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的經濟學, 竹內宏著, 錦繡出版, 1994, ISBN 957-720-172-5
這是 1994 年出版的「新世紀宏關系列‧企業人必讀100」叢書第 34 號， 整套書都譯自日本，而譯者似乎都是大陸人士。
竹內先生生於 1930 年，1954 畢業於東京大學經濟系，似乎沒有做官也非學者， 卻是銀行業的實務工作者。生涯中遇上了日本戰後經濟猛飛的階段， 代表日商銀行考察了許多外國市場，因而結交產官學界的經濟、金融人士。 再加上個人的興趣，所以經常發表專業報告以外的見聞錄。
這本書收錄的見聞，大約從 1970 年代延伸到 1992 年， 那是世界經濟的泡沫即將爆裂，海嘯也作勢待發的年代。 作者確實走了許多地方，而且經常重複造訪，得以提供第一手的長期觀察看法。 即使 1992 也是二十年前的往事了， 那是我剛從 Penn State 畢業、剛回到台灣的年代。 因此，這本書很難說有些什麼前瞻性的價值， 反而可以用他的「推論」映證於現世。
這位老先生不乏獨特而且有趣的觀點。 譬如他說韓國是個「真儒教」國家，而日本因為早已現代化（西化或科技化）， 所以只能說是個「假儒教」國家。 他提到韓國人的緊密家族、社區連結，產生一種庶民的借貸體系：契； 了解之後，就知道韓國的「契」就是也曾盛行於台灣的「會」。 最近的確很少聽說「會」了。
竹內先生認為，泰國和台灣之所以產出大量的、工廠中不可或缺的、 手指靈巧而精確的女工，是因為以前貧窮，這些女孩都要自己用刀片削鉛筆的緣故。 雖然好笑，卻也不無道理。我當年就始終練不會削鉛筆的技巧， 總是找女同學幫忙；還好不久之後就出現了一般人買得起的自動削鉛筆機。 在那個削鉛筆的年代，長大之後手指還在的人，大概指頭都足夠靈巧。
竹內還把韓國的「半島人」性格跟日本自己的「海島人」性格歸於同一類： 小器的那一類。他說，在日本和朝鮮長達 2500 年的歷史裡面， 兩國人民絕大多數時間是和平相處甚至相親相愛的， 就只有廿世紀初期的那一段「短暫」的時間，日本「不小心」「稍微」欺負了韓國。 將眼光放大放遠來看，那一段近代史根本不算什麼了不起的紛爭， 而「小器」的韓國人卻一直記恨到現在，真是有點「莫名其妙」。 相對地，台灣人雖然也是「海島人」，但是他們「大部分」是「不算太久以前」 從大陸移居海島的，因此還保有大陸人的「大器」。 因此，台灣人就看得開，不跟日本斤斤計較那一段歷史上的「意外」「反動」， 而眼光遠大地跟日本人做生意。
他還說，韓國人之所以那麼快地忘記了日語，而且迅速團結起來， 是因為語言。韓國人在脫離日本統治之後，立刻恢復了他們的母語。 換言之，日本的統治不夠久也不夠徹底，沒有完全消滅韓語。 相對地，台灣人脫離日本之後，被迫學另一種外來統治者的語言（普通話）， 而同樣地沒有恢復他們的母語（閩南話）。 因為不論日語還是北京的普通話，既然都是外來語， 在台灣人心目中的地位並無二致， 因此就不急著擺脫日語，也就不像韓國人那麼團結反日。 竹內先生感慨地說，同樣是戰後三十年，在韓國已經完全沒有說日語的餘地， 但是在台灣還有非常多操著優雅流利日語的人士。
我想，竹內桑的「語言」歸因，比起「削鉛筆」觀點有價值得多。
另一個有趣的觀察是說韓國人和中國人，見其姓名就知道所屬的家族， 還知道是哪一代，就好像在全體國民的背上編了號碼。 最突出的例子是「孔」氏，據說孔氏家族直到現在還用同一序列排輩份的字； 我身邊就同時有繁字輩的朋友和祥字輩的朋友。 而我們瀋陽這一支的單氏，也是從德字輩傳到義字輩，再到維字輩和師字輩。 雖然知道這個傳統一輩子了，卻從來沒想過，這是一種編碼系統 (coding system)。 透過外族的眼光做這種理解，倒也十分有趣。 他認為，侵略者即使長期駐紮，也由於永遠不能獲得這種背上的號碼， 始終被當作老外對待而難以定居。而戰亂時，中國人見面互報姓名， 就知道彼此的族輩，更容易互相幫助。 可不是嗎？軍隊裡和幫派裡的外省人，都是這樣論資排輩套交情的。 但是，竹內說「永遠不能」獲得編碼並不正確， 想必唐朝的李氏，以及後來的蒙古人、女真人， 都把自己的姓名編入了這套 code，而得以「變成」中國人。 日本人太驕傲（當時或許也太短視）而沒有這樣做，怪不得別人。
最後我引述作者在 p.200 前後談及的「義工」話題。 義工只是提供勞力，而大規模的義務性活動，須要巨額資金， 例如提供食物、藥品、住宅等。 在歐洲的天主教國家，因為教會在傳統上擁有大片土地等資產， 再加上奉獻，因此收入頗豐；而教會就能承擔義務性活動的費用。 至於歐洲的新教國家，沒有富可敵國的天主教會， 但是例如德國就收取大約收入一成的教會稅，用來供給義務活動。 因此，在歐洲，廣義的教會資產就幫助了失業者和義務性活動的開銷， 因此行程某種程度的完美社會。 在美國，各種教會的資產都很少（這是宗教自由法案的一種代價）， 所以政府自己就要負責龐大的社會保險資金。
在台灣，就像所有東亞國度一樣， 建設了歐美式的工業化國家，卻失去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價值。 人民和企業捐款給企業，可以抵稅，而捐進了宗教組織之後卻又免稅。 對政府（和普通百姓）而言，這相當於被剝了兩層皮。 如果宗教團體享有免稅的捐納，則他們負擔某種程度的義務性工作資金， 豈不應該是「本分」或「應該做」的事，而不該被視為「慈善」？ 我們看到台灣有幾個超級龐大的宗教性「慈善」組織， 其收款納貢之系統性與組織性，乃至於其宣傳管道與科層結構， 道道地地是一個「企業」， 擁有富可敵國的財富而形成政治人物爭相巴結卻不敢過問的「霸業」。 當他們做些經世濟民的工作時，沒人知道那些開銷占他們資產和收入的百分比？ 而且受助者乃至於社會大眾，還要對他們俯首稱謝叩拜有加； 更重要的是，那「霸業」裡的人也覺得受之無愧甘之如飴。 再仔細想一想，這種種前因後果，總透露著一點兒不對勁。
大陸的文革時代有一句口號：「打倒善霸」。 什麼是『善霸』？為什麼要被無產階級打倒？ 雖然那是個歷史的痛，但是既然都痛過了，不能白痛。 隔著一點歷史的距離， 我們該平心靜氣地仔細檢查一下關於『善霸』的前世和今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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