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飢荒、流行病、心血管疾病、癌症、肥胖、糖尿病、抗藥性、氣候變遷、優養化海域、漁業枯竭、物種滅絕、森林枯竭、收入與財富不均、勞動生產率低、公有債與私有債危機、田園荒蕪。這份列表還會繼續增加。上述所有問題都牽涉到，一個經常被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忽視的核心議題：全球糧食系統。
糧食系統對人類和經濟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提供了我們生活、工作和繁榮社會所需要的能量，儘管如此，它們卻很少成為總體經濟政策的重點。我們缺乏行動，甚至沒有討論改革，這反映了一種普遍的信念，那就是現在高度機械化、受到補貼和全球集中的食農產業，提供了我們在食品方面所希望的一切。
據說，爆發於 2019 年底的 COVID-19 起源於中國的一個生鮮食品市場。這讓人們經歷了一個殘酷的現實考驗。在短短幾個月內，食品產業從經濟學中的醜小鴨變成了全球經濟的白天鵝。[1]
COVID-19 是一種嚴重呼吸道綜合症，現已成為一種流行病，並導致世界大部分地區實行嚴厲的封城措施。隨著病例的快速傳播，許多人湧向雜貨店囤貨，冗長的隊伍和空蕩蕩的貨架，這些畫面瞬間提醒了我們，糧食系統在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同一時間，世界各地因流行疾病導致大量裁員和非正規解雇的人，而糧食救濟組織正在努力滿足這類不斷增長的需求。
而空蕩蕩的貨架和不斷飆升（增長）的主食價格，反映了人類在不確定時期囤積貨物的本能，也反映了「新興貧困人口」的緊急糧食不安全狀況。他們的狀況證明了全球食品供應鏈——高度集中並在即時供應的基礎上運作——在流行病和自然災害等系統性事件中容易因此動搖失敗。例如，在一些已發展國家，由於 COVID-19 病例不斷增加，主要加工廠倒閉，遷徙工人無法跨境到達農田，因此疫情導致無法收穫或包裝食品。在其他地方，糧食庫存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並且堆積到農田的邊界。在其他地方，食品庫存來到歷史最高點，農民傾倒牛奶，毀壞雞蛋和農產品。因為他們的大多數大量採購買家，如餐館、自助餐和酒吧，都關門了。在撰寫本文時，該病毒主要襲擊了已發展國家，但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和世界糧食計畫署，已經預測到發展中國家將發生大規模糧食短缺事件。除非迅速採取措施保護最脆弱的人群，並保持全球食品供應鏈的正常運轉，否則這些可能會導致大飢荒，這將使冠狀病毒嚴重性被蒙蔽。
大規模封城只是加深了全球糧食系統長久處於脆弱的表面裂縫。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說法（FAO），2018 年已有數十億人營養不良，而又有另外數十億人超重或肥胖，因為這些人吃的食物熱量高但營養成分低，無意中助長了肥胖、糖尿病、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等。這會損害免疫健康。今天，免疫系統較脆弱的公民和全球數百名營養不良的人正不成比例地遭受 COVID-19 的致命後果。在所有這些情況下，人員傷亡都伴隨著生產力降低及公共支出增加等巨大損失。
糧食系統的侷限性不僅僅在於無法很好的養活（照料）世界。由於過度使用化學品、基因改造、單一種植系統以及陸上和海上的集約化畜牧業生產的食品，這些都從根本上不利於地球，最終也不利於我們生產食品的系統。在密閉空間飼養大量動物的工業化畜牧業會滋生細菌和病毒，例如沙門氏菌、大腸桿菌以及禽流感和豬流感，例如 H1N1 和 H5N1，它們是傳播超級細菌的幕後黑手。與此同時，我們無情地破壞原始棲息地以進行耕作或狩獵，導致產生致命的病原體，如 SARS、茲卡病毒、伊波拉病毒，以及現在想必最嚴重的 COVID-19，都可以跨越物種，感染我們。
為了避免最壞的情況，需要立即採取行動以確保全球糧食供應鏈正常運轉。在緊急情況之後，冠狀病毒危機造成的人員和經濟損失將需要重建世界各地的經濟體。
這給予我們一個獨特的機會，去執行必要的轉變，以滋養所有人、重建環境，並讓受到病毒風波影響的當地社區蓬勃發展。針對各別國家情況進行糧食系統改革，有助於減輕未來流行病和氣候變遷帶來的衝擊，帶來多樣、持久的健康、經濟和環境利益。
在本書的前面，我們研究了在全球糧食系統中實現健康 - 經濟 - 環境三贏轉型的多種策略。如前所述，經濟政策必須適應各個國家的財富和發展水平，但三個主要政策領域普遍成為我們糧食系統成功改革的核心：
糧食系統處於人類、動物、經濟和環境健康的十字路口。冠狀病毒危機清楚地表明，無視這一事實將使世界經濟遭受前所未有的人力和金融衝擊，隨著氣候變遷和全球人口增長，這種衝擊勢必會變得更加嚴重和頻繁。通過「共同建設議程」優先考慮糧食系統改革，我們可以為我們尋求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的全球經濟注入新的活力，並有機會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巴黎氣候協定。正如 Arundhati Roy 最近所說，「從歷史上看，流行病迫使人類與過去決裂，想像他們的世界和下一個世界」（Roy 2020）。如果我們能在為時已晚之前鼓起勇氣，我們就能擁有營養豐富的食物、繁榮的經濟和宜居的星球。
這本書始於經濟覺醒。全球金融危機後，在研究主要發達經濟體財政支出數據的同時，我開始深入研究病理學統計和疾病經濟負擔等公共衛生問題。這樣做，我越來越意識到飲食與總體經濟之間的強烈因果關係。偶然的機會，我閱讀了更多關於現代食品系統對環境影響和觀看紀錄片。我開始相信，許多社會、經濟和環境問題可以透過改善糧食系統以使它們對人類和地球可持續發展而得到解決或至少得到緩解，並且我意識到這也可能對經濟產生巨大的有益影響，從兩方面來看公共財政和就業、生產力和收入分配的觀點。至關重要的是，我發現，儘管營養學家或環保主義者對現代食品系統的挑戰進行了廣泛調查，但從未發展出關於該問題及其經濟解決方案，不那麼部門性和更普遍的經濟政策「理論」。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覺得這太有趣了，需要分享出來。我想不出有什麼經濟主題比我們選擇食物和它們造成的氣候危機更複雜和更具爭議性。因此，我懷著激動和恐懼的心情決定著手進行一項分析，以推導出這樣一種變革性的經濟理論。
一開始，塑造這本書的旅程是非常孤獨的。但隨著我學習和理解的慾望越來越強烈，我慢慢地開始編織一張與眾多氣候科學、經濟政策、生物學、生態學和公共衛生專家的交流網絡。他們中的某些人已經成為本書的作者；有些人沒有加入作者群，但透過他們的著作或直接對話，直接或間接地為其內容做出了貢獻。我感謝他們分享的所有時間、信息和知識。與本書的章節作者一起工作對我來說是一次美妙且特別具有教育意義的經歷，我感謝他們所有人的精力、遠見和奉獻精神，使這本書栩栩如生。如果沒有他們每個人豐富的科學和政策經驗；這些知識不可能出現在這裡。他們出色的專業精神、熱情和實踐知識使我們能夠以新穎、真正跨領域和萬花筒的形式呈現當前食品系統所面臨的問題。它還使我們能夠查明影響它們的經濟和結構政策背後的弊端，使我們能夠確定一套切實可行、經濟許可的措施來解決這些弊端。
在這個過程中，Emily Turner 是我們的第一個讀者，最後也成為我們的貢獻者。這本書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她在整個寫作和製作過程中的體貼和關懷。我也非常感謝 David Miller 和 Island Press 的所有編輯委員會從一開始就相信這個項目。Patty Loo、Jim Beardow、Jeff Haynes 和 Josh Park 一直是支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方面合作的關鍵合作夥伴，Liliana Zerpa 在基金人力資源方面提供了患者協助。該基金 IEO 的同事們非常出色地為我的努力加油助威，特別感謝 Charles Colyns 和 Prakash Loungani 對這項外部活動的支持，以及 Monse Acosta、Ralph Chami、Tamar Gutner、Michael Kell、Helen Oxenbridge、Caterina Ruggeri- Laderchi、Philip Lymbery 和 Ann Tutwiler 閱讀並就初稿的不同部分提供了寶貴意見。Qihao Tang 多次慷慨而迅速地幫助我解決圖形問題。
當然，如果沒有我的孩子 Lina 和 Jehanne 的樂觀和耐心，陪伴著我長時間待在電腦前，度過每個夜晚、每個周末，不論冬天或夏天，我是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的。他們和我的母親 Maria Pia 一樣，相信這本書可能會有所幫助，因此必須寫出來。對他們，對我們所有人來說，失敗不是一種選擇。
Nicoletta Batini 是創新貨幣和財政政策實踐的學者，也是設計總體經濟戰略以應對氣候變遷與公共衛生之間關係的領先專家，重點關注土地利用和糧食系統。她在所有這些領域發表了大量文章，自 2019 年起在基金獨立評估辦公室工作。在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前，她曾擔任英格蘭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顧問、薩里大學經濟學教授和意大利財政部國際經濟與政策辦公室主任。她曾在國際上擔任過廣泛的諮詢職務。她擁有國際金融博士學位（Scuola Superiore S. Anna）和貨幣經濟學博士學位（牛津大學）。
Martin W. Bloem 自 2017 年 12 月起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環境健康科學羅伯特．勞倫斯教授，並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Center）宜居未來中心主任。他在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工作了 12 年 （世界糧食計劃署），並作為世界糧食計劃署的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全球協調員，聯合國艾滋病毒 / 艾滋病聯合規劃署。Martin 在公共衛生、營養、緊急情況和食品系統研究方面擁有超過三年的經驗。從 1985 年到 2005 年，他在泰國、孟加拉國、印度尼西亞和新加坡工作和生活，之後移居羅馬，在聯合國全球層面工作。Martin 擁有烏得勒支大學（University of Utrecht）的醫學學位和馬斯特里赫特大學的博士學位。
Patty Cantrell 是一個社區組織者，專注於通過開發基於價值的供應鏈將農村資產與市場機會聯繫起來。她領導著密蘇里州中西部的新成長社區發展公司。她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食品系統領域度過。帕蒂（Patty）領導了密歇根州西北部地區差異和食品和農業網絡倡議的發展，並主持了密歇根良好食品憲章基礎設施工作組。Patty 擁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經濟學和政治學學士學位。她是 1987 年富布賴特學者和 2007-2009 年凱洛格食品與社會研究員。
Ivon Cuadros-Casanova 是 Inspire4Nature 專案中的博士生，Inspire4Nature 是一種培訓網絡，做為科學與政策之間的接口。她在那裡探索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之間的協同作業。她在國際上為科學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工作，這豐富了她對影響生物多樣性對話結果的生物和社會經濟方面的理解。通過實地經驗，她在生態評估研究和長期監測計劃的設計方面擁有先進的知識，並了解基於生態的科學在實現社會經濟可持續性方面的關鍵作用。她致力於更深入地了解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作為影響環境政策和執法途徑的重要性。
Chari Deacon 是南非斯泰倫博斯大學保護生態學和昆蟲學系的博士後研究員。Chari 擅長淡水昆蟲生態學（特別是蜻蜓目、半翅目和鞘翅目）、水生生態系統保護和昆蟲生物地理學。他還對陸地昆蟲生態學和生物地理學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它們與農業生態系統管理的關係。
Ruth DeFries 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生態學和可持續發展學教授。她研究土地利用如何影響熱帶地區的氣候、生物多樣性和其他生態系統服務以及人類發展，並加結果量化，且特別關注印度。DeFries 被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並因其科學研究而獲得麥克阿瑟獎學金和其他榮譽。她面向大眾讀者的書籍包括《大棘輪：面對自然危機時人類如何茁壯成長》（2014）和《大自然會做什麼？不確定時代指南（2021）。
Dickson Despommier 博士是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衛生和微生物學榮譽退休教授，也是福特漢姆大學的兼職教授，開授「設計師生態學」。Despommier 撰寫了垂直農場（聖馬丁出版社）並將農業融入城市景觀的概念寫進文章。他的興趣集中在改造建築環境。垂直農業是使城市最終獨立於自然景觀而存在的關鍵概念。他的願景還包括雨水收集、使用交叉層壓木材技術的建築以及基於充當窗戶的透明光伏玻璃層壓板的可再生能源發電。
Jessica C. Fanzo 博士是伯曼生物倫理學研究所、彭博公共衛生學院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采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的全球食品政策和倫理學特聘教授。她還擔任霍普金斯大學全球食品政策和道德計劃的主任，以及 JHU Alliance for a healthy world 的食品和營養安全主任。從 2017 年到 2019 年，傑西卡擔任全球營養報告和聯合國糧食系統和營養高級別專家小組的聯合主席。在來霍普金斯之前，她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世界糧食計劃署、國際生物多樣性組織和肯尼亞世界農林業中心的千年發展目標中心任職。傑西卡擁有營養學博士學位來自亞利桑那大學。
Luigi Fontana 醫學士、哲學博士、澳大利亞皇家醫師學院院士 (FRACP) 是雪梨大學的醫學教授和轉化代謝健康的 Leonard P. Ullmann 主席，負責領導健康長壽研究和臨床項目。他還是皇家阿爾弗雷德王子醫院內分泌科的臨床學者。他是國際公認的醫學科學家，也是營養和健康長壽領域的世界領導者之一。他關於飲食限制對人類影響的開創性研究開闢了營養相關研究的新領域，為預防與年齡相關的慢性疾病帶來了巨大的希望。
Bruce Friedrich 是 Good Food Institute (GFI) 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GFI 在美國、印度、以色列、巴西、歐洲和亞太地區設有分支機構，正在加快植物性和培植肉的生產，以在保護我們的環境、促進全球健康和預防糧食不安全。Bruce 負責監督 GFI 的全球戰略，與董事和國際常務董事合作，以確保 GFI 在交付以任務為中心的結果方面發揮最大效力。布魯斯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喬治城法學院，並擁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的學位。
John Ikerd 擁有農業經濟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是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分校農業經濟學名譽教授。他在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喬治亞大學和密蘇里大學的學院擁有 30 年的學術生涯。自 2000 年退休以來，他將大部分時間花在與農業可持續性相關的問題上。2014 年，Ikerd 受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委託撰寫區域報告《北美家庭農場》，以表彰國際家庭農業年。他寫了六本書和許多書籍章節、期刊文章和專業論文。
Stephen R. Kaufman 醫學士是俄亥俄州東北部的眼科醫生。他是凱斯西儲大學的助理教授。他是基督教素食者協會的主席，他的著作包括《Good New for All Creation and Guided by the Faith of Christ: Seeking to Stop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Charles Knirsch 是輝瑞疫苗研發副總裁兼哥倫比亞大學醫學副教授。他是一位廣泛發表的研究人員，曾與 Despommier 博士共同教授寄生蟲病。他曾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以及世界衛生組織在多個被忽視的熱帶病合作和共同開發項目中工作，後者與國際沙眼倡議一起參與了一項旨在消除致盲性沙眼的項目 到 2020 年。
Divya Mehra 是世界糧食計劃署（WFP）戰略夥伴關係司的戰略夥伴關係顧問。Divya 於 2012 年加入 WHP，曾在羅馬和紐約擔任多個職位，包括營養、供應鍊和合作夥伴關係。她的專長在於系統方法和發展解決方案，專注於糧食安全、營養和健康。Divya 的經歷是多學科的。她接受過衛生政策和環境衛生方面的培訓，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和博士學位。
Saskia de Pee 是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WFP) 營養方面的高級技術顧問，她領導著營養系統分析團隊，並且是波士頓塔夫茨大學弗里德曼營養科學與政策學院的兼職副教授。荷蘭瓦赫寧根大學人類營養學。她在公共衛生營養領域工作了二十多年，專注於科學以及實際應用、政策和策略。在 2007 年加入世界糧食計劃署之前，她在亞太地區的 Helen Keller International 工作了十年。她與人合著了 150 多篇科學出版物，並擁有荷蘭瓦赫寧根大學的營養學博士學位。
Philippe Pointereau 是一位農藝師。他領導 SOLAGRO 的農業環境部門，並與歐洲委員會環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所聯合研究中心和歐洲環境署協調歐洲項目和研究。他的研究興趣包括農業生態學、農業系統的環境評估和農業食品鏈。他協調法國未來的 Afterres2050 可持續糧食系統和農業科學委員會，並參與研究項目 BioNutriNet，測量有機飲食對環境和健康的影響。
Carlo Rondinini 是羅馬薩皮恩扎大學的一名研究員，也是全球哺乳動物評估的協調員，該評估與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合作，旨在維護紅色名錄中有關哺乳動物滅絕風險的信息。他曾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合作，包括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和生物多樣性公約，以繪製物種分佈圖、評估物種滅絕風險、設定保護目標、確定保護優先事項、制定生物多樣性變化情景 ，並在國家、區域和全球範圍內確定物種保護的解決方案。
Michael J. Samways 是南非斯泰倫博斯大學保護生態學與昆蟲學系的傑出教授，南非皇家學會會員，南非科學院院士。他專注於國內和國際昆蟲保護的各個方面。邁克爾曾獲得多項重大獎項，包括南非皇家學會約翰赫歇爾獎章、南非科學與藝術學院金獎、南非科學院金獎、馬什獎等。皇家昆蟲學會。
Geeta Sethi 是世界銀行糧食系統的顧問和全球負責人。她是世界銀行糧食系統轉型議程的首席設計師，該議程旨在解決三重底線（triple bottom line, TBL）：繁榮、可持續性和健康的人。她還負責管理世界銀行的減少糧食損失和浪費計劃。她廣泛研究脆弱的中低收入經濟體，重點關注並出版有關農村發展、服務提供和政府間財政政策的學術著作。她向世界銀行董事會提供了許多貸款項目。此前，她曾擔任氣候變化副總裁兼特使的參謀長以及氣候變化的運營和戰略經理，並擔任全球農業和糧食安全計劃的項目經理。她擁有 MBA 和經濟學博士學位。
Bren Smith 是 GreenWave 的執行董事和頂針島海洋農場的所有者，開創了再生海洋養殖業。作為一名終身商業漁民，他被評為滾石雜誌「塑造未來的 25 人」之一，並入選《時代》雜誌的「2017 年最佳發明」。Bren 是 Buckminster Fuller 獎的獲獎者，曾被 60 Minutes、CNN、《紐約客》、《華爾街日報》、《國家地理雜誌》和其他媒體報導。他是阿育王（Ashoka）、板栗（Castanea）和迴響綠色氣候（Echoing Green Climate Fellow）的研究員，也是《像魚一樣吃：我的海洋養殖以應對氣候變化的歷險記》的作者。
Rodolfo Werner 是一位海洋生物學家和野生動物保護主義者，他的職業生涯致力於研究和保護巴塔哥尼亞海、南大洋和南極洲。他是皮尤慈善信託基金、南極及南大洋聯盟和南極野生動物研究基金的顧問，並且是《南極海洋生物資源保護公約》和《南極條約》會議的高級代表。他在科學期刊上發表了大量文章，並參加了南極探險相關紀錄片。他還在前往南極洲、南喬治亞島、馬爾維納斯和福克蘭群島的旅遊船上擔任博物學家和講師，主要在 NG-Explorer (Lindblad Expeditions) 上工作。
Hanna Wernerson 是斯德哥爾摩復原力中心的碩士生，也是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的課程協調員。在回到研究院之前，沃納森在加拿大的美國外國農業服務局擔任了一年半的農業營銷專家。Wernerson 目前正在研究商業養牛業中的人畜關係，探索我們與非人類的互動如何影響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Wernerson 還參與了非學術領域的活動，包括她通過加拿大渥太華美食盒和瑞典民間社會組織 Stadsmissionen 與當地食品主權相關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