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因為擠在人群中偷看「五四運動一百年」系列活動，我幾次凝視著李老師──他當時第二度擔任文學院長（這是為什麼我稱他院長）。後來，他要我到文學院的「藍花楹下」唱歌。再後來，林文淇接任了院長，我因為一句不慎的「君子之言」而輔佐他培育新成立的文學院學士班。學士班是李院長一手開創的新局，承受著前後兩位文學院長對於人文教育的殷切期望，我何其有幸在這個時間點加入了實踐它的行列。就這樣我才有親近李院長的機會。
李瑞騰（2022）。像我這樣的教授。臺北市：聯合文學。
這是李瑞騰教授──我本來稱他院長，後來跟著明懿稱他老師──2 月 9 日題字贈給我們兩人的書。我本來就知道李老師很「厲害」，讀了這本書才發現他「更厲害」。像他這樣的教授實在太精彩了。除了景仰以外，還有很多羨慕。
這本書是李老師自編的生涯回顧文集。他的精彩履歷中，有機緣為許多前輩編合輯，敢是編罷前輩先賢的選集之後，暗生「儂今葬花人笑痴」的情緒，不如便親手編好了自己的選集。這本書躋身「聯合文學」叢書，從字型排版的視覺到紙張書封的觸感，都有讓人非常舒適的品質。
李老師長我十歲，1952 年生於草屯，在臺中一中完成六年中學學業，跟我同時（1991 年 8 月）加入中央大學；當然，我到中大是一名全新的 Ph.D. 而他卻是挾著威風凜凜的履歷而來到中大的。我早先從張大春那裡得知張夢機先生的詩作，好慚愧讀這本書才知道這位偉大的當代詩人是中央大學的前輩；就是張夢機教授擔任中文系主任時，把李老師「挖」到中央大學來；好遺憾他們的鴻圖才剛要展開，張主任就中風搬進了「藥樓」。而像我這樣初出茅廬的數學博士，對同時發生在文學院的驚天大事渾然無知。我在中央大學的前二十年，完全錯過了李老師。
2019 年，因為擠在人群中偷看「五四運動一百年」系列活動，我幾次凝視著李老師──他當時第二度擔任文學院長（這是為什麼我稱他院長）。後來，他要我到文學院的「藍花楹下」唱歌。再後來，林文淇接任了院長，我因為一句不慎的「君子之言」而輔佐他培育新成立的文學院學士班。學士班是李院長一手開創的新局，承受著前後兩位文學院長對於人文教育的殷切期望，我何其有幸在這個時間點加入了實踐它的行列。就這樣我才有親近李院長的機會。
大約從 2016 年開始，也就是我還在做 108 課綱，同時準備著〈徐光啟與數學的最初教材〉那篇文章時，萌生了探究「（臺灣）數學課程史」的動機。這株幼苗隨著我編寫《中學數學教材教法》的歷程而逐漸發芽，我決定從歷史紀錄──包括個人傳記──探索這個主題。我像一隻玻璃窗前的蒼蠅，前途光明卻沒有出路，雜亂讀了好多歷史書但理不出脈絡。直到 2020 年春季我接下學士班的籌備工作之後，有機會跟李老師提起我的小小願望以及小小煩惱，他隔幾天便提了一袋書來借我，其中最關鍵的是「從四部到七科」以及樊洪業的《科學舊蹤》。這幾本書導正了我的方向，總算讓我穿進一扇有出路的窗，讓我深深的感激他，並且真真切切地感覺到：有老師真好！雖然修行終歸還是靠個人，但是，有一位好老師真是幸福啊。
Page 65 臺灣文學的歷史
「臺灣文學」做為一門學科出現在臺灣的大學校園的時間很晚，那是民國七十七年的事，課是我開的，在淡江的文學院，除了我自己公開寫文章大聲嚷嚷外，民生報文化版更把此事當作頭題處理，影響頗大。
Page 77
出版在臺灣沒有好好被學科化，連一本「出版學」都沒有，遑論「臺灣出版史」。當文化創意產業被喊得震天價響，這是一個很大的諷刺。
Page 169 中央大學人文領域較弱的歷史
中央大學要轉型成真正的綜合型大學〔劉兆漢校長 2002 年受訪時說〕，人文這一塊必須充足。但遺憾的是，學校沒能真正將它建立起來，其中最重要的是外在因素。教育部高教系統，對整體高等教育人文部份的規畫，有他們關心的重點，而且教育部把中大定位在理工大學，因此每次申請設立人文領域科系時，都會遭到質疑，認為有其他大學比中大更適合發展人文。其實不只是教育部，一些評審也有這樣的想法。即使中央大學在兩岸分治之前，曾是全國唯一完備「八個學院」的大學──七科之外再加教育與師範，又即使在重慶的後期，蔣介石曾經直接代理中大校長，但撤退臺灣之後，一開始卻不讓中大復校，我很好奇那時候的權力制衡如何導致這個結果？還不知道。
Pages 194-6
郭秉文 1914 年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博士論文（英文）《中國教育制度沿革史》，1916 年周槃用文言文翻譯，2007 年福建教育出版社翻譯，列入「二十世紀中國教育名著叢編」；2014 年北京商務印書館版，列入「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2017 年中央大學新譯，中大英文系校友沈聿德先生譯，中文系李淑萍教授校訂。
Pages 206-9
羅家倫 (1897-1969) 1917 年秋入北京大學，主修外國文學。1919 年 5 月 4 日他是 22 歲的大二學生。當年元月由傅斯年創刊了《新潮》雜誌，羅家倫擔任編輯。五四當天，羅家倫受命執筆寫下〈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後來，大約在抗戰之後，這篇文章成了〈五四運動宣言〉。羅家倫當時站著靠在一張長桌旁邊寫成，本來要印五萬張，後來只印了二萬張，那是五四當天唯一的印刷品。羅家倫先是五四宣言的撰稿人，時間只過了不到兩個禮拜，同年 5 月 26 日羅家倫即發表〈五四運動的精神〉，因此羅校長也成了五四運動的命名者。在那麼短的時間裡，事件還沒落幕之前，青年羅家倫就指出這個運動三種關係著民族存亡的「真精神」：(1) 學生犧牲的精神；(2) 社會制裁的精神；(3) 民族自決的精神。今年五月我在「人文與科技發展」課裡帶學生讀羅家倫，直到今天，他的故事、他的文章還是激勵人心的。即使羅家倫的中央大學與今日在臺灣的中央大學已經談不上真正的關係，歷史傳下來的一塊招牌，仍然有機會鼓動年輕學生的心（至少有一部分）。
對了，羅家倫時期在南京、沙坪壩的中央大學校訓明明是「誠樸雄偉」，不知為何現在變成了「誠樸」？是因為在苗栗或者中壢復校的前輩們謙遜務實而刪除了「雄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