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樹又見林 The Forest and the Trees, Allan Johnson 著，成令方、林鶴玲、吳嘉苓譯，2nd ed., 群學出版， 2003. ISBN 957-28990-0-7.
據說這本書經常被用作通識課程的教科書或指定參考書。 希望學生不要抄襲本文當作報告；你們的教師很可能也讀過這一篇了。
第一位譯者，成令方教授，在〈譯序〉裡生動地推崇了這本書的英文原著 (大約寫於 1997 年)，讚賞它的流暢，善譬，和深入淺出； 並且記述了她在書店裡翻閱這本書的感動。 我作為一個外行的讀者，而且閱讀量還不夠大，並不能十分體會譯者的感動。 我總以為，社會學本來就不該滿嘴行話而抽離生活經驗，否則必定是假學問。 這是社會學的「原罪」：數學可以理所當然地抽象得沒人讀得懂， 但是研究眾人現象的社會學（或者經濟學、政治學、法學、語言學等）就不該如此。 所以，讀這本書裡的譬喻和舉例，總讓我覺得是「本該如此」而不至於「驚為天人」。
我倒是更感動於這三位女性社會學教授，在她們的研究、教學和家庭生活之外， 細心、用心而且紮實地為我們翻譯了這本書，並配上本土的詮釋。 我們可以說這三位學者的翻譯工作本身，就在實踐她們的專業； 她們如此實在地參與了社會的活動。 但是，何止社會學者該負起社會責任，哪個學者不該兼顧社會責任呢？ 然而，近廿年以來，我們又見過哪幾個在台灣社會裡兼顧了社會責任的學者呢？ 大多數學者只在乎「社群」的責任，而根本不理會「社會」的責任； 我甚至認為，許多學者根本不察覺 (not aware) 台灣社會的存在。
所以，譯者感動於原作者的深厚社會學功力與實踐能力， 而我這名讀者，則感動於譯者精緻、流暢的翻譯和專業支持。 這本書的譯寫，一定花費她們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 希望她們別後悔了，而更希望她們出一份新版，增加更多更即時的本土注釋。
作者開宗明義就說：『一個基本的社會學思考原則是， 我們總是參與在比本身更大的事物之中。』 是的，即使我不懂社會學，生活經驗和對於事物的觀察與反省， 也獲致了大約同樣意思的感想。 我在《文化脈絡中的數學》的課堂中如是說：
我們活在比我們親自經歷到的更大的空間，更長的時間，更複雜的社會裡。
所以，清理出幾條脈絡是獲致「了解」的關鍵性工作。然後，作者自述『我實踐社會學有很多理由。這世界上有太多無謂的苦難， 若要做點什麼來解決，就得瞭解這些苦難是怎麼產生的。』(pp.1--2) 如此宏大的志願，都可以跟佛陀相比擬了。 在這個意義之下，作者以及試圖實踐其專業的社會學者所做的研究， 可以說是要將佛陀籠統而言的苦，緣，業，因果， 用現世的方法和工具，予以分析或量化地釐清。
作者傳授了一招社會學的分析方法：找一條「阻力最小的路」 (a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 這個方法貫穿全書，經常舉例。 但是，按照這個說法，相當於把社會體系看做一個位能場，人就像粒子一樣， 會自動找最節約的路徑到達最低的位能。 這麼看來，便又跟「人往高處爬」的原則性看法抵觸了。 這就是研究「人」比研究「數學」困難的地方； 在人的範疇裡，似乎每一個陳述都既是對的也是錯的。 人通常會自動走向「阻力最小的路」，但是人也有其志願、野心、夢想或願望， 因而有些人在有些事物上，會選擇不符數學定律的路徑與目標。 當我們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時候，我們走向了阻力最小的路； 但是當我們「衣帶漸寬終不悔」的時候，我們或許正逆其道而行。
作者說，社會系統本身會創造現象，和參與者無關。 他舉了一個很好的例子：經典桌遊「大富翁」。 他說：『當我們描述這個遊戲的時候， 根本用不著提到參與者的個性、意圖、態度或任何個人特質。 這個遊戲本身獨立存在，不論誰來玩，什麼時候玩，遊戲都是如此。』(p.20) 「大富翁」真是個萬用的好例子，我也很愛說，數學是一套遊戲規則， 有天賦的人就玩得很好，它的結果跟這個世界「可以」沒有任何對應關係。 然而，它的推論往往被發現具有指稱或甚至預測現實的意義。 何以如此？這還是一件神秘的事。
有些同事說我膽敢不做專業研究，不寫 S*I 期刊論文，不提升等， 而專門發展教材並精研教法，是很有勇氣的作為。 言下之意，似乎認為我勇敢而且費力地選了一條阻力很大的路。 我或許像詩人 (Robert Frost) 說的那樣，選了一條「比較少人走的路」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但我其實並不覺得這是一條阻力很大的路。 或許是我的感覺遲鈍。當我抽離了人群，不競爭也不欽羨， 就真的感覺自己走在一條寬闊而阻力很小的路上。 能夠如此任性，最該感謝的還是中央大學的同仁； 因為這些同仁在中大建立的社會體系，不是那麼嚴重地扭向專業研究， 才能容許我走上這條阻力不是很大的路。
社會學不一定要論及文化，但是這本書把「文化」說得頗精彩。 文化的抽象說法是「一套符號系統」，這本書解釋得很好：
文化主要包括符號，特別是語言中的詞彙和各種想法， 形塑我們對各種事物的看法，從我們與他人的關係，到生命的意義。 文化也包括音樂、藝術、舞蹈 （還有數學）和宗教儀式的實踐。 它包含我們形塑周遭物質世界的方式：從我們怎麼從沙土做出矽， 再用矽製成電腦晶片（和諸如 iPhone 的產品）， 到如何建築城市，到如何把花和植物安排成花園的形式。 文化既是物質的，就是社會生活的那些「東西」， 同時也是非物質的，就是符號和各種想法。 我們用這些符號和想法來思考，並賦意義予事物。這是不是太妙了：文化的主體是一套符號和想法。 所以囉，《文化脈絡中的數學》這門課，開卷第一講就說：『數學是一種語言』。p.46ff, 灰色字是ㄚ丹的
文化那一組符號和想法的系統，建議了一組包含信念和價值在內的「框架」。 還好這一組「框架」不是牢不可破的，正如我拿自己舉例的中央大學的校園文化框架。 社會學要認識、釐清一個社會的框架，除了學術理由以外，更為了實踐。 可以這麼說：我們研究框架進而認識它，是為了要跨越它。 就好像有人說：『我研究法律，就是為了要合法的 break 它。』 作者自己是這樣說的：
「跨越既有框架」是社會學實踐的重要部分。 「文化」、「信念」和「價值」這些概念， 是指出我們跨越了「什麼」框架的重要工具。文化提供的那一套價值，並不能明確告訴我們在每一個情境下做些什麼才是最正確的， 但是它提供一般性的原則，告訴我們該如何衡量好壞輕重。 然後，突然出現了「語言」的類比，真是個妙喻：p.63
價值就像語法，我們用它來解釋從未見過的句子。 p.63而 Carroll 的名詩 Jabberwocky 或許就可以用來舉例說明以上比喻。在 p.157 舉了一個生活環境形塑文化的好例子。 農民不吃牛肉，這是我們經常有機會接觸的文化。 這當然是因為農民須要牛來耕田。 但是，道理不只如此。 作者引述「文化唯物論」學者 Marvin Harris 的主張， 進一步論述：當天災飢荒的時候，如果人們「理性」地宰牛吃肉， 等到撐過了荒年，就不再擁有生產的工具，反而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那麼，如何阻止人們在荒年「理性」地宰牛吃肉？ 要靠文化的力量：它或許用價值、或許用宗教的形式出現。
我曾經在大四的時候問老師：『您思考數學的時候，用的是符號還是圖形？』 後來，我理解這個問題實在很惹人討厭。 因為，在數學文化裡，符號和圖像之間的糾纏是很難抽離的。 再後來，我在廣播節目裡面這樣回答「數學用在哪裡」之類的問題：
數學已經編織在我們的文化裡，我們無法抽出其中的一縷絲線，這本書用更豐富的話語，說明了這種「無法抽離」的現象：
說，看哪，這一絲就是數學。我們是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文化的一部份， 所以我們經常無法明確指出，從哪一刻起， 文化的影響暫時止息而我們開始展現自我；甚至這一刻到底是否存在都很可疑。 ... 我們創造出來的這個社會，同時也是塑造我們成為什麼人的文化力量。 ... 文化不是我們，文化也不全然外在於我們。 文化透過我們存在，我們也透過文化存在。 文化在我們之間，也在我們之中。p.195
在 p.199，書上寫著
社會情境是透過社會真實而界定的， 而這社會真實也只有在人們主動形塑和維持之下才存在。什麼是「情境」和「社會真實」呢？ 作者用「交談」舉了例子。 「交談」這種情境，必須與談人的配合：注視著他，不時點點頭，不經意發出「嗯嗯」的應答聲， 有趣的時候微笑或大笑，嚴肅的時候皺起眉頭， 從談話中提問或偶爾評論一下。 沒有這些回應，就無法維持交談的真實感。這讓我想起以前讀過的一本書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 原來我們時時都在表演。想想綜藝節目裡菜鳥藝人和大牌主持人的交談， 大學生開營隊籌備會議時的交談，不太熟的女同事在咖啡機旁邊相遇時的交談， 各有一種格律式的典型；這些「情境」之中的「社會真實」還真有趣。忍不住插播一件想到的事。 一位同學曾經說他沒辦法跟一個不出聲的女朋友做愛； 這是他跟她分手的理由。
一個極度重要的表演式語言典範，就是『我愛你』。 作者生動地引述了一句聽起來很熟悉、可能出自任何文本或劇本的話： 『你說我很棒、迷人、性感、聰明、有趣， 你對我感興趣、為我癡迷、為我感動，你很想跟我在一起。 可是你卻沒說你愛我啊。』(p.214) 是的，這一句話明明是舶來品，不明究理地入侵到我們的文化裡， 搞得事情超級麻煩。我藉著批評 《愛‧生活與學習》這本書， 發了一頓牢騷，分析了「愛」這個字和「我愛你」這個詞。
有時候，運用當代方法所做的深入研究，挖掘出來的居然是一件古董。 譬如，在 p.117，作者討論犯罪的社會結構成因：
價值的分佈，與滿足這些價值之合法機會的分佈， 兩者的落差越大，偏差行為就越可能發生。這一番話，幾乎就是《道德經》之謂『聖賢不死，盜賊不止』的注釋。 作者接著以更淺白的方式解釋：這不意味高犯罪率是由於人們缺乏生活所需的東西， 這意味著，高犯罪率是因為人們缺乏那些旁人都有， 而且文化價值告訴他「我應該有」，而他卻沒有的東西。 ... 無論實際上貧窮程度如何，在民眾收入最不平等的城市裡， 竊盜、搶劫案的發生率最高。這更明顯就是孟子的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然而，當人們無法獲得文化價值告訴他應該有的那些東西時， 採取的行為未必是犯罪或反叛。書中指出另兩種途徑：
事實上，人並不須要搬去深山才能抽離，而住在深山也不一定就能抽離。 重點不是住在哪裡或者在哪裡生活，而是不為文化「建議」的價值所動； 這種能力與其說是行為的，毋寧說是心理的。 所謂『大隱隱於市』者也；但是，報紙副刊裡寫的那些「隱士」， 通常都是假的或想像的。 而『不為價值所動』也不意味著就要反其道而行或者刻意地苦行。 刻意地苦行或有意的銷毀，仍然是「為價值所動」，那只是反動而已。 我一直認為，刻意的苦行只是另一種驕傲浮誇的「自我表演」， 與耽於肉慾追求浮華的行為，是等價的愚昧不明。
- 挑戰：發動革命，要求社會財富重新分配，或要求更「公平」的制度。
- 抽離：放棄一切，搬到深山（或湖邊）的小木屋遺世獨立。
一位朋友指出，犯罪、挑戰和抽離，都是激烈的反應。 另外還有一種人，採取積極務實但是溫和低調的作為，我姑且稱之為
社會學者當然沒有忽視上述的行為類別；凡是實踐所學的社會學者， 或許都屬於這一類。又或者，上述類別並不獨立存在，它屬於「溫和的」挑戰。 我要特別指出，所謂的慈善或社會工作者，並不屬於此類； 他們「救急」卻不「救窮」，他們撫慰社會體系或者意外事故造成的傷痛， 卻沒有療癒或重建體質的功能。 現在逐漸流行起來的「社會企業」或許將要走向這條路徑。 但是，這些經營「社會企業」者，究竟該給自己多少酬勞？實際拿了多少？ 都應該就事論事地仔細評估。
- 耕耘：尋找志同道合的人，在適當的時間地點，實踐其理念， 幫助別人脫離文化價值的「框架」。
前面引述 p.46ff 關於文化形塑物質世界時，我們看到作者舉了 『從我們怎麼從沙土做出矽，再用矽製成電腦晶片』的例子。 透過這句話，我猜想作者對於「環境」中所謂自然和人為的分野，有其看法。 果然，後面的書裡有許多絕妙的話語，可以用來闡述我經常表達的立場：
想要「保護環境」是人類的另一種狂妄自大。讓我選錄書裡的文字：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只不過是另一種生命形式。 我們繁殖，使用並消耗周圍的資源來生活，然後死亡。 就像許多物種一樣，我們遷徙或製造東西 （也沿途遺落一些痕跡）。我要補充一種「自大」，就是那些舉著「環保」旗幟的人， 總以一種道德上較高的地位自居，而俯視或甚至鄙視著對方。 但真實的情況如何？ 每當我仔細審視一樁台灣報紙上的「環保」事件， 總會發現兩種人：一種是滿腔熱血不明白事情始末的衝鋒者， 另一種是經過審慎計算之後，以「環保」為槓桿獲取自己利益的人。 滿腔熱血投身環保運動的人，到頭來十之八九會發現， 他的熱情其實是被另一個利益團體利用了的。p.156, 灰色字是ㄚ丹加的
鳥類築巢是「自然」的，人類蓋房子卻不是「自然」的 -- 這種區別純屬武斷的認定，因為這兩個例子都是某個物種利用他們的自然能力， 去做出適合他們生存的東西。我們人類握緊手指操作扳手或榔頭， 或輔以我們用頭腦發明的工程機具而建築的水壩， 與海狸有能力把樹幹咬嚼乾淨並堆積成抵擋洪水的圍欄， 都是一樣的「自然」。p.54ff, 灰色字是ㄚ丹修飾的
生態體系是不會被破壞或毀滅的。 它們會改變形式，包括融合它們可以維持的各種生命形式 -- 其中也許包括、也許不包括人類。... 所謂「破壞」或「毀滅」的概念， 來自於有一個「理想狀態」的預設，這主要是文化創造出來的。 即使是說「拯救」環境，我們人類容易傾向「物種自大」的心態。 諷刺的是，許多人所警覺到的「破壞」環境，也正是源於這種自大。 這是一種自大，認為我們有權按照我們的慾望使用或不使用地球資源。 這也是另一種自大，認為人類有權定義什麼是或什麼不是值得保存的理想環境。p.160, 灰色字是ㄚ丹加的
舉一個別人的例子。我剛從香港回來。 在香港大學王教授的簡報或閒談裡，聽到兩件他點到為止的事。 其中一件是，香港曾在港島與九龍多處填海造地，創造了相當巨大的經濟效益。 後來，環保運動湧起，制止了後續的計畫，就不再有更外層的新生地了。 然而，此舉恰好保障了第一層造地獲利者的利益。 稍後再說王教授點的另一件事。
最後，在第六章，作者教了我們這麼多的社會學知識和思考方法之後， 舉了幾個應用的例子，看看社會學是怎麼認識（美國的）低投票率和貧窮問題的？ 低投票率 (pp.216--220) 是美國的政治體系造成的，這一點暫時與台灣社會關係不大， 而譯者在 p.221 注釋了台灣的狀況。我們的體系（目前）似乎比美國的公平一點。 但是，君不見我們的教育體系明明本來比美國的好，卻在一股「教改」風潮下， 被盲目地改掉了？所以，我們目前比較好的，將來不一定會繼續的好。 社會大眾要避免再犯這種盲目的錯誤，端賴於透明、公開、平等而徹底的公共意見交流。 關於這一點，台灣的學者一方面要更用功，另方面要更實踐才行。
關於貧窮，作者指出：現在的社會體系「保障」了固定百分比的窮人。 就像一位教授固定要當掉班上 20% 的學生似的。 一個人再怎麼努力，只能爭取不在最後的 20%， 讓別人當掉，或者換別人窮，如此而已。 如果不改變結構，即使一個「社會企業」協助某個部落或某個社群創業成功， 也無法解決貧窮問題，它甚至會間接造成另一個本來不太貧窮的部落或社群， 還搞不清楚狀況就落入了「新貧」階級。
作者主張的理由，是因為社會體制分配財富的方式， 造成每五分之一段的比例是 45 : 25: 15 : 10 : 5； 亦即首段是末段的 9 倍。 如果體制能（自願而平順地）將此比例變得比較「均勻」一點 -- 社會學者倒不至於天真地以為「不平等」是能夠靠外力消滅的， 使得首段是末段的 5 倍或 3 倍或甚至 1.5 倍即可， 才能根本地解決貧窮問題。 當然，這不全是稅捐和社福政策的問題， 從財富的形成，價值的判斷，生產的方式，到消費的行為，幾乎是整個文化， 都要跟著調整才行。 這麼大的社會工程，雖然不能全靠政府，但是若不經由政治途徑， 似乎是不可能達成的。
香港大學的王教授指著九龍山邊那一大片高聳在天際線上、 有如高密度雞籠般的住宅說，香港的合宜住宅政策實施得蠻成功， 使得許多中低收入戶有房可住，而且公共交通工具相當方便（也還算廉價）， 讓人即使住在郊區也能有效率地往返於工作場地。 但是，從另一面看，這些住宅以及配合的運輸設備， 為較偏遠地區的人創造了一條「阻力較小」的路， 將他們大量地拔離土地，「自願地」成為城市裡的廉價勞工。 這些人事實上很難翻身，他們必須長時間地辛勤工作， 才能換取恰好能在城市周邊維持生活的工資而已。 看似德政的廉價住宅和運輸，其實仍然是為城市裡的資本家服務的。
我倒不願意將合宜的住宅與運輸都看成資本主義的「陰謀」。 但是，這個觀點的確值得參考，而不該太熱情地一頭栽進某種理想去。
這是我認真閱讀的第一本社會學的書。 最後，我有一個體悟。我認為
社會學應該從大學部抽離，僅提供學士後的學位，最好是放在終身學習的領域裡。過於年輕的人學習社會學，或者太早想要實踐它， 難免會變成摸象的瞎子；再佐以年輕人特有的熱血和激情， 事情只怕會越槁越糟，徒增社會動盪而已。 在大學階段，還是專注在「學事」和「學理」比較妥當。學事者，資其定法，發其巧思。學理者，祛其浮氣，練其精心。 -- 徐光啟 (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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