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福家校長（民國 25 年生）是中國科學院的物理學院士， 曾擔任復旦大學校長（1993--99）， 英國諾丁漢大學在中國寧波的校長（2001--12），著有《原子物理學》教科書， 是一位重要的學者和教育行政者。 在歐美，像楊校長這樣的「大人物」是有可能自己寫一冊論述專書的， 但是在華人社會裡，似乎相當罕見（如果存在的話）。 不例外地，這本書特別標明了作者是楊福家「等」，而且它並不是一本專書， 而堪稱文集。儘管如此，我還是認為頗有價值，從楊院士這等人的高度， 看到的視界確實有些不同。
以下的中英對照大約已經底定：Liberal Arts Education 或者 Liberal Education 是博雅教育，General Education 是通識教育或者「素質教育」。
所有探討大學之理念的著述都會從英國人紐曼 (Newman, 1801--90) 的《大學之理念》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 開始講起。 紐曼生前不斷修訂此書，最後一版（第九版）出版於 1889 年。 他倡導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亦即「君子不器」的教育。 因為博雅教育的核心意義就是培養「思考的能力」， 所以儘管學生沒受過「成器」的專業教育，畢業後仍能在生涯中勝任任何一種職業。(p.6) 紐曼之所以認為能勝任所有職業，是因為他假設所有大學畢業生的職業都是白領性質的。 在他的那個時代，科技還沒有興盛到成為社會主流的程度， 他的觀念裡，根本不存在任何需要「動手」的大學課程。
所以，事實上紐曼的著述並非創新或願景，而是述古或總結， 他總結的是英國引以為傲的牛津與劍橋的教育思想，使它們成為典範。 當紐曼書寫的時候，他可能不知道（但在嚥氣之前可能已經明白了）， 他正在為一個即將消逝的典型寫傳記，或甚至是頌別的禮讚。 儘管紐曼的書流傳至今，但是他所描繪的博雅教育正受到三種衝擊，而即將式微：
德國大學模式的影響，贈地學院的成立，實用科學備受推崇。(p.7)
這本書對我個人最大的啟發，就是引述 Conant 校長寫在「哈佛報告」前言裡的話：
如果這份報告僅針對哈佛的大學生，那麼博雅教育是個適當的標題； 但這一份報告不只如此，它研究美國當前的教育體系，希望涵蓋美國的所有教育階段， 所以使用了通識教育這個新詞。(p.14)原來如此，「通識教育」就是「平民版的博雅教育」。
哈佛大學在網路上公開散佈所謂「哈佛報告」的電子掃瞄版，我下載讀了原典。 Conant 的確是那樣說的， 而且他很謙遜地「坦承」通識教育是他為了這項任務而發明的新詞。 Conant 是哈佛大學 1934--54 那二十年的校長，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美國領土的兩側轟轟烈烈地開打的 1943 年， 他受命邀請 12 位哈佛教授組織了委員會，探討美國的教育方針。 1945 年出版了委員會的研究報告，俗稱「哈佛紅皮書」的 《自由社會中的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提出
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心靈的陶冶，包括有效的思考、 有效的溝通能力、做出適當判斷的能力，以及價值判別的能力。 並總結為：溝通是基礎，有效思考是核心，價值判別涉及廣泛的應用， 最終將所學用於實踐，培養好公民。(p.14)為什麼全國國民在每個教育階段都要接觸通識教育，而不僅是菁英如哈佛人才需要呢？ 因為
如果沒有（透過通識教育而為其社會成員提供的共同知識體系）這樣的共同基礎， 美國社會將會分崩離析。再往前推，這不就是 1916 年杜威在《民主與教育》裡面論述的主題嗎？
杜威的書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哈佛報告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絕非偶然。 那兩次的大戰，幾乎讓歐洲被他們自己一手打造的科技文明完全毀滅。 即便那時候的「民主」還遠不及今天的「普遍」， 基本上僅「擁有財產的男人」才能參與民主，但已經看到可怕的後果； 最極端的特例，當然就是德國的希特勒，他是以民主程序合法取得權力的領導者， 人們不再能怪罪「昏君」或者「寡頭」。 即便還沒發生希特勒這樣極端的例子， 杜威卻已經看到問題並且預告教育領域該負起的責任， 所以我們如今奉他為祖師爺，實在是有道理的。
所以，為什麼人人都要接受通識教育？因為在現今的社會制度裡， 人人都有機會參與決策，而每個人的決策都要影響其他人。
1945 年的哈佛報告，和 1947 年總統高等教育委員會發表的題為《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的報告，掀起了美國通識教育運動的高潮。(p.16)但是，有些臺灣的大學教授認為通識教育不該放在「大學」這個學習階段， 而應該在十二年國教的階段中完成。 爭辯這個問題之前，我們應該先釐清「通識教育」的定義； 每個人都可以取她/他自己的定義，可是，如果接受「通識教育」就是哈佛報告創造的 General Education，那麼，至少人家的原典就是認為
全國國民在每個教育階段都要接受通識教育。
哈佛作為美國的「最高學府」不僅是學術地位的崇高而已， 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最高代表學府， 它當然也是全美國（可能是全世界）最「有錢」的學府。 哈佛大學的「校務基金」有 323 億美元（2012 年的資料）， 前五名的綜合大學，在哈佛之後依序是耶魯 208 億、Texas 系統 204 億、 史丹福 187 億，和普林斯頓 182 億。 就連小型的博雅學院都很富裕。這一類型的學院之「校務基金」也很可觀， 2014 年公佈的前三名美國博雅學院依序如下： Williams 和 Amherst 學院的「校務基金」都有 18 億美元的規模， Swarthmore 學院有 16 億美元。 我提供一些參考數據做對照吧：中央大學大約有 0.7 億美元， 臺灣大學大約有 3.4 億美元。
德國在十九世紀引領的「研究型大學模式」在專業領域的研究上成就非凡， 造就了德國的產業升級與科技進步。 我感到好奇但是還沒有答案的問題是：二戰之後， 德國可曾對於它那講究「精細分科專業導向的研究型」大學模式，做過什麼反省性的研究？
第 166 頁列出三項耐人尋味的調查結果。
- 2013 年 UCLA 調查全美 283 所大學的新生， 其中 87% 的大學新鮮人把「得到好工作」列為進入大學的首要目的。 這項 American Freshmen Survey 已經持續了 50 年，2013 的結果是歷年最高的比例。 我不知道如今 (2016) 是否更高？此外，我相信臺灣的大學新鮮人（及其家長） 也是持這種看法者居多（雖然不至於高達 80% 以上）。 這就是我所謂的「私領域」教育的普遍目的，它和「公部門」教育的目的經常是不吻合的。
- 卡內基基金會以某種規準判斷大學是否施行「博雅教育」？ 1987 年的調查結論是 540 所（美國）大學，但是 2012 年減為 130 所。 因為美國的大學幾乎都是為「私領域」教育提供服務的， 所以要服鷹市場需求，既然學生（和家長）要的是就業，就以就業為目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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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科技迭創藝更新」的廿一世紀，每一種特定技能都可能在四年之內消失，
究竟什麼是就業導向的教育？
2013 年美國學院和大學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調查雇主看重求職者的哪些技能？結論如下：
- Critical thinking
- Analytical reasoning
- Clear or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 ability to locate, organize and evaluate information from multiple sources
英國諾丁漢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在中國寧波設立了一所「中西合璧」的小班小校住宿型博雅學院。 在那個「獨裁的」中國境內，容許成立一所外資學校， 並在相當程度上以英國「母校」的規格為準，而在相當程度上獨立於中國教育部的管轄， 因此在制度和「學費」上享有很高的自主程度。 它的聲譽如何？收多少學費？它的學費是「一般大學」幾倍？ 這些問題都可以在網路上查到最新的消息，我就不寫了。
寧波諾丁漢大學當然注重英語的學習，事實上英語是那所學校的「官方語言」。 他們的（英籍）教務長說，校方為中國籍學生準備了獨特的英語教程，
學生（用英語）說話的能力並不差，關鍵是在課堂上用英語聽課、 寫報告、討論。他們要習慣把英語變成一種（用於）學習（的）語言。(p.179)其實他說的「特殊教程」早就有名字了，叫做 EAP：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從 1960 年代開始，EAP 就在西方的英語教學界開始發展。 中央大學語言中心從 2011 年起開始，嘗試開闢 EAP 課程， 雖然有些成效，但是老實說並不如預期。 探究其原因，我相信主要是因為沒有「迫切的」需求。 在中大校園內的學生（特別是大學生），並沒有使用英語參與學術（學習）活動的需求。 當我在中央大學推動研究生的學術英文寫作課程時， 才發現許多指導教授已經放棄以英文撰寫學位論文的要求了。 堅持以英文寫作博士論文的老師，稍多一些，而碩士論文大多已經棄守了。 當中文寫出來的學位論文具備出版價值時，老闆花錢請專業翻譯，顯得比較符合經濟效益。 （是的，學術這一行，造就了英文論文編譯這門新的服務業。） 因此之故，在中大校園裡，語言中心還在默默地維持著學術導向的英語文教學， 但是學生的需求量並不高。
相對於 EAP，學術導向的華語 (CAP: 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 反而是有市場的：因為外籍學生、交換生、僑生， 沈浸在中央大學全華語的學習環境裡，就像我們臺灣人到了美國留學一樣， 立刻就有了充分的語言學習需求；而且這種需求並不是日常的，而是專業的。 CAP 的規模也不是很大，但是因為中大的外籍、交換、僑生本來也不太多， 所以供需並不失調； 我們的 CAP 課程與教材很被看好，是該投資的項目， 卻可惜資源一直是不足的。
相對於 CAP 言下之意乃針對非母語者，「學術中文寫作」則是針對本籍生。 前面說過，大部分的碩士論文以及不少的博士論文，其實是以中文寫作的。 雖然學生在寫作學位論文之前，已經學了「一輩子」的國文， 但是眾所皆知（卻不曾處理）的是：臺灣的中文教育是幾乎崩盤的， 除了日常生活的口語和簡訊之外，一般學生幾乎沒有任何在正式場合使用中文的能力。 所以，我認為「學術中文寫作」在中央大學具有最大的需求， 但可惜的是，我們沒有資源提供足夠的「學術中文寫作」課程，更可怕的是， 當我深入這個主題，發現它幾乎是空白的。 想要從中文系（中國文學系）獲得這方面的教學知識， 真可謂緣木求魚；相對於美國人（相信英國人更是如此）在其（母語）英語教學上， 有那麼豐富的研究文獻可以參考遵循，我國在（母語）中文教學上的知識幾乎是零。
以上，在我即將離開語言中心主管位子的前半年，順便記在這裡。
第 22 頁引述大英百柯全書第五卷：
文化：人類知識、信仰和行為的整體。
第 31 頁記載了范曾先生於 2004 年贈南開大學數學研究所一幅「陳省身與楊振寧笑談」圖，如下。
真情妙悟鑄文章深得楊先生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