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燕生先生遺集--政論與時評 (上)， 黃欣周編輯，沈雲龍校定，海文出版社，1968。自從「發現」了常燕生之後，對他的智慧與熱情佩服不已， 真正達到了年輕人表達的 Orz 程度。 讀完 被遺忘的學者--常燕生教育政治論文集 之後， 緊接著從圖書館借來這一本書。 看起來，這本書是一批仰慕者或追隨者為紀念他「七旬誕辰」而整理出版的， 由一位中央大學校友陳啟天先生於民國 66 年贈與圖書館。 很不幸地，這本書的借閱記錄是空白的。 這麼偉大的思想，似乎真的是徹底被遺忘了。
這本書收錄常燕生 (1898--1947) 在民國 21 年 1 月至 36 年 4 月之間發表於報紙社論的文章（常君驟然病逝於民國 36 年 7 月）， 從編輯的專書標題看得出來，此書僅挑選「政論與時評」性質的文章進來。 我相信常君是民國以來最高段的古典詩人之一，等我讀完這類評論文章，再去讀他的詩。 從發表年份得知，這些文章寫於常先生 34 歲至 49 歲之間， 而且發表的時代之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八年對日抗戰。 文章裡，我們看到他堅決地反對共產主義，明白地剖析蘇俄餵給中國那包在糖衣裡的禍心， 所以他當然不受大陸的歡迎；在《被遺忘的學者》裡， 已經看過他對孫文「三民主義」的理性批判， 而這本書又寫下了許多對國民政府的殷殷責備，所以他也不能受臺灣的歡迎。 現在，從文章裡得知他自命為「國家主義」者 (pp.388-405)， 不願與「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世界主義」者為謀， 而「中國現代智識界的大多數不外是這三種分子所組成的」(p.389)， 更何況他沒喝過洋墨水（但我確信他的英文閱讀能力很強）， 最高學歷僅止於「北京師範」，卻要與胡適等級的人物對抗， 因此他也擠不進民國的學者圈裡。 所有這些因素，都注定了他的「被遺忘」。 然而，作為一名知識份子的「真、善、美」，不就是應該像這樣的「入世而獨立」嗎？
以下這段雄謀遠略的文章發表於民國 27 年春季， 那時候南京大屠殺已經發生了，日本陸軍和抗日的各路人馬在黃河南北的大地上作戰， 節節往武漢收攏而敗退。在那樣的情勢之下，他發文道：
我們天生具有大國資格的中國人，根本不必自餒，我們應該覺悟自己的潛勢力，我們要認清這一次的戰爭，不但是一個救亡的戰爭，還是一個爭霸的戰爭。 黃種人的領導權，無論從歷史、文化、人口、土地、資源哪一方面來看， 天然是我們中國人的。至於對日本人，我們也要正告他們一下： 大國小國的地位是天然生定的，絕非人力所能僥倖巧取豪奪。 ...。今日具備大國條件的，世界上只有中、美、俄三國，而中國在這一條件上尤為完滿。 ...。這戰爭無論延長到若干年，中國必然獲得最後的勝利是無疑的。而常君認為二十一世紀成為「大國」的基本必要條件是什麼呢？ 他說：起碼要有一億人口。 其實日本是滿足這一項必要條件的，但是土地和資源則勉強不來。 而他給日本的建議，來自他在民國 9 年拜訪日本的時候，讀到「改造社」出版的徵文《百年後之日本》專輯，裡面有一篇文章主張在下一世紀裡，全世界的霸權必將分屬中、俄、美三國，德國如能完成大日耳曼主義， 尚可建設一中歐大國，分享霸權。 大英帝國恐不免終於分裂，蹈了西班牙的末運。 至於法義等國則根本沒有在二十一世紀做大國的資格。 印度民族和亞洲西部的回教民族如果能早日團結復興，則可以取得二等國家的地位， 否則不免為大國爭奪之目標。
中國人應該感謝我們過去祖先對於民族文化統一的偉績， 使我們在今後有做大國的資格。 (p.296，民國 27 年春)
日本風景美麗，百年後應該闢作世界的公園。 (p.310，民國 33 年 8 月 26 日)常君贊成，我也很贊成，事實上好像的確有這樣發展的態勢。 他認為「日本人民如有遠識，應該放棄侵略的野心，做一個和平、孤立而繁榮的國家」。 日本在地理上對稱於英倫三島，就像掛在歐亞非大陸兩側的耳朵， 很可以過著自己幸福快樂的生活；對於大陸上的紛紛擾擾，可以發揮影響也可以置身事外。 日本在十九、二十世紀的突飛猛進，拉長歷史的縱深來看，應該就是一場意外而已； 他們有今天的成就，應該滿足了，而所謂知足常樂嘛。 如今德國以「財力」而不是「武力」，終究還是統一了歐洲，歐盟在國際事務上的復興， 標誌著以德意志為核心的「歐國」可以在美、中、俄三大國之間， 獲得一席有份量的發言權和參與權。 英國和日本，都分別背棄了鄰近的大陸而寄望隔著大海洋的另一塊大陸； 在我的有生之年，應該會看到他們反悔吧。做政治、國際關係、建國方略的論述，當然要豐富地閱讀外國情勢。 以下這一段文字，似乎信手拈來便簡要地闡明了德意志的策略史，讀得相當痛快。
外交為國防安全的重要要素之一，有時更重於軍事，不但軍備落後的國家須注意外交， 即軍力強盛的國家也須注意外交，才能策國防的安全。 以德國為例，當十八世紀之初，普魯士不過是一個北方的新建小王國，兵力並不算強，因能與英瑞等國相結，共抗法王路易十四的侵略，才日臻於強盛；到腓特烈克二世憑恃其武力， 侵略奧國，引起俄、英、奧的聯合反對，七年血戰，柏林被圍，腓特烈克幾乎自殺，幸俄帝易人，外交形勢轉變，始免於滅亡，這就是但憑武力不重外交的結果。 俾斯麥相普，利用巧妙的外交手腕，孤立其敵人，三次戰爭，俱獲勝利。 普法戰後，俾氏不因德國之強而忽視外交，柄政二十年中，兢兢業業，以維持英、俄、奧、意的親交，孤立法國為職志，對於北方強鄰俄國的交誼，尤其注意。 直到威廉二世即位，俾氏在被放逐之前，猶含垢忍辱想完成俄德同盟，以策國防的安全，大政治家的炯識與苦心，於此可見。後繼者的威廉二世與今天的希特勒，不懂得這個道理， 妄自與俄國為敵，並與世界為敵，才使德意志民族兩次墮落到悲慘的命運， 德國的成敗往例，可為世界各國的殷鑑。 (p.283，民國 33 年 4 月 11 日)臺灣的國防，在兵力與軍費方面都已經無可恃強了，外交上又喜歡鬥戲強鄰， 把一個國家的外交搞得像幫派之間的逞勇鬥狠似的。 掀開來看，這不也就是所謂「民主」的結果嗎？ 現在的執政團隊，想要他們除了「贏得選舉」以外多做些外交內政的國策， 那本來就是強人所難：他們根本沒準備好負起這樣的責任。 那又能怪誰呢？我們自己在所謂「投下神聖一票」的時候， 不也只能想到明後天的的輸贏而已嗎？我們難道有什麼鴻圖遠略嗎？在美國以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長崎（6 日、9 日） 之後不到一星期的時間， 當日本投降的消息覆蓋整個中國的時候， 常燕生又發揮了前瞻的文膽：他發表的社論反而不以政治與戰爭當作主題， 卻放眼在科技上。
眼前世界上最大的事情，並不是日本的投降，也不是蘇聯的參戰，...， 人類利用原子能的成功，才是今天世界上的第一等的大事， 並且也是自有人類以來的第一件大事，...。 人類利用原子能動力的成功，不但改變了整個的地球， 並且或許還能夠超出了地球的範圍，向廣大的太空去發展。 (p.379，民國 34 年 8 月 13 日，新中國日報社論)我認為常燕生不可能具體地想像登陸月球和探索太陽系的太空競賽， 而且人們往太空的發展，倒也不能說跟原子能動力有直接的因果關聯， 但是他對科技發展的重視，和超乎於常識的判斷眼光， 在當時（乃至於現代）關心政治的「名嘴」或「名筆」之中， 不知道還有沒有可以匹敵的人才？〈建國問題平議〉這篇文章寫於國民政府在戰前大建設的十年之間， 他支持胡適的「無為政治」意見，認為建國的第一步驟是「與民休息」。 他認為中國經濟破產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帝國或資本主義的侵略， 而是過多的苛捐雜稅以及官吏的侵吞壓榨。他認為
中國今日欲談建設，必須先經過兩個預備時期， 第一個是休養時期，這時期的工作是裁兵、裁官、減政、減稅， 澄清吏治，剷除盜匪，使人民的負擔逐漸減輕，能夠自由吐口氣。...。 這個時期經過之後，人民的能力逐漸恢復了，然後再可進入第二個小規模培植的時期， 這時期的工作是興教育，修路政，扶助人民自動建設小規模的實業，將大建設的人才和條件都預備好了， 然後才能進入於第三個大規模建設的時期。 (p.30，民國 23 年 2 月 4 日《獨立評論》88)在任何一個有「任期」壓力的民選政府裡，大概都不會有領導人願意按照這個步驟來， 讓自己的治理成為「休養時期」而把建設的豐功偉業讓給別人。 但是，所謂「獨裁」的政權就未必了；我們想到的，應該就是鄧小平吧。 他做的事雖然並不是常君所想像的藍圖，但是他確實是先「鬆綁」了， 讓人民可以在比較大的程度上自己動起來，同時政府也負起了興辦教育和路政的責任。 臺灣或許並不缺少自由，但是，二十多年的惡鬥，難道大家不累嗎？ 是不是也該選出一位能讓大家「休息」的領導人？ 在這塊彈丸寶島上，也做些「減政、減官」的工作？特別是「減民代」！類似的，教育事業的興革，可不可以也有一段「鬆綁」的休養時期？ 試試看，在某個十年裡，把課綱設定得幾乎沒有限制，考試也全然獨立而且放鬆， 因此而亡國是肯定不會發生的（因為有更容易亡國的措施）， 但是藉此可以讓老師們先鬆一口氣，休養幾年。 然後，有一部份人會自由地先動起來，那時候應該會萌發新的契機。
說到建國與民主憲政的實施，都是「有步驟的，只有一次一次兌現的民主，決沒有整批兌現的民主」(p.411)，這個看法其實呼應孫中山的「軍政、訓政、憲政」三步驟， 只可惜孫先生死得太早又太突然，別說當時沒有人跟隨他的計畫走， 就連國民黨的領導人也沒有認真按照他擘畫的步驟執行；只能說，計畫趕不上變化吧。 如果不按部就班而躐等躁進，常君預言：
以毫無民主素養的人民，以之運用現代繁雜的民主制度，其勢必始也感到茫然， 繼也陷於凌亂，最後乃流於厭倦。果然等到人民對民主發生了厭倦， 則必有野心者起，利用人民這種弱點而使政象復返於黑暗。 (p.412，民國 35 年 6 月 1 日《上海中華時報》社論)臺灣的「民主」政治，不就是印證常君這一番話的典型範例嗎？ 更何況臺灣的教育普及與人民在一段類似「訓政」的統治下， 曾經以「辦家家酒」的格式練習了「民主」好長一段時間， 所以不能妄自菲薄地說臺灣人民缺乏民主素養，只是還不夠精不夠深不夠普及而已， 都還搞成這樣一副自毀家園不死不活的狀態， 以中國十三億人口的教育不均以及缺乏「訓政」經驗的現況， 若是驟然「整批兌現民主」，其危亂其荒誕令人不敢想像。 在這個邏輯之下，我希望共產黨的統治，能像現在這樣再維持久一點。 假如蒼生有幸，共產黨政權不知不覺地，或者按部就班地，實踐了孫中山的三步驟規劃， 那是最美好最值得期待的未來了；但我個人並不急著看到它的到來。 慢一點，不太招搖地，成長茁壯，以免遭到現世霸權的嫉妒， 就像國民政府在 1928--37 那十年大建設時期遭到日本嫉妒那樣， 受到霸權國家想方設法地橫加阻攔，甚至受到明目張膽的霸凌。憲政的特徵之一就是「憲法」的地位。 對於「我們需要怎樣一種憲法」這個問題，常燕生有一個呼籲：
我以為首先必須認識一切客觀的事實本身都是一種有機的過程，世界上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因此我們今日來談憲政，首先就必須拋棄十九世紀認憲法為萬年不朽的大法的陳腐之見， 老老實實承認憲法雖然比別的法律較為基本些，然而依然不過是一種因時制宜的救國之道而已，憲法本身也應該和其他一般法律一樣，使它有隨時代環境而不斷地修改適應的能力。 (p.143，民國 29 年 2 月《國論》半月刊)這個看法，跟課本裡說的「根本大法」觀念不大相同， 不知道法學教授怎麼看？可是他的說法聽起來是很符合實用主義的， 也就是非常符合經驗和常識的。我們在臺灣吵著要改憲法，吵了快要三十年， 表面上是因為國名、疆域等大問題而僵持不下， 但它們都是無關民生實際的假議題。真正的議題，是國民黨拿大陸的人口和領土規模， 實施於臺灣這塊四萬平方公里的島嶼上，實在是不合環境也早已不合時宜的。 起碼我們可以修改它，使得「減政」、「減民代」得以進行。 但是這等於要立法委員「引刀自宮」，除非人民真的發揮力量了（或者全部選女性立委），否則哪有立委諸公肯這樣做呢？
「萬惡的官僚」導致國家衰敗民智昏頓，似乎是他的核心主張之一。 他認為中國的實際治理者，不是皇帝、貴族，而是官僚體系。
中國的官僚是全世界無比的腐敗勢力，有二千年長久的歷史背景。 二千年來的中國，表面上雖是嬴、劉、曹、馬、楊、李、趙、朱的天下，實際上永遠是一個官僚的天下。 今天中國國勢之至於如此，官僚應首負其責。 今天若在中國國內談革命，其唯一的對象，既非君主貴族，又非地主資本家，就是這個萬惡無比的官僚勢力。 (p.154，民國 29 年 4 月 5 日)他認為中國官僚形成的「官僚資本家」跟西方的「工業資本家」一樣橫征暴歛貪得無厭，但是後者還得憑自己的本事去創新， 去改善製程和品質，去開發市場需求，而中國的官僚，靠的就是一紙科舉的功名， 然後就擁有一切牟利、徵斂、統治的權力， 由於權力是被保障的，所以並不須要競爭，也不必有所進步。 而他認為這樣的一個官僚階級，進而發展出來的「官僚資本主義」，是中國所獨有的。 後者的興起，標示著「三代以上」封建政治結構的結束。中國的封建社會在二千年前就消滅了，但工業革命至今不過才學步走， 從秦始皇到宣統，這二千年的中國社會是在歐美所沒有的， 它是屬於另一種型態的，這就是君主專制的社會。 在君主專制社會之下，幫助君主個人統治剝削的，是一種特殊的工具，就是官僚集團。 官僚集團在君主的蔭庇之下，不但集中了政治的權力， 也集中了財富的權力，沒有一個官僚不是與土地、商品、勞動力發生聯繫的， 俗話所謂「升官發財」最足以表示這種社會的意識形態。 因此政治上的官僚統治權在經濟上也形成了一種官僚資本主義，這是中國社會的特殊產物。 ... 它不但是剝削人民膏血的主要勢力，也是障礙社會生產事業和科學發明的重大因素。 (p.362，民國 34 年 6 月 11 日)很令人悲傷的是，二千年藉由科舉這項唯一手段而生育滋養的官僚資本主義， 形塑了中國人對於「教育」的意義概念和價值觀，至今仍然難以擺脫。 「教育」當然包括「數學教育」，但是我認為「數學教育」受害尤深。 因此「數學教育」的興明， 標誌著我民族自從晚清以來一層又一層深入反省自身文化的最後一層革心覺醒。可是，前面也說過：「中國人應該感謝我們過去祖先對於民族文化統一的偉績」。 可見官僚集團並不是全無價值，它至少有一件功勞：幫助建立了統一的中華帝國。
關於前面讚許過的「無為政治」，則另有一篇〈無為政治論〉， 重點就是說「無為」不是委心任運，懶惰苟安， 而是「政府不當妄想包辦一切，惟應因勢利導，使人人自動發抒其力量，非盡天下而束縛斷喪之耳。」 (p.175，民國 30 年 5 月 20 日) 說來簡單，怎麼做呢？這篇文章超過 15 頁，是少數的長文，而且此文偏近文言， 所以文意更深。 文中也提到了「執兩用中」的心法，這一段文言實在太精彩了： 他說：執中不外就是常識。
中國古聖王相傳之心法曰「允執厥中」，執中者又無為政治之精意也。 世之敝於宋儒理欲之辨者，每以為人欲之外別有超然之理，而所謂中者，即懸於此超然之理界內，於是專制之王，偏執之臣， 各以其所謂中者責人於廟堂之上，而中之理愈晦。 清世宗之著《大義覺迷錄》也，明代諸臣之議大禮爭三案也，皆以其偏私之見而強指為事理之中，其所爭愈烈，其去中愈遠，而馮道之徒，持模稜兩可之見者，又誤以調停折半為中， 此兩者各有所敝。夫古之人言中必言庸，又必言和，故中之理非懸於象外， 實寓於此圓顱方趾之寰中，質言之，中庸者常識之見耳， 多數之意思耳，人欲之諧和調整者耳。善為政者，即在能於雜然抵觸之諸多意見中，求得一人情事理之當然軌徑，所謂「允執厥中」者在此。 (p.175，民國 30 年 5 月 20 日)在前述脈絡之下，常君認為貴族封建的政治時代，更勝於後來的帝王中央集權加上透過科舉方法而建立的官僚體系。 他認為治國必須要有領導人物，而此領導人物
不出於「士」則必出於流氓土棍貪人鄙夫。 (p.260，民國 32 年 10 月 22 日〈人物與風氣〉)OMG，這實在說得太糟糕的精確了。臺灣的今日政治，不就如此嗎？ 在他談英國的時候，也推崇他們的貴族與「士」的養成，跟中國的「三代以上」比較：政治出於封建，而政權操於貴族，貴族風格之養成則資於「士」之制度，故古之所謂「士」者以武為主，與後世文弱讀書之士，取義不同。 在封建制度之下，貴族子弟智識一開，即有阿保師傅之屬，夾輔左右，教之以禮義之行，自衛衛國之具，故其所謂士者，雖成就之廣狹不同，要皆有忠信義勇之氣， 此中國歐洲之同然也。 (p.261)隨後引「孔子答魯哀公」有一句優美的格言：往者不悔，來者不豫回頭說孫中山吧。我剛讀完的另一本書：徐中約教授的 中國近代史（上冊） 用了比較多的篇幅寫孫中山以及他的革命事業， 然而常君寫在中華民國第三十三個國慶日的短文，以不到兩頁的篇幅寫出了梗概； 也許徐教授採納了常燕生所採用的歷史詮釋吧。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起初本是直接受洪楊革命排滿思想的影響， 最初本不為全國多數智識分子所了解、所接受，直到立憲派的戊戌變法運動受清朝頑固派的阻撓失敗以後，...，同盟會成立於東京，集合以黃克強先生所領導的兩湖會黨為主體的華興會及章太炎先生所領導的江浙智識分子為主體的光復會，三派合流，文字宣傳與武力革命並重，革命的高潮才一天一天膨漲起來。 (p.314ff，民國 33 年 10 月 10 日《新中國日報》)以下一段話，分析中國人好與事業有成者為敵的五種習性，其中第四條「凌犯」特別突出， 其他四條似乎都不能算是「中國人」敵視成功者的特色，只有第四條可以算是。
一曰嫉妒，...；二曰意氣，...；三曰情面，事業家有求事業之合理化而不顧情面者， 則群起而攻之；四曰凌犯，事業成功，貴於上下組織井然，如臂使指， 而中國人習氣，多好以下凌上，以為清高，結果使事業秩序紊亂，無法推動； 五曰鬆懈，...。 (p.314ff，民國 33 年 8 月 18 日)這本書收錄的大多數文章，都寫在國際情勢以「法西斯」和「共產國際」相對抗， 而「民主」式微的時期。常君力守「民主」而左右迎戰其實是法西斯的「國民陣線」 以及其實是共產國際的「人民陣線」，感覺得到他的辛苦。 以下這段文字，他引用馬克思的辯證法，申論法西斯就是因為共產主義的矛盾而創造出來的，寫得精彩。
因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而引起共產黨的反抗，這可以承認是合於辯證法理論的一種發展。 但一切左傾朋友們講到此處就不肯再往下講，他們承認資本主義的矛盾產生共產主義， 但他們不承認共產主義本身也有矛盾，也能引起他種對立的發展， 似乎社會進化一到共產主義的階段就會完全靜止，失去了運動的性質，而更絕無矛盾一樣。 ...。事實上，法西斯主義的出現就是對於共產主義的否定的否定，也就是由共產主義本身的矛盾而產生的對立的鬥爭。...。 法西斯在組織上、運動上、鬥爭方法上，無一不模仿著共產主義， 但是卻和共產主義成為生死冤家，這就是充分表現了辯證法上由內在的矛盾而產生對立鬥爭的發展法則。 (p.122ff，民國 26 年)雖然共產黨和法西斯水火不容，但常君認為他們本質上完全是一個東西， 實際上都是獨裁政治。「紅的共產黨，黑的法西斯，褐的國社黨，...， 都是以暴力方法代替民主的方法維持政權，都主張個人的權利要為集團的權利犧牲， 都要實施極端的干涉主義。」(p.100)。他論述共產主義是一種宗教。這個論述就沒什麼意思了， 因為同理民主政治的信念也可以是一種宗教；是不是一種宗教， 並不能拿來說它好還是不好。 但是他在作此論述之前，寫了一小段對於宗教的看法，倒可以參考一下。 我認為如果放寬來說，以物理為首的自然科學，甚至數學，都可以是一種宗教。 可是按照常君的看法，數學就畢竟不是宗教而是一種學術了，如下。
宗教和學術不同之點，就在學術祇注重純理的探討，不問實際影響為何， 宗教則是以實行為主的，教理不過是實行的一種宣傳方法。 任何宗教都有「教」、「理」、「行」、「證」四個部分，教就是判教， 是要把許多不同或類似的教派用一種標準排列起來，自己當然排在最高的位置，...， 證就是實行宗教理想以後的實際效果。 (p.37，民國 24 年〈國人對於中國共產黨運動應有的認識〉)按我說，「證」就是宗教的「應許」。這本書裡的文章顯示：國民政府帶到臺灣的教育管控政策，早在大陸就開始了。 以下言論並非高見，我只是要記下證據而已。
從民國十七年以來，中國的教育當局 ... 以統制的精神貫徹於教育之中，國立學校要受統制，私立學校也要受統制； 校長要受統制，教師也要受統制； 課程要受統制，教本也要受統制； 教師在課內的思想、言論、行動要受統制，在課外的思想、言論也要受統制； 學生在受課的時候要受統制，在不受課的時候也要受統制。 (p.326，民國 33 年 12 月 26 日)特別指出「民國十七年」是因為那一年蔣介石帶領的國民黨軍隊完成了所謂的「北伐」， 雖然在很多細節的事實上仍然沒有統一中國，但是國民政府真正能夠負起中國內政的責任， 最早只能從那一年算起。在教育上貫徹統一政策，結果限制私立學校的成立，劃一公私學校的課程， 統一教科書的編製，監督教師學生的思想言論，其目的在求學校、 課程、教材及師生人格的整齊劃一 ... 一切辦學者、教書者沒有一點自由創造試驗自己理想的餘地，還有什麼樂趣？ 對於教育事業感不到興趣，還能希望他們對於這種事業發生服務的觀念嗎？ (p.366，民國 34 年 6 月 25 日)打從他們執政的一開始，國民政府就以「限制」和「資助」的兩支鉗子， 抓住私立學校的頭尾。在徐中約教授的 中國近代史（下冊） 有所提及。政府不但對與大中小學的課程、師資、課本樣樣都要干涉，都要包辦， 而且根本就採取一種限制私立學校的政策 ... 即使可以讓私人去辦一個私立的學校，但內容課程又非照刻板式的章程不可。 (p.386，民國 34 年 10 月 13 日)這麼說來，我參加制訂課程綱要的工作，倒是為虎作倀了。 其實，我是非常贊成廢除課程標準的； 如果整個國家的教育政策容許討論，我會站在反對單一課綱的那一方。 但是在制度改變之前，課程還須綱要、教材還得審查， 我自認為還蠻適合做這份社會服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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