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興起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Douglass North and Robert Thomas 原著 1973，劉瑞華譯， 台北市：聯經，2016，ISBN 978-957-08-4665-2。
這本書是 Douglass C North（1920--2015，1993 諾貝爾經濟獎） 以經濟史為方法開展其「制度變遷理論」的早期著作， 由其任教於清華大學的門生劉瑞華教授翻譯。 這一門「新經濟史」其實不是「史學」，而是「經濟學」的一支。 MBALib 的「新經濟史學」條目寫得很好， 它簡單地聲明「新經濟史學逐步演變成了以經濟發展和社會演進的全部為對象的經濟學學科，與發展經濟學存在著密切的關係」。 North 在本書序言就說「這是一項詮釋的研究 ─ 一個擴大的解釋速寫 ─ 而非傳統意義的經濟史」，而他認為傳統意義的經濟史， 是鉅細靡遺的資料搜尋、精確的實證歸納；言下之意，相對而言， 他的主張則僅視需要而進入史料細節， 至於「需要」則可以根據演繹的思考方法（而不完全靠實證與歸納）推論而得。 North 之諾貝爾桂冠，則以後見之明表示此學說的成功。
最近已經有人主張：所謂課程的研究，就是課程史的研究。 而所謂教育史，制度與數字的編年鋪陳實在缺乏內容，似也到了可以發生典範調整的時候。 如果說教育的主要內容是課程而不是政治，則所謂教育史就是課程史， 從課程史發展出來的教育史，看起來是一個在思想上比較具有啟發價值的教育史。
譯者劉教授寫在「導讀」裡的以下這一句話， 跟米蘭昆德拉寫在《生命中無法承受的輕》裡面的歷史觀感，有一半是一樣的。
歷史不會重演，了解歷史並不能讓我們預知未來， 歷史知識的功用是讓人增進面對變化與處理問題的能力。(p.39)昆德拉大致上是說，如果歷史必然會重複，人生多麼無聊，但是如果它必不重複， 那麼歷史又有何意義？唐太宗百字箴說「以古為鏡可以之興替」，培根說歷史使人睿智。 這些文獻對歷史的看法，形塑了我自己的歷史看法。葡萄牙是最早航進南半球的國族，在那裡沒有北極星可以用來測量緯度了。 為了尋找替代方案，葡萄牙的亨利王子（1394--1460，Prince Henry， 又稱 Henry the Navigator，開拓葡萄牙在非洲的領地）召集一批數學家， 發現只要測定太陽在中天的垂線，配合太陽的偏度表，即可得到關於緯度的資訊。 不過，測定經度就困難多了，因為需要一座在遠洋航行期間保持精確的計時器。 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lip II，1527--1598）首先為發明這個航海鐘懸賞一千克朗 ...（p.52ff）
存款銀行可能在羅馬時代就已經存在，但是在十二世紀末、十三世紀初才在歐洲復興起來， 其法律原則沿襲自羅馬； 此制度的再興，證明對資本市場提供安全保障和降低金融成本的需求越來越大。 保險業也在此時開始萌芽，伴隨著海洋冒險貿易的擴張，最早的創始者是義大利人。 此時只為一定比例的貨物價值提供保險，已知最早的保險貸款可追溯至 1287 年。 （p.134）
法國的官僚體系，乃至於文官與教育體系，跟中國非常相似。 「了解法國舊王朝財產權結構的關鍵，在於明白王室對稅收的控制是絕對的， 還有一個龐大的官僚組織依附著王朝特權」（p.237）。 「國王的徵稅方式需要一個龐大的官僚體系來執行。 到最後，農民必須負擔這批廣布各地的文官們的花費。 君主體制以官僚體系取代封建領主（seigneurie）主持的地方正義」（p.239-40）。 關於這個官僚組織中的會計部門，我正在讀的另一本書 大查帳 講了生動精彩的故事。 但是為什麼法國卻不像中國那樣地停滯呢？ 我認為主要是因為中國太大，而且邊境的鄰國都更落後， 缺乏像法國的地理位置那樣的周邊挑釁；也就是法國生於憂患，中國死於安逸的意思。
西班牙的衰落與停滯，一開始是用剝奪少數民族的財產來支撐的， 先是猶太人（1492），接下來是摩爾人（p.250）。我還知道，到了十八世紀， 甚至「非我宗派」的天主教徒都受剝奪，例如 1760 年代對耶穌會的追殺， 導致澳門大三巴在 1762 年被葡萄牙王沒收。
pp.275-7 英國政府在十七世紀初期的歷史，與科克爵士的一生密不可分。 Sir Edward Coke（1552--1634）1613 成為大法官，為維護「習慣法」 （Common Law）不遺餘力，而他堅決主張習慣法為土地的至高法律。 但是，描述英國市場自由成長的過程，如果太過份凸顯個人，會扭曲制度面的大圖像。 科克反映的，是一個成長中且強大的商人團體情緒， 他們不肯屈就於強加在其活動上的種種限制。 貿易與商業中的有利機會似乎處處受制於特權，進入市場與流動都受到阻礙， 唯有消滅它們，企業的範疇和獲利才能增加。 1624 年的《壟斷法》（The Statute of Monopolies）授予發明者擁有 14 年的壟斷權， 剝奪了王室慣有的壟斷權，因此將一個「鼓勵真正創新的專利制度在法律中具體化」。
前面說為了測定經度而必需的航海鐘，從十六世紀末一直等到十八世紀初， 都沒有智者提出解決方案。 遠洋貿易的列強陸續提高獎金， 例如英國在 1714 年懸賞二萬英鎊（約值 2019 年的三百萬英鎊）， 最後由 John Harrison（1693--1776）獲得；他在 1730 提出第一版設計， 此後耗盡畢生精力去改良它。 North 認為，如果專利法早一點出現，必定能讓這種艱困的研究工作早點完成。
作者認為 1640 年代之後，在歐洲觀察到的生產力提升，不是農業、工業生產技術的革新， 也就是說「非關知識」，而是「交易成本下降」造成的結果：
使用市場的成本下降，是生產力增加的主要來源，一如在尼德蘭發生過的情形。 交易成本下降，使英國在十七世紀能支持那些成長的人口，同時還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 隨著市場成長，英國採用荷蘭人熟悉的商業創新。 工業和農業的技術變動，在此一時期一般而言是缺席了。 生產力增加乃是對當時產品與因素價格變動所做的反應， 也是對經濟調整的能力和交易成本下降所做的反應，而非針對新知識。但是，在那一段生產力擴張的時期，新知識也從這些人身上誕生了： 笛卡耳、施豪登、惠更斯、費瑪、巴斯卡、牛頓、萊布尼茲。 我認為中國一個老觀念「有土斯有財」說得極度簡單， 這個觀念才是最最基本的經濟學「Big Idea」。 經濟史學可以用演繹的思維蒐集歷史證據來支持他們的「制度引領興衰」理論， 但是事實擺在那裡的是：新土地的獲得。 相對而言那麼少量的西歐人，佔據了幾乎半個地球的土地， 即使在遠洋列強之間有強弱疾遲，但是撇開那些「細節」來看， 整體而言西歐就是世界的主宰，而其根本原因，就是「土地的掠奪」此一單一因素而已。 可是這個概念太簡單，又似乎太「土」，所以經濟學者不願意談， 否則怎麼抖露他們滿腹的學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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