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與中國人

單維彰的私人書評

日本人與中國人，松本一男著，黃愛平、李玉芬譯，錦繡出版社， 1994, ISBN 957-720-225-X

跟《活的經濟學》一樣， 這是 1994 年出版的「新世紀宏關系列‧企業人必讀100」叢書之一， 整套書都譯自日本，而譯者似乎都是大陸人士。 這一套書可能是以贈品的方式進入我家，被忽視了十年之後，我發現了它們， 打算全部捐給圖書館，但是瀏覽書皮之後，決定留下幾冊先閱讀再捐出。 這就是被留置的其中一冊。

這本書的目錄就足夠吸引人了。譬如「櫻花與梅花」，「刀與筆」， 「武士之情與宋襄之仁」，「國家主義與鄉黨意識」， 「靖國神社與關帝廟」，「恥辱與名譽」等等，望文生義而刺激想像。

作者以地理決定論開頭，以海島型（日本）vs 大陸型（中國）的對比揭開序幕。 為了增加對比的例證，他將韓國則視為中間類型 -- 半島型。 作者認為中國其實像美國「只具有一種大國意識而沒有人種的偏見」。 相對於我們的課本裡自稱中國大陸「物產豐饒」， 這位日本作者卻認為日本才是青山秀水之地， 而中國人的堅軔性格卻正是因為「自然環境惡劣」而鍛鍊出來的。 我也很驚訝（其實贊同）作者說， 相對於半島上的朝鮮人「有史以來受其他民族的侵略達千次以上」， 日本「在兩千數百年的歷史上 ... 一次也沒有受到過外國軍隊的蹂躪」。 顯然這位作者 -- 松本一男（1925 年生於台灣，東京大學文學碩士，專攻中國方言） -- 不認為二戰結束前的兩顆原子彈和戰後美軍的接管，當作「外國軍隊的蹂躪」。 我贊成他的「理性」看法，那兩顆原子彈雖然可怕，但是比起日本帶給鄰國人民的折磨， 完全稱不上「蹂躪」，而戰後的美軍接管，事後證明反而促成日本的快速復甦。

日本，就像英國，是世界上很少數未曾被外族佔領過的民族國家。 （英國要從第四世紀羅馬勢力消退之後算起。）

相對於日本是個「尚武」的民族，作者評論中國是「斯文」的。 他說「中國人本質上厭惡戰爭」；我不知道該如何評論這個觀點， 但我希望這個觀點是對的。 於是，相對於武士道的「玉碎」精髓，中國人則盡力謀求「瓦全」； 我也不知道一般而言對不對，但就個人經驗而言是贊成的。

前面說過作者的學術根基是中國的方言，而他的見解是「方言徒有其名」。 意思是說許多中國的所謂「方言」其實完全不能互通，應該視同「外國語」才對。 據此，他論述日本人具有強烈的國家意識，而中國人的國家觀念薄弱， 「但他們對鄉土和出生地的眷戀卻十分強烈」。 他也說台灣居民本就來自福建和廣東， 之後因為數百年來的歷史境遇和生活環境而具有獨特的鄉黨意識， 當地人稱之為「台灣人意識」。(p.89) 我認為，這位作者的思想會被台灣民眾唾棄，因為他們才不會接受 「台灣意識」居然也屬於中國人的一種普遍個性， 只是「鄉黨意識」的一種特例而已。

每兩個語言之間，總有難以互譯的詞彙； 找到這些詞彙，就等於找到兩個民族的心理或環境差異。 像英文的 making sense of 和 subtlety 我覺得很難譯為中文， 而中文的「識」和「孝」很難譯為英文。 我不識日文，無從比較，但松本先生提出了一個日本特有的詞「依愛」。

他引述精神醫病學者土居健郎的著作《依愛的構造》作為日本特有的集體心理特徵； 這一本書從 1971 年出版，到 1986 年之間持續長銷，付印 141 刷。 他們認為「依愛」是日本人特有的心理狀態，不能用外語表達。 「依愛」被一句話地定義為「被動式的愛情渴望」； 但我懷疑「愛情」二字是誤譯，我猜想原文是「被動式的關愛渴望」的意思。 作者說「撒嬌」或「塞ㄋㄞ」都只是行動上或表情上的「依愛」， 不能反映心理上的「依愛」。 他用這個心理情結，來解釋中年男子（與職位和教育水平無關的）醉鬼和癡漢行為。

曾經受到十七世紀歐洲知識份子癡心擁戴的「科舉制度」，在日本不曾發生。 作者認為，那是因為自鎌倉時代以來（鎌的讀音為「廉」）， 日本的權力一直為皇室或幕府為中心的武士階級所壟斷， 絕不肯和那些無論多麼有學問，卻不知哪裡冒出來的野小子分享。 這裡再次提到「階級」，而日本因為從未受到外族佔領， 相對穩定地維持著社會的「階級」，直到今天； 就連明治維新的時候，像伊藤博文這樣的相才，也小心翼翼地規劃分「科」之學， 讓那些聰明伶俐的「平民」去學習，避免他們參政。 事實上，科舉制度所代表的平民參政的機會，不曾在世界上大部份的社會裡實施過。 有人認為這其實是一種中國式的「民主」， 而中國（或說清朝吧）曾經有機會在這個基礎上，實行代議式的民主政治。 不過，這些話都是早就被討論過的「過去式」和「未來式」。

p.136
因為科舉制度的長年實施，「讀書」被賦予一種社會階級流動的價值性意義， 而長年以來的階級流動又以「當官」為主要形式， 或許就導致中國（包含台灣）人對於「學習」和「教育」有別於西方人的特殊情緒。 作者對我們常恭賀別人的「升官發財」有一番見解：

「升官」同時也意味著「發財」。 日本的「出人頭地」並不單純指做官 ... 「出人頭地」也並不意味著富有。... 而在中國，做官便自然意味著有巨額資產。
...
對於在二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中，一直對現實政治持達觀態度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 「升官發財」是對一直實行殘酷政治的統治者的一種報復。因此， ... 很難令人相信，中國人的「升官發財」夢，會僅僅因為新中國的成立， 就徹底退出了歷史舞台。
這番話寫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最近十年揭發的大小貪污事件， 當時都還沒發生，但「很難令人相信」的事情，果然就是很難發生的。

作者推薦《菊與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這本書指出日本相對於歐洲的文化差異癥結： 歐洲是「罪」的文化，日本是「恥」的文化。 這個對比的確是常聽說的，但我不知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一位並沒有在日本生活過、幾乎不懂日語的美國女性人類學者路斯．倍奈迪克特 （魯思．本尼迪克特，或「班奈迪克」，Ruth Benedict）所寫。 這本書影響深遠， 我在博客來發現 2015 年 10 月 1 日剛出版一份中（簡體）英對照的版本。 據松本說，Ruth 是經由閱讀日本小說，觀看日本電影，訪問日本人，而寫成這部著作。 這份研究顯然是為了戰爭的需要而加緊進行的，到了大戰結束才在民間出版。

p.159ff

... 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國處在宋、蔣、孔、陳「四大家族」掌控之下。 當時的中國人用下面的玩笑話，諷刺中國現況：
蔣家軍
陳家黨
孔家財
宋家屄

p.166
接續著前面評論過的「升官發財」，這位作者又繼續闡述

高度重視金錢力量的中國人，把賺錢看做神聖的事情。 ... 做高官並非最終目的。即使位極人臣，如果不能養家餬口，根本沒有意義。 所以以做高官掙一份可觀的財產，才是中國人做官的目的。
而重視金錢的性格養成，作者又歸因於「不信任政治，沒有感受到集團魅力的中國人， 相信個人的力量，所以也以個人利益為優先。」最後還是要說，功利主義來自於個人主義， 而個人主義來自於長期對自然環境和統治階層的無力抗拒。

p.170
雖然中國人相對地重視金錢，也樂於經商， 但是作者卻批評「精於個人生意，不擅長經營更大的法人組織」。

東南亞有不少著名的華僑商人。 例如以「萬金油」生意聚集了巨額財富的胡文虎， 在故鄉廈門投資建大學的橡膠王陳嘉庚， 以個人擁有船隻數量居世界前列而揚名的大財閥董浩雲、包玉剛等。 但是，這些巨商大賈的活動，仍未能衝出個人經營的桎梏。 ... 和近代總合商社相比，無異於天壤之別， 和跨國公司就更不能相提並論了。
那時候，中國還沒出現馬雲，還沒有買進 IBM 和 Volvo； 不知道現在松本先生（還在世的話）會如何評論？

前面說過日本人有「恥」的文化，而其中一「恥」居然是「善辯」？ 這倒是我以前沒聽說過的 (p.174)。 相對地，作者認為中國人善辯（這可能又是個人主義的表現吧）。 關於這一點，有兩段活靈活現的挖苦：

一旦發生緊急情況，日本人能夠迅速團結起來，立即採取行動。 而個人主義色彩嚴重的中國人，卻只發表議論，遲遲沒有行動。 (p.170)
可是，網路訊息時代，或許不太一樣了吧？如果松本考察了台灣的太陽花學運， 可能會修改一下自己的觀點。
由於喜歡辯論，往往為了辯論而辯論，即使辯論無休無止地進行， 事情卻沒有任何進展。另外，喜歡辯論的中國人， 對任何事情都講究說服教育，且往往太過火。 (p.183)
讀到這裡笑了出來；我在賓州讀書的時候，來自中國的同學的確如此 （相對地台灣同學比較沒這個印象）：只要三個中國同學聚在一起， 什麼樣雞毛蒜皮的事情（譬如是湖南吃得比較辣還是貴州比較辣）， 都可以引發認真的辯論。而我第一次讀到「說服教育」這個說法， 作者舉的「過火」的例子是中共在 1949 年後進行的「打通思想」教育， 台灣這邊稱之為「洗腦」，也就是向全民解釋毛澤東提倡的「論聯合政府」 與「新民主主義」。但是，最近發生在台灣的「歷史課綱」議題， 是否也算在「說服教育」裡面呢？

最後說一件跟數學教育有關的事。在日本人的刻板印象中，中國人具有以下優點： 彬彬有禮，老實順從，吃苦耐勞，家族觀念強烈，外加「擅長計算」。(p.219) 作者說「中國的文盲率很高，許多人不會寫字，但農民、甚至賣苦力的計算能力卻很強。」 我也觀察到同樣的現象，而我的理論就是「中國的語言適合計算」； 而語言和文字是兩碼子事，所以把「文盲率」拿來與計算能力相比， 松本先生就想偏了，文盲無礙於計算，就好像文盲也可能「滔滔不絕地講出一番道理」。 但是，我國的國民，的確常把「識字」（也就是掃除文盲）當作「知識」， 也把「計算」當作「數學」，這兩者或許都需要「打通思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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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Nov 12, 2013
Last Revised: 2016-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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