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108 課綱上路之前，教育部曾經有個「協作中心」， 專門提前研議新課綱的實施所需的配套措施。 在「十二年國教新課綱推動專案辦公室」的 數學領綱課程實施配套措施議題小組 網站裡，可查到一份 數學領綱課程實施配套措施議題小組第1次諮詢會議紀錄 (PDF)。 其中第一案與「大考准用計算機」的議題相關。 數學領域的與會代表有兩位：張鎮華教授、曾正清老師。 當時的大考中心主任劉孟奇教授也在會議中。
雖然此議題至今尚未定案，但「配套措施議題小組」後來再也沒有討論過這項議題， 而是轉交給高教司，由其負責邀集相關各方，集思廣益，繼續討論。 就筆者所知，最近的兩次討論會議，舉辦於民國 109 年 9 月 4 日與 10 日。
會議記錄通常寫得保守，明顯看得到的是：負責學測與指考、統測、會考的三個單位代表， 都說「大考准用計算機」有實施的困難。 唯獨大考中心主任說了比較具有行動方案的話。 沒有寫出來的是，關鍵困難是什麼？ 讀者憑常識判斷，應該會同意，大家面對這項議題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防弊」。 特別是像升學考試這種「高風險」的考試，大家最擔心的是
面對科技發展以及臺灣豐富的電子專業創新人才， 以上的擔憂，當然並非杞人憂天。 因此，本文就優先關注這個問題。
首先要聲明，數學課綱所稱的「計算機」是指「手持式科學型電子計算器」 (hand-held scientific calculator)，也稱為「電算器」或「calculator」。 在我國的零售價介於 150 元到 650 元新台幣之間。
數學課綱要求國中一年級（七年級）起，數學的教學與評量， 應將計算機視為等同於圓規、直尺（有刻度）、量角器、直角三角板的學習工具， 在課堂中隨時拿出來用。108 數學課綱特別強調「正確使用工具」是數學素養的學習目標。
另一方面，在民國 109 年 10 月 9 日高教司長主持的會議中， 身為大專校院甄試委員， 而且為身障生權益把關的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周台傑教授提出一個觀點： 「計算機是輔具」。他說，輔具就是幫助我們身體功能不足的工具， 例如眼鏡就是一個日常使用的輔具。 對於「計算」這件事情，幾乎每個人都是能力不足的，在這個意義之下， 計算機就是「輔具」。 吳健雄學術基金會的執行長林明瑞教授，立刻接受了「計算機是輔具」的觀念。
其次，本文所稱的「大考」特指大學招生所採計的考試： 學測和指考（後來改為「分科測驗」）。 雖然按照同樣的邏輯，國中畢業會考、技專校院的統一入學測驗（統測）也該准用計算機， 但是事情可以按輕重緩急來做。 因為普通型高中的數學學習內容，幾有三分之一涉及計算機的使用， 相對而言，國民中學、技術型高中的數學課綱裡，要求融入計算機的學習內容並不太多， 所以普高學生的數學評量，准或不准使用計算機，對於數學學習的影響最為嚴重。 因此，吾等特別專注於「大考」准用計算機的推動。
因為「大考」成績攸關重大，所以被認為是「高風險」考試。 相對地，學校裡的平時考、定期考，就被認為風險較低。
關於考試的風險評估，涉及的因素不只一種。 它顯然涉及競爭的激烈程度，而競爭的程度又可以用「錄取率」來量化： 「錄取率」越低，「風險」越高。 它也涉及「社會關注度」，而社會關注的程度又正比於報考人數： 報考人數越多，社會中加以關注的人數的越多，導致考試的「風險」越高。 單就錄取率而言，有時候小學教師甄試，或者郵務士、清潔員的甄選考試， 錄取率比大考更低，可是因為參加的人數較少，導致社會關注度較低，就變得風險較低。
本文希望不失關鍵性地簡化議題， 用「錄取率」來約略地量化考試的「風險」， 以下聚焦在「錄取率」的探究。
因為「大考」的主要目的就是進入大學，所以我們僅探討「大學錄取率」。 用官方數據來看，臺灣目前的大學錄取率還算是「低」嗎？
因為多元入學方案的實施，大學錄取率已經難以用一個數字來概括。 筆者從「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裡面的 國人教育水準指標 取得以下 106-108 年度的人數資料，並據以計算三種入學方案的錄取率。 至於 109 年度的數據，則是從以下媒體的報導中取得。
| 繁星推薦 | 個人申請 | 考試分發 | ||||
|---|---|---|---|---|---|---|
| 錄取人數 | 錄取率 | 錄取人數 | 錄取率 | 錄取人數 | 錄取率 | |
| 報考人數 | 報考人數 | 報考人數 | ||||
| 106年 | 14,646 | 62% | 44,964 | 60% | 41,022 | 97% |
| 23,658 | 75,414 | 42,327 | ||||
| 107年 | 15,026 | 61% | 46,648 | 60% | 40,301 | 91% |
| 24,564 | 77,848 | 44,345 | ||||
| 108年 | 14,550 | 61% | 51,517 | 57% | 34,633 | 81% |
| 23,987 | 90,893 | 42,604 | ||||
| 109年 | 14,613 | 62% | 52,321 | 60% | 33,227 | 91% |
| 23,558 | 87,186 | 36,457 | ||||
筆者希望提出另外兩種大學錄取率算法：大學（粗）錄取率、大學（粗）入學率。 首先，筆者從以下官方資料：
| 招生總數 | 報考人數 | 適齡人數 | （粗）錄取率 | （粗）入學率 | |
|---|---|---|---|---|---|
| 106 年 | 110,689 | 128,760 | 274,403 | 86% | 35% |
| 107 年 | 108,944 | 136,465 | 293,915 | 80% | 37% |
| 108 年 | 104,459 | 138,387 | 281,143 | 75% | 37% |
| 109 年 | 105,697 | 133,438 | 251,350 | 79% | 42% |
| 110 年 | 106,084 | N.A. | 236,666 | N.A. | 45% |
以上數據固然不十分精確，但足以反映我國的「大學錄取率」實在不能算「低」。 有些讀者或許不服氣，認為有些大學不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大學」， 不該納入它們的招生名額。 我無法回應這種質疑，因為我僅能以「官方」承認的 72 所「大學」作為數據來源， 不能自行判斷哪些大學「不理想」？ 反正原始數據的資料檔案已經列在前面， 各位看官可以根據自己的標準去挑選「理想」的大學來計算錄取率或入學率。
凡事都是相對的。只看臺灣自己的大學錄取率，並不知道它到底是低還是高？ 本節試與香港比較。 選擇香港與我們做比較的原因是：
教育部承認 11 所香港的大學學歷， 除了著名的「香港八大」以外， 再加上樹仁大學、演藝學院、珠海學院等三所； 我們只能假設，這 11 所香港的大學程度，相當於我國的 72 所大學。 根據 Schooland 的 大專院校招生學額分佈 2017 網頁， 上述 11 所大學在 2017 年共招生 19,031 名（不含副學士學位）， 類似網頁指出 2018 年共招生 18,688 名， 而 2019 年共招生 19,443 名。 該注意的是，這些學校並沒有全都招滿，而且招收的也不全是港生， 還收了相當數量的「內地」學生。 本文無意深入這些細節，直接以前述數據作為香港各大學的招生總數。
香港的「大考」是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根據 文憑試考生人數統計 顯示 2017、2018、2019 年的報考人數為 61,624 人、59,000 人、56,159 人。 另一方面，從政府統計處「人口估計」網頁的 表002：按年齡組別及性別劃分的人口， 我們只能從 15-19 歲組的「年中」足齡人口的五分之一， 來粗估大學的適齡人口數；簡單地說，大約為 6 萬人。 （我找不到香港的單一年齡人口統計。） 與臺灣有差異的是，絕大多數香港適齡人口都報考了「大考」。
根據以上資料，筆者計算香港的大學（粗）錄取率與（粗）入學率如下。
| 招生總數 | 報考人數 | 適齡人數 | （粗）錄取率 | （粗）入學率 | |
|---|---|---|---|---|---|
| 2017 年 | 19,031 | 61,624 | 63,160 | 31% | 30% |
| 2018 年 | 18,688 | 59,000 | 60,040 | 32% | 31% |
| 2019 年 | 19,443 | 56,159 | 57,120 | 35% | 34% |
與香港相比，我國的大學錄取率可謂頗高。 就錄取率而言，香港「大考」的「風險」比臺灣更高。 可是香港早已准許考生攜帶計算機進入考場。 臺灣「大考」的考生人數大約是香港的兩倍， 所以就「社會關注度」而言，可以說臺灣大考的「風險」比香港高。 可是，臺灣的錄取率卻高於香港錄取率的兩倍， 兩相權衡，我們至少應該承認： 臺灣與香港的大考「風險」不分高下。
以上是官方數據的比較，但凡親歷香港與台灣社會的人士， 應該都會同意：香港的升學壓力，遠大於臺灣，甚至大於臺北市。 香港的華人父母，對其子女的教育期許，絕不亞於我們。 而香港的華人才智應該也不輸給臺灣人，利用電子器材作弊的「能力」也就無分軒輊。 既然香港可以做到「大考准用計算機」， 我們是否也該虛心一點地考察他們是怎樣辦到的？
另一個基本上由華人組、升學壓力極大卻准許在大考中使用計算機的地方，是新加坡。 但是新加坡的學制與我國有頗大的差異，故難以直接比較。 而本文既然旨在說明我國的大考「風險」並不非常高， 似也亦毋須呈現過多資料。 所以，針對新加坡，筆者僅從該國教育部 教育統計 網頁提供的 Education Statistics Digest（教育統計摘要） PDF 文件第 XV 頁，節錄以下數據。
| （粗）入學率 | |
|---|---|
| 2016 年 | 35% |
| 2017 年 | 36% |
| 2018 年 | 37% |
前述（粗）入學率是以當屆獲得大學入學許可的學生人數為分子， 按學制推算到其小學一年級的學生總數為分母，所得的比值。 在新加坡，我們應該可以假設幾乎全國國民都在法定入學年齡進入小學一年級， 但是新加坡的大學有相當多的國際學生， 所以前述比率僅可視為新加坡的大學（粗）入學率的上界。
至於新加坡的「大考」應該是 GCE A-Level（劍橋高級文憑考試）， 但學生走到這一關之前，已經被嚴格篩選過，所以報考人數僅及中四學生人數的一半。 因此之故，新加坡的大學（粗）錄取率大約有 50% 至 60% 之譜。 可是細節還有許多待考之處，不在此一一列舉。 關於 GCE A-Level 的統計資料，可看新加坡考試與評鑑局 (Singapore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Board, SEAB) 的 Annual Reports 裡面的 [Year in Review] 那一章的 [National Examinations Statistics]，例如 2016 學年新加坡各級考試人數 顯示那一年的 A-Level 報考人數為 26,652 人， 而小學離校考試 (The 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 PSLE) 的報考人數為 39,257 人。
事實上，新加坡的最「高風險」考試，可能並非升大學的 A-Level 考試， 而是 PSLE 考試。新加坡是極早分流的國家， 幾乎全國國民都參加 PSLE 考試，而且它的結果決定學生的分流， 極大程度地影響了一生的發展。而新加坡的這項「風險」極高的考試， 從 2008 年起，要學生攜帶計算機應考。
一般常識性的經驗皆表明：新加坡的升學壓力更甚香港， 而且兩地的大學皆積極爭取國際學生就讀，而且成效頗佳， 使得當地學生的競爭壓力更加嚴峻。 我們至少可以認定新加坡的大考「風險」與我國相當， 但是他們從 1980 年代起，即准許考生攜帶計算機應試。
香港、新加坡的大考風險，至少與我國相當。 他們如何做到大考准用計算機的「防弊」與「身障支持」？ 值得吾人觀摩，特別應該建請我國的執行單位前往考察與學習。
以大考中心主任之身分參與前述「配套措施諮詢會議」的劉孟奇教授， 如今已經身為教育部次長。 他在會議中聲稱大考中心已經備妥方案，只待教育部撥給所需的經費。 會議記錄寫得簡略，僅稱
有關大型考試使用計算機一事，大考中心業已評估計算機使用方式、作法及衍生之問題， 倘升學考試欲使用計算機，將規劃統一於考試時提供計算機， 考畢不收回計算的方式處理，爰建議教育部可考慮籌編考試用計算機之經費。較詳細地解釋，劉主任的「防弊」方案是由大考中心統一採購計算機， 交給考生在所有「准用」的考科中使用（也許將來不僅數學一科准用）， 考試結束後須一律繳回。而大考中心也不負責保管計算機， 回收之後即轉贈高中（或國中），供下一屆的新生使用。
以上措施的確讓人相當放心，明顯的短處就是需要編列採購的預算。 以近年學測報考人數來估計，每屆考試需要編列大約 2700 萬元的預算。 劉主任不敢調漲讓學測／指考的報名費，因此建請教育部補助這筆預算。 如今，劉主任已經是劉次長，他有沒有繼續研議前述方案的可行性？ 我就不知道了。
本文指出，在大考風險同樣很高的華人社會：香港、新加坡， 都已經有長年實施「大考准用計算機」的經驗， 值得在臺灣的我等自省與學習。 事實上，我國打算讓「大考准用計算機」的措施，絕非國際間的創舉， 反而是落在最後面的一班車上； 目前，全世界尚未開放考試准用計算機的（主要）國家， 剩下中國、日本、韓國，和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觀摩和學習的對象，其實是非常多。
即使因為「國情不同」而需以更嚴密的規格對待此事， 也已經至少有一個可行的方案擺著，等待大家討論。 我個人認為劉次長的方案可以在新實施的前兩、三年， 獲得安定人心的效果。一旦執行兩、三年之後， 大家就會習慣，而開始以平常心看之。 到時候，可以再討論是否改成更簡便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