）。...國學有各式種類，有教授蒙古文及滿文的國學，也有專教算學的國學。國學以京城最多，盛京、黑龍江也有。
頁 79ff
因應 1960 年簽署的「天津條約」而成立了總理衙門，相當於外交部。既要處理外事，馬上就需要語文翻譯與書寫的人才。「天津條約」有一則三年條款，要求公文書信必須附上漢文譯本；三年之約是為了給清朝時間，養成自己的翻譯人員。總理衙門於是建議清廷成立同文館，1862 年成立。不久之後，在上海、廣州成立附屬學校。...1867 年在福州馬尾成立船政學堂，一為法語專門，主攻製造，另一為英語專門，專授駕駛。（嚴復是第一屆學生）
頁 81 這段歷史，倒是我不記得在數學教育史中讀過的：
早在西元 1869 年，閩浙總督〔我查當時是英桂〕奏請朝廷，要求參加功名科舉考試的應試者應該要具備算學知識。西元 1875 年，直隸總督李鴻章也上呈內容相似的奏摺，建議將算學與物理〔當時可能稱為格致，從英文譯回中文的失誤〕加入科舉考試的範圍。...西元 1887 年，亦即中法戰爭結束後兩年，中國政府終於下詔將算學與科學〔當時應該還沒有「科學」一詞〕列為政府考試的科目。...官方認定的科學和語文同樣重要時，等於昭告了現實主義終將戰勝人文主義。〔郭校長言之過早，如果不是二戰，此事還難說〕
頁 88 說一個八國聯軍之後的故事，才知道英國比美國更早挪了一筆庚子賠款給中國辦教育。但它不是政治人物促成的，而是傳教士犧牲奉獻精神的一種有創意的實踐。
義和團事件期間，一些傳教士在山西遭殺害。...各國政府要求賠償...某些傳教士斷然拒絕任何賠償，這些人受到早期基督教會的精神感召，不願意接受為信仰而犧牲所換得的金錢。傳教士們要脅絕不讓簿。當時負責協商此事的中國代表找上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 他提案：以賠償傳教士的撫卹金，在山西設立一所大學堂做為紀念。也許是這一項創意啟發了美國，接下來有了清華園，經由赴美留學的菁英才俊，美國換得了難以估計的在華利益，英國在這件事情上真的敗給美國。山西大學堂輾轉成為山西大學，但其故址是在太原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的教學樓。山西大學師生跟閻錫山有許多耐人尋味的互動。
頁 91 顯示義和團之亂前，劉坤一（兩江總督）、張之洞（湖廣總督）、奎俊（四川總督）已經送出官派留學生。1901 年朝廷發布的諭令，除了鼓勵各省照辦之外，也開始了「留學文憑比照科舉功名」的嘗試。
頁 95 記載：從一開始（壬寅學制），中學堂的宗旨就是在高小之後提供更進階的通才教育，方便他們畢業之後入仕、就業、升學。「高級中學教育目標」其實比小學（及初級中學或高等小學）和大學都難定義。簡單說，小學畢業就足夠社會生活了，但是不足以備妥高等教育之所需；而「知識經濟」來了之後，也不足以勝任某些行業的職務了，導致高級中學的需求越來越高。關於壬寅、癸卯學制，應該讀其他史書。
頁 99ff 記載「廢科舉」；科舉有一千五百年歷史，此舉是地道的千年未有之變局。這件事本來要一步步來，畢竟科舉三年一次，確實也沒那麼急。但部份維新人士跟科舉有私怨（因為久考不中），所以操之唯恐不急。1903 年始有此議，1905 年就因袁世凱的臨門一腳而提早達陣了。如今回顧，這件事很可能轉變成覆滅清廷的臨門一腳。
頁 102 原注 5 詳說管轄各種學校的各種政府部門，例如
京師督學局掌管京城內所設的師範學堂、中學堂、小學堂。外務部對清華園有部份管轄權。兵部負責各地的陸軍學堂以及在福州、天津、煙台和南京的海軍學堂。禮部管轄廢科舉之前通過科考的士子。... 郵傳部開設電報學堂。1908 年，政府批准財政部在北京成立一所財政學堂。北京同文館雖在 1902 年併入京師大學堂，但此時（1914）海關還在管理廣東同文館。吏部負責高等學堂畢業生之學位授予以及任命授階。李淑萍指出這些資料來自《清史稿》卷 119，志 94，頁 3445–3472。我感到，真的需要養存一批像李教授這樣的文史學者啊。
頁 103 又出現「課程研究」的基本問題：
究竟人民該為國家永續發展而接受教育，還是國家該為人民的生存利益而施予教育呢？... 其實它跟兩種對立的國家概念有關。
頁 105 說了一個「清代遺民」應該感到遺憾的未竟之志：
1908 年清政府頒詔，同意建立憲法政府（立憲），準備逐步改制。學部 ... 籌備了一個教育計畫，以加快公共教育制度的發展。這項計畫 ... 執行時間為 1909 到 1916 年，共分八年來實施，而這也正是詔書公告政府改制的年限。這項計畫若能如期實施，到了西元 1916 年中國的教育制度，說是世上發展最完備的也不為過。有些人認為清廷的立憲腳步太慢，更有些人質疑朝廷只是虛晃一招拖延時間，相信同盟會士就屬後者。清廷來不及自我改革，就給革掉了命。直到今天，還是有人認為當年的革命是禍不是福；有人甚至認為辛亥用兵不足，禍延子孫：軍閥之戰（包括國民黨的北伐）、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全是「民國」早產的後果。在此觀點下，如果臺海將有一戰，那一戰可能才正式完成了辛亥革命。
頁 135
唯有教育部長許可後，方得設立、變更或廢止中學校。...私立中學校的學費由設立人決定，不過仍需向省行政主管報告。
頁 136
大學撤銷了「經學院」，從八院改為七科：文理法商醫農工。大學預科分三部：文法商一部，理工農與藥學一部，醫學一部。大學預科修業三年。（藥學與醫學都屬醫科，但預科拆為兩部。）大學預科的分類，看來一直影響到今天的高中分組概念。
頁 146
民國改採陽曆，政府不得不制訂新的校曆，避免無法協調一致。從 8 月 1 日開始，到隔年 7 月 31 日結束的新制學年，分為三個學期...
頁 153 原注 8
部份教會學校傾向去中國化，也以此思維來教育學生。根據李提摩太的說法，中學校高度西化的程度，足以使學生在思維與習慣上，幾乎如同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