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教育

萌芽與成長(1860–1928)

單維彰的私人書摘

蘇雲峰,吳家瑩(編校)(2005)。中國新教育的萌芽與成長(1860–1928)。臺北市:五南。

蘇雲峰 (1933–2008) 出生於海南崖縣(三亞市),1950 年隨國民黨軍隊來到高雄。所幸他並未真正入伍,只是在陸軍醫院當「護兵」,得以報考新竹師範學校,1953 年畢業;隨後可能擔任過教師。然後再考進臺灣師範大學,1962 年獲社會教育學士學位,好像並未教書而進入中研院近史所擔任圖書管理員。他在書堆裡自學,並旁聽近史所舉辦的每一場演講,竟也發表論文,出版專書,最後成為研究員。

蘇老師的專攻是近代教育史,包括張之洞研究、個別校史、各省份教育史。蘇老師曾罹患鼻咽癌,雖然克服了,但身體從此孱弱;這本書因此擱置,沒有寫完。後來經過花蓮師範學院吳家瑩教授幫忙編輯整理,經蘇老師認可之後出版。

這本書斷代在 1928 年。這一年的教育大事,在臺灣,帝國大學成立;在大陸,國民黨軍「北伐」到南京,成立了國民政府的教育部。

相較於我讀過的同主題書籍,這本書一方面是「有見地」的歷史書,另一方面,這本書整理出來的數據更為豐富。例如在第五章,有許多關於各省各級學校學生人數與經費預算的圖表。在附錄(頁 235–266)整理各省教會學校設立年表。

先記錄幾個大結論。在頁 231,蘇老師歸納中國傳統教育的特點有以下四點。而這樣的「文化底蘊」,即使在科技製造業如此興旺的臺灣當下,還是退卻不盡。可見,所有歷史都是當代史;讀史的意義,真的是認識自己的另一面鏡子啊。

在內文的最後(頁 232),蘇老師歸納近代中國教育變革過程中,他發現的七大缺點:

  1. 演進過於迂緩。西學的功用,爭辯了四十年;現代學制的重要性,也討論了十年。迂緩的原因是傳統文化的優越感,以及科舉制度。
這種迂緩的程度,對照日本明治維新來看,特別令人唏噓。
  1. 教育制度的發展方向搖擺不定,始學西歐,再仿日本,後習美國。其原因一受國際政治左右,一因缺乏認識及創造力。
  2. 政治干涉性過強,教育無獨立發展之機會。
  3. 教育上的人治色彩濃厚。
第 3 和第 4 點不都是現在進行式嗎?我們正在經驗第 4 點:新任教育部長一到任就宣布「沒有 118 課綱」。要不要修訂課綱,甚至可不可以微調一下、討論一下這件事,由教育部長一個人說了就算,不需要問一問人民的意見。而社會上似乎沒有人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妥。
  1. 教育與經濟發展的聯結,始終沒有建立起來。
  2. 沒有私立學校財團法人制度。
  3. 發展重心偏向沿江沿海省份,不夠均衡。
以上七點,寫在 1990 年代,指的是 1920 年代。但是,有些狀況是不是好像變成了「傳統」保存至今?

讀這部史,我再次確認:辛亥革命以來的各種教育主張,最核心而且最需要繼續爭取的一項,無非就是:

教育獨立

p.45:「大學院制」與「教育獨立」的願望

蔡元培的「大學院制」在民國十六年 (1927) 因得南京政府支持而付諸實施。此制度的基本精神(與願望)總括一句話就是「教育獨立」,獨立於政治與國防,擁有獨立的國家預算。
然而這種制度之可行性是可疑的。因完全出於蔡氏個人的主觀願望 ...... 與當時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思想相衝突,結果失敗,大學院廢止。教育獨立的理想終未能實現,僅剩下「中央研究院」一個據點,貫徹他學術研究的主張。
以上所言的依據是陶英惠 (1972) 蔡元培與大學院,近史所集刊,3(上),189–200。 而「大學院制」倒也不宜說成蔡元培的主觀願望,原來日本近代的第一份學制:明治五年八月公佈的《學制》(1872 年 9 月 4 日) 就是大學院制:將全國分為八大學區,每區設立一所大學,然後每個大學區劃分 32 個中學區,再各分 210 個小學區。在這個規畫裡,各學區的行政與議事都是由大學決定的。以上消息的依據是日本文部科學省在平成四年 (1992) 編輯的《学制百二十年史》之中〈近代教育制度の創始〉。

教育獨立不一定要用「大學院制」形式。在「教育三分論」的前提下,或許可以社會協商:「義務教育」還是讓政府決定,但其他兩種教育則釋放給公民自決。

p.37:民主與教育

名教育史家克里門 (Laurence A. Cremin) 認為教育普及化 (polularization) 是美國教育的基本精神與特質,其發展線索係由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 經曼斯 (Horace Mann, 1796–1859) 至杜威;雖然此一觀念至杜威已稍改變其重點。傑佛遜認為教育與民主政治有不可分割性。他說:「如果一個有文化的國家同時期待愚昧與自由,那麼,過去沒有,將來也永遠不會出現。」

p.70:原來德國最先制訂殖民的教育政策

德國政府對華之教育政策,也積極而有奇效,為英國所羨慕。先是,德人設「德華學會」研究中國工商業及市場發展,並以教育為實現其侵略中國之工具。在上海有德文醫學校,有完善之組織與經營方法。惟主要據點則在山東境內,在青島建有系統之德國教育,並推展於濟南府。其經營策略,採排斥主義,即不容他國參與,而集中德人之宗教、社會、工商力量,興資建造。凡學校工程、醫學儀器、工程機械、師資與教材教法,皆由德國供應。其目的欲使中國學生,目染耳濡者,皆德國之文化、制度、風俗、習慣、人物與物質文明,他日成長,「或官或商,或居政府要津,或為社會聞人,其所欲規摩采訪乃至援引而購辦者」,將非德國莫屬。「凡此皆足史德國之商業、財政、威望三者,得直接及間接之利益者也。」
以上所言之根據來自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頁 1079–82。我以前就想:德國在歐洲是引領教育發展的國家,為何不見在中國的經營?原來他只是比較晚來到中國,一戰之後在華勢力又被日本收割,所以比較沒有聽說德國在中國的殖民發展。而德國「藉教育以殖民」的政策的確沒讓我「失望」:他們果然是教育的領先國度,看得高遠。可是形勢比人強,德國的政策目標,被美國嫁接達成了。透過留美學生,美國成功地把臺灣變成他們的殖民地。

p.175:教學法的循環流行

我已經知道「教學法」在幾種模式之間循環地流行,今日所提的教學方法「創新」,沒有一樣是有新意的,「新」的只有媒體與科技而已。蘇雪峰這一段話對此「循環流行」有漂亮的概述。
〔初等教育〕在教學方法上,自清季以來,主要採取演講注入式,注重背誦強記。1912 年,漸重視啟發式,並介紹單級和二部制教學法。1914 年使用道德訓練以及知識練習方法。1916 年輸入「自學輔導」教法,重點在學生個人之學習。並由此提倡「能力分組」教學法,將同年級能力相近者分為一組,由教師教學。1919 年以後,受杜威教育哲學影響,而採用「設計教學法」使學習與實際生活聯合。在此同時,美式「自動教學法」、歐洲的「自由觀念」及印度「泰戈爾自然學團」等觀念與方法,均相繼介紹到中國來。1922 年又有「道爾頓制」(Dalton Plan) 的試驗,惟成績欠佳而不受重視。因設計教學法僅適用於城市,而不適用於鄉村,於是才有 1927 年陶行知在南京曉莊師範實行的「教學做合一」教法。總之,民國以後,教學方法起了很大變化,由過去單向灌輸式,到注意個人能力、心理、環境與有效程序等技術。

p.44

西方學校的制度,雖有傳教士介紹,及少數士人讚美,但受阻於科舉制度,無法為廣大士人所接受。官紳中不乏抨擊科舉制度阻礙人才培養者,然而沒有地方督撫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改變現狀的。
就好像「計算機融入數學課程」,沒有官府支持「大考准用計算機」,是不能改變現狀的。

p.41:平民教育

民國八年受杜威訪華影響而興的平民教育運動(平教運動),不是晏陽初、陶行知所努力的平民教育。前者是為民主政治做準備,意思是「造就一般公民的教育」,而後者是旨在幫助偏鄉脫貧區的教育。前者的標誌之一是北京高等師範生在 1919 年 10 月成立的「平民教育社」,以及 1920 年發行的《平民教育週刊》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Weekly)。而後者是 1923 年 8 月在北京成立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總會」,到 1925 年底,共有十七個省成立了促進會(分會)。後者才是受到國際重視的平民教育運動。

p.57:師資培育簡史

清政府在〔師資培育〕的認識是不足夠的。1872 年容閎帶學生百二十人留美,目的在學語言及科學,未注意師範;早期的同文館、水陸師學堂也都缺乏培養自己師資的觀念。光緒二十三年 (1897) 傳教士林樂知 (Young J. Allen) 著師範說,謂設學容易,良師難求。同年,梁啟超也著〈論師範〉,師範問題逐漸受到關切。光緒二十八年 (1902) 直隸、山東、四川、湖北首先設立師範學堂,翌年江蘇、陝西、福建三省相繼設立。三十年 (1904),學部公佈「初級師範學堂章程」及「優級師範學堂章程」......〔優級〕以培養初級師範及中學堂教員為宗旨。同時由各省選派赴日學習「速成師範」者也很多。
頁 133 接著寫
師範教育為清末最受重視的一環。原頒 ...... 未能滿足師資需求,乃於光緒三十三年頒佈「優級師範選科章程」以培養初級師範及中學教員,另頒「初級師範簡易科章程」以加速培養初等小學師資。四年後,師資供應漸多,乃於宣統二年春停止招收上述學生,恢復建制。
第一代數學教師,大概就是這樣誕生的。但合格教師並沒有供應到學校裡,頁 176 記載:
〔民元以後〕合格師資來源相當充足〔但現場的合格教師非常稀少〕,問題出在合格教師不安於位,紛紛轉業,或投身政治,或從軍,或充議員,或作記者。其所遺空缺,則由不合格的人員充任。何以致此?...... 四因學生思想言行浮囂,不知尊師重道〔特別是在五四運動之後〕。

p.138:五四運動對教育的負面影響

著者認為,五四運動對教育的影響,破壞大於建樹。羅家倫的〈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1920) 和梅光迪的〈評提倡新文化者〉(1922) 均指出此一負作用。羅氏說學生運動的弱點有三:
  1. 認為自己萬能,事事過問,結果一事不成。
  2. 形式主義,不切實際。
  3. 學術停頓,學生領袖不吸收新知,不研究學術,均感知識空虛。
頁 191 記載:
僅 1922 年,全國有 16 個省份發生學潮,共計 106 次,其中以江蘇、浙江與北京較多。
我猜,不僅學生浮囂,那個時代的整個社會都在狂飆吧?大時代正在巨變,成人難以掌握足夠的新知以滿足青少年的好奇,故而失去了尊嚴。在數位時代,我們又經歷了一次類似的巨變,而成年人(長者)同樣失去了若干程度的權威性。

p.69:帝國野心的興學

日本鞏固臺灣統治權之後,亦採取西進政策,企圖在閩粵地區發展勢力。日俄戰爭後 ,,,,,, 1907 年 5 月日本《每日新聞》又呼籲日本政府,注意歐美在華教會學校之一般成就,及英政府以退還庚款興辦山西大學 (1902),美政府在湖南長沙建立雅禮 (Yale) 學校等措施,主張日本人應以「文明國臨治未開化地方」之精神,在滿州投資創辦大學,再進而於各處設立中小學校。

p.84ff:同濟大學

上海同濟大學是德國人認為「中德文化合作中最為重要的教育機構」,它的前身是附屬於上海同濟醫院 (1899 年創辦) 之同濟德文醫學校和德文學校 (1907 年創辦),1912 年與新設之同濟工業學校合併,因採取中德合辦形式,受到中國人的好評。但歐戰時期亦受到影響,初為法國人所接管,經過中國的抗議,1920 年改為公立,由江蘇省來辦理。1922 年德國化學家和西門子工廠恢復捐助設備,改為德國人的管理權,仍由中國人主持校務。及 1927 年,在同濟工業學校第一屆畢業生朱家驊之協助下,改名為國立同濟大學,由國民政府教育部管理,但都聘請德國醫工等科之教授,分為醫學院和工學院,一切設備「可以和德國小城的大學媲美」......。1930 年代,由於國民政府聘請德國顧問,中德關係良好,同濟大學更形蒸蒸日上,可以說是他的全盛時期。七七事變後,學校將重約九十噸的設備西遷四川李庄,教師亦改由留德歸來之中國學生及部份同濟畢業生取代。
作者提到舒震東是第一位發明中文打字機的人。

p.80:嶺南大學

廣州基督教書院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嶺南大學的前身)
於二十世紀初即受到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經費與師資的援助,發生顯著成效。

p.116–118:日本外交官員林權助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總理衙門奉旨籌辦京師大學堂,實際承辦人是孫家鼐 (1827–1909) 但頗多文件是梁啟超捉刀。他們曾拜訪日本駐京使館的日本署使林權助,請教籌辦大學之建議。林權助好像很有幫助中國的真心。他的建議包括: 從後來的發展看,這位日本官員的建議,都被採納了。在這裡我也看到,本來規畫的大學堂學生不但無須學費,還可以領「膏伙」,而林先生則表示日本的大學生(除軍校外)需自備學費,極貧困者才給津貼,而成績非常好的學生給獎勵。

pp.119–125:欽定(壬寅)vs 奏定(癸卯)學堂章程

我以前一直不懂為何「欽定」章程之後馬上跟著另一個版本的「奏定」章程?原來是清廷在庚子之後著急了,催促主事的張百熙趕快拿出研究報告。他被「上諭」催得慌了,向張之洞求助。當時,雖然「日本學制尤為切用」的原則已定,但是細節闕如;派去日本考察學制的羅振玉、王國維、黃紹箕等人還沒回報,張之洞於是建議張百熙
考察人員返國前暫勿奏上詳細學堂章程;若上諭催促,似宜稍參活筆,以便轉圜修正
原來是這樣,就在光緒二十八年 (1902) 七月十二日先交出了這份暫時搪塞一下的「欽定」學制。但是,還是只能承認它作為中國第一份現代化學制 — 壬寅學制 — 的歷史地位。

張百熙 (1847–1907) 湖南長沙人,進士出身,因為同情維新而曾被革職,在庚子之後復出。他資遣了京師大學堂的總教習丁韙良,改聘桐城派大老吳汝綸 (1840–1903),又請他去日本考察學制。蘇雪峰老師根據以下兩書,評價吳汝綸非常認真,是名副其實的考察:《東遊叢錄》、《桐城吳先生日記》「教育」卷。

pp.125–127: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

代欽在《數學教育史》說「〔奏定〕章程雖然由張百熙、張之洞、容慶三人重新擬定,但實質上反映的僅是張之洞一個人的思想。」在蘇老師的這幾頁上,有較為詳細的來龍去脈記載。癸卯學制在光緒二十九年分兩次奏上:10 月 23 日、11 月 26 日。

p.129:大學八科

壬寅學制沒有細說大學如何分科,而癸卯學制將大學堂細定八科:就是「文法商理工醫農」這七科加上「經科」,「經」當然是指中國祖傳的十三經。按照這個學制,到大學畢業已經 28 歲,如果還想要深造,上面還有「通儒院」可以就學到 33 歲。

pp.131–4:清廷未竟的「九年國教」

奏定學堂章程需要修正補充,則是實踐以後才發現的,而且絕大多數改進意見,來自教育系統內部。計自光緒三十年三月至宣統三年七月止的七年半期間,由學部發出的修正與補充文件,最少在 205 項以上。(p.131)
例如,在光緒三十二年三月初一,補上「教育宗旨」六項: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 (p.134)。並且,為了配合清廷的「立憲」,開始籌備「九年義務教育」(初等小學堂 5 年+高等小學堂 4 年)。當時的立憲派人士,反對前述「教育宗旨」,認為它不適於立憲國民。還沒討論完,辛亥革命就發生了。

p.140:文實分不分?

中學文實分科問題,始終在理想與實際之衝突下,時分時合,難於貫徹。實施文實分科,是模仿德國,不分是基於實際困難及通才教育的理想。 (最初)光緒 29 年文實不分,宣統元年改為文實分科;宣統二年改定分科課程,使文實對比緩和。民國元年不分科,四年袁世凱頒佈「教育綱要」再度分科。這種現象,顯示中等教育政策,在通才與專才之間搖擺不定。

pp.143–4:全國教育聯合會

「教育會」是我國民間專業性社團組織,早於宣統元年出現。依學部所頒「教育會章程」,分為省府、州、縣、城鎮四級,由地方熱心教育之士紳及教育人員組成,採民主選舉程序,產生正副會長 ...... 民國成立,教育部重頒「教育會規程」...... 在宣統三年,已經出現了「全國教育聯合會」,在江蘇省教育總會的領導下,對教育宗旨、國語統一、學制系統均有建設性之決議。...... 最大成就之一,在促成民國十一年的「壬戌學制」。
看來,「教育會」是我國最早的可合法立案的人民組織。這些條例,應該可以作為「教育獨立」的基礎。頁 145 表 3-2 列出「全國教育聯合會」自民國 4 年至 14 年開過的十一次會議。

p.11

清季新教育思想之發生 ...... 提倡教育改革者多為官紳及商人,很少教育專業人員(諸如書院山長、分校、教諭、訓導、塾師)。這是教育人員忙於科舉制度中討生活,長期封閉不與外界接觸所致。
但是,未發生「體制內改革」的原因,可能還有「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因素。就像英國教育的變革,也不是從內部自發的,而是受到外部人士(同為英國人)的刺激,例如 Spencer、John Perry。

p.153

晚清自強運動成立的學校,最早是語言學校: 而這些學校都先後補充了算學:可見真的「數學是一種語言」啊!另外一個系列是軍校: 軍校課程當然也有數學。

p.155

自 1912 至 1923 年,平均每年有 7 個省分發生戰爭; 自 1924 至 1930 年,平均每年有 14 個省分發生戰爭。
那二十年,大概算是清朝覆滅之後各方勢力還在「逐鹿中原」的時期。其實「辛亥革命」並沒有成功。而這個混亂時期,也許是日本人「幫忙」結束的。

p.157

蘇老師說梁啟超是政治宣傳家,「文字常帶感情」的另一方面就是內容經常誇大。梁文當中提起的「沿江沿海諸省教會學校」與新式學堂的「盛況」,在地方志及其他史料中,查無實據。

p.165

總括而言,萌芽期(1862–1902)的教育
中等教育較為普遍,高等次之,而初等基礎教育則全被忽略。
但新學制執行之後,初等教育急速發展,成為教育的最大宗。李端棻的奏摺批評萌芽期如同文館之類的中等教育
儀器設備不講,空談理論;學生仍以功名為念。
而且名額太少,全國只有幾個館,每館學生幾十人。在自然科學教育中「空談理論」的現象其來有自,而且「功名」換成「升學」,其實這樣的念頭也源遠流長。

p.171

民元之後延續清末的初等教育發展,北洋政府時期各省各級教育經費之分配:
從現有資料估計,初等教育約占全部經費的 64.3%;中等次之,約占 21.4%;高等較少約占 14.3%。

p.173

閻錫山在山西推行義務教育,獲得全國性的重視。北伐以後,國民政府重視國民教育,是學生人數激增的重要原因。...... 並不表示國民教育業已普及,據民國十二年 (1923) 的資料,各省小學生總數,僅占全人口的 1.69% 而已。...... 最嚴重的〔破壞〕要算共黨革命,於 1926 至 1928 年間,安徽、湖南、湖北與江西四省受禍最深,初等教育完全破產。...... 據 1930 年的統計,全國二十省市受義務教育兒童數,將近一千一百萬人,約占學齡兒童人數的 28.0%。
頁 219 也有類似訊息:
湖南於民初三年,由於譚延闓為都督;譚氏為清末翰林,重視教育,准將寺廟祠產提作教育基金,而人民也樂於興學,故小學教育較為發達。但 1926 年以後,經共黨蹂躪,各縣市小學教育,完全破產。及共黨星散,地方豪劣誤認小學教育界為共禍之發源地,復加摧殘,直迄 1928 年以後,始漸恢復。

p.205:四川

清季自頒學制廢科舉以後,新式學堂普遍逐漸增加,惟〔各省〕速度互異。以 1907 年統計為例,四川名列前茅,僅次於直隸。
四川的教育發展,可能是促動「保路運動」的基礎,而保路運動又是辛亥革命能夠成功的主因。所以,獨裁政權不肯發展教育,有其可理解的原因,清廷教育自己的人民來反叛自己,是獨裁政權不可或忘的一則殷例。蘇老師這本書的資料顯示,四川的教育較晚開始發展,而一旦開始,直到抗戰時期,都一直保持著高度的活力。

p.4

過去寫中國近代教育史的,有意或無意忽視了商紳、教會、外國教習的貢獻,這是不公平的。本書立意糾正這些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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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Dec 6, 2024
Last Revised: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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