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立強(2015)。鴉片戰爭。(譯自陳舜臣,阿片戦争,東京:講談社,1967。)臺北市:五南。
這部小說的中文版分三冊,共約 1550 頁。 因為作者陳舜臣 (1924-2015) 引用了非常多史料── 包括呈給道光皇帝的相關奏折及其批示、皇帝聖旨及相關文書、 當事人(包括林則徐,1785-1850)的日記、英國方面的文獻, 以及當代人士基於興趣或使命寫下的各種「見聞錄」── 所以我把它當歷史讀了。 誠如作者評論道光皇帝只能從奏折得知廣州與「英夷」的情形, 因此只能獲得「平面」訊息而沒有「立體」感知, 這部小說讓我對那個時期的中國(西元 1840 年前後大約十年)獲得了「立體」印象 ──甚至包括氣味──而且,他解答了我對這個事件長期以來暗自不解的疑問。
我最近讀書都很「功利」:總是為了蒐集「數學課程史」的資訊。 這部小說除了給我一個時代的「立體感」以外(這很重要),具體的一個概念刺激是: 作者提出一項中日對比的心得,很有意思;我知道他說的現象,但我沒想過這樣的評論。 陳舜臣的評論,等於是打了晚清疇人一個巴掌啊。值得好好思考一下。
當西方由於產業革命而洋溢出來的精力,向怒濤般湧向東方的時候,... 就市場來說,中國較大,因此日本被放在後面來收拾,幸運地獲得了時間, 可以看到中國的前車之鑑 〔我認為還有日本封建社會的正面影響,略。〕
除了這個重要原因之外,恐怕還應該舉出兩國洋學家氣質的差異。 日本洋學家〔蘭學〕幾乎都是學習醫術的,醫生這種職業同社會有著密切的聯繫。 日本的洋學家了解西方的情況之後,為一種急迫的情緒所驅使, 向社會敲起了「這樣下去不行」的警鐘。 可是在中國,中醫的力量過於強大,幾乎沒有人學習西方醫學。 當時中國學習西方學問的人主要是天文曆算的學者, 即觀測天象、研究高等數學的人, 跟社會並無多少交往,大多像超凡出俗的神仙。 他們雖然了解西方的實力,但是沒有向世人敲響警鐘的精神。
丁守存就是這樣一個人。 〔丁守存 (1812—1883),字心齋,號竹溪,晚號竹石山人,道光十五年 (1835) 進士,後來任職軍機處章京,作者把他編進故事裡。〕 (中:487)
明懿在 2022 年 12 月 17 日出席台華年會時,從五南書局攤位買了這套書。 我慢慢地開始讀,後來密集趕在過年之前讀完中冊, 初二到臺中時帶著下冊,在明懿的娘家讀完了。 岳父也好奇翻了一下,他還特地垂詢:是不是遇到不太重要的書,就限期讀完? 他說他是那樣。其實我不認為這本書「不太重要」,前面說了,我把它當歷史讀, 但是我確實想要逼自己限期讀完, 原因只是想要收假回家之後立刻繼續「數學英文」的寫作。
我不太能從這三冊書感受讀小說的樂趣, 部份原因是翻譯的品質不太好,排版的疏漏有點多, 導致我經常遇到讀不通的文句或段落,不願多想就只好忽略它們。 印象比較深刻的是西元年份經常出錯,那是編輯層次的問題, 更嚴重的是經常讀到明明是「因果」的句式,可我怎麼也不能理解它的「因果」關係何在? 那顯然不是編輯的問題,而是翻譯的責任了; 我不太相信日本式的因果思維,跟我們的邏輯能有那麼大的差別, 所以讀不懂的原因應該不是價值觀的差異,而是翻譯不到位。
忽略那些小疙瘩,就大體而言,這部小說真是一部偉大的作品。 它確實為我搭起了那個時間、那個地點的立體舞台,讓我逐漸沉浸式地認識了那一段時空。 印象深刻的幾個理解項目如下。
關於中國的火炮:
中國在明代已盛行火器研究,當時已能製造不低於西方各國水準的火器。 〔按徐光啟的觀察,似乎並不是這樣〕 如可以稱之為機關槍始祖的「八面轉百子連珠炮」, 近似現代迫擊砲的「神煙炮」、「神威大炮」, 以及「飛火流星炮」、「萬人敵」等獨創性火器,聽一聽名字也令人膽戰心驚。 甚至還發明了被稱作「混江龍」的水雷。但是,到了清朝, 軍事當局對火器完全沒有熱情 〔既然用火器的明朝是手下敗將,火器當然不重要; 就好像希臘是羅馬的手下敗將,羅馬也不在意希臘的哲學和數學〕。 ...靠本國製造明代以來的那種舊式大炮已經來不及了,只能由葡萄牙等國購買。 鴉片戰爭二十五年之後的同治五年 (1866) 在上海創建江南製造局之後,中國才開始製造新式武器。 (中:285)
雖然我已經知道中國早就不是封建社會,而日本一直都是, 但由這位「日本通」的作者說出來更好:
中國不曾存在過世襲身分制度〔我倒不敢說真的「不曾」〕。 日本士農工商的身分是作為世襲而固定下來的。 武士的兒子一定成為武士, 農民的孩子不管劍術多麼高超,也不可能成為武士。 中國在制度上沒有這樣的規定。...當然,農民的孩子絕大多數還是務農,... 這是環境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強制的。... 日本有著嚴格的世襲身分制度,絕不能以此來類推當時的中國。... 中國在傳統上重文輕武。日本是尚武的國家,武士統治國家很長的時間。 中國恰恰相反,是尚文的國家,錄用官吏的考試也要求有詩文方面的文學修養。... 大的戰爭一般都任命文官為總指揮。 在中國歷史上,由武官當大戰爭總司令的, 恐怕只有宋代的岳飛和現代的蔣介石。 (中:305-7)
關於《海國圖志》。 林則徐失勢之後,先被降為四品卿(1841 年 5 月 1 日道光旨,使他失去了上奏資格), 調任浙江,在鎮海負責浙東防務。 他在 6 月 8 日到任,兩江總督(裕謙)、浙江巡撫(劉韻珂)都來拜訪。 (這位裕謙在徐光啟之前,曾於武昌禁煙。) 林則徐在鎮海只工作了 35 天,還是被北京追究戰敗責任,剝奪了四品卿銜,流放新疆。 這整部小說都在表明:雖然換成林則徐還是難免一敗,但是當年的戰敗並非林則徐的責任。
林則徐在七月十二日晚接到這一命令,第二天立即登船離開鎮海。 他在揚州會見了魏源,住在他的家中。當時林則徐把在廣州時讓幕客翻譯的《四洲志》、《澳門月報》、《華事夷言》以及其他有關外國情況和兵器等參考資料全部贈給了魏源。 魏源利用這些資料著了《海國圖志》,啟發了同時代的有識之士。 這部著作及《聖武記》同是魏源的代表作。 他的著作運到日本,啟發了幕府末期的有志之士, 這是很多日本人都知道的。如吉田松陰在平戶滯留期間, 就曾經從平戶籓家老葉山左內那裡借來了魏源的著作閱讀。林則徐在河南日夜趕工,積勞成疾。 治水期間 (1841 年 10 月 10 日) 英軍攻下鎮海, 林則徐的故舊裕謙在鎮海文廟(今鎮海中學)投泮池自盡; 如果林則徐沒被調走,死守鎮海的應該是他自己。林則徐在揚州逗留期間,朝廷突然派來急使 (1841 年 8 月 19 日)。 當時黃河決口,河南省的開封、歸德、陳州以及安徽省的鳳陽、穎州、泗州等地方均遭水災。 欣賞林則徐的軍機大臣王鼎建議啟用曾任河道總督、具有治水經驗的林則徐。 朝廷接受此議,改派他去祥符(當時一縣,今併入開封市)治水, 但流放新疆的處分並未取消。 (下:266-271)
次年 (1842) 二月 林則徐完成治水工程,繼續他的流放行程。 他在西安大病一場,滯留了兩個月,最終在 1842 年 12 月 10 日抵達伊犁惠遠城。 他在新疆做了大約三年的事,特別是探勘南疆,走了三萬餘里的路(一萬五千公里), 1845 年 10 月 28 日的詔書,正式結束遣戍生涯。 林則徐逝世那一年 (1850,65 歲)的陽曆一月, 在長沙接見左宗棠,把新疆經驗傳給了他,並囑咐「英國易與耳,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
以下節錄一些片段。
提督(從一品)、總兵(正二品)、副將、參將(以上四階可謂將官), 游擊、都司、守備(以上三階可謂校官), 千總、把總、外委千總、外委把總(以上可謂尉官), 額外外委(從九品,可謂中士)。(上:111)但因為中國向來崇文不尚武,所以雖然武官也有職等, 但其地位與薪俸(特別是「養廉費」)比同職等的文官低, 在公文中,一般寫在文官之後。 武官的額外收入按兵員的人數計算,所以浮報兵員數量的情況很普遍。 (中:307)
澳門沒有產業,不從事生產,是鴉片走私的中轉站。 真正的走私中心是在伶仃島:鴉片母船停泊在伶仃洋上,等待著走私船, 把香港、澳門拉一直線,北側有內伶仃島,南側有外伶仃島。 這是鴉片貿易史上的「伶仃時期」。(上:131) 理論上,清廷禁止鴉片交易,但執行很鬆,稱為「弛禁」, 所有交易都有「行情」,譬如每一萬箱交 200 箱給地方官, 地方官把其中 50 箱上繳當作查緝的功勞,另外的私下賣掉, 因此「天下太平」而並不想要「嚴禁」鴉片。另外,惶恐灘在贛江上。文天祥詩裡的伶仃洋、惶恐灘,林則徐也都涉足了。(中:29)
關於學校:
學海堂是道光四年 (1824) 由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在廣州創建的一所學堂。 阮元著有《疇人傳》,介紹過代數學,並在《天象賦》注意西洋學術, 是一位進步人物。 他後來擔任大學士,歷任刑部、兵部尚書。 他在中央時,人們都知道他跟軍機大臣曹振鏞不睦。 學海堂後來卻成了廣州「弛禁論」的大本營。 (上:415) 相對地,廣州司後街的一所官立學校──越華書院──卻是嚴禁論的急先鋒。 越華書院是乾隆二十年 (1755) 由當時的鹽運司范時紀建立的。 林則徐作為欽差大人到達廣州時,越華書院是他的行轅。 廣州的教育界已經捲進了弛禁、嚴禁之爭辯裡;另外還有粵秀書院。 學海堂變成廣州市立一中,粵秀書院成為省立大學附中,越華書院在光緒 29 年停辦。 (上:419)外地來的官,會利用年輕學生提供訊息,方法之一是召集他們考試, 試題(申論題)通常就是時事評論,讓學生有機會說真話。
還有一個某種意義上跟「學校」有關的的小故事:
Cambridge 舊譯甘米力治。有一艘英國商船叫這個名字, 被船長改裝成軍艦,後來賣給美國,飄著星條旗往返香港與廣州之間做中英兩國貿易的中間商。1840 年 4 月,林則徐買下 Cambridge 號,讓關天培用它研究攻擊洋鑑的戰法。 中國海軍的第一艘洋式軍艦就是這艘 Cambridge。(中:142)
西元 1839 年 7 月 7 日,發生在九龍尖沙咀的鬥毆事件,稱「林維喜案」, 可以視為鴉片戰爭的發端。 (中:179) 但 1839 年 11 月 3 日的穿鼻海戰,才是歷史定論的鴉片戰爭開始。(中:290) 英國政府決定出兵是 1840 年 2 月,而國會在 4 月通過了軍費支出案。 西元 1840 年 2 月,英國印度總督下令動員 4000 陸軍,出動「東方艦隊」九艘, 再從開普敦、英國增援七艘軍艦,在 4 月集結於新加坡。 (中:297-305) 英國國會(下議院)曾激昂反對這場「不義之戰」,但在 4 月 7 日至 10 日的激辯後, 以 271 vs 262 票的結論,否決了不應出戰的動議,也就是贊成出兵的意見勝出。 上議院在 5 月 12 日也同意了。 最終在 7 月 27 日同意支付「中國遠征軍」的開支。 西方歷史認為鴉片戰爭是英國外交、政治人物第三代巴麥尊子爵 3rd Viscount Palmerston 亨利·坦普爾 (Henry John Temple, 1784-1865) 為維護英國利益所做的的正確決定, 也是他個人的政治勝利。 前述軍費,從清朝的賠款連本帶利索回了。
在東方艦隊抵達之前,廣東水域已經有幾艘英國軍艦因應早先的緊張情勢而來。 其中一艘德魯伊號 (Druid:英國古凱特人的祭司等級貴族) 的指揮官是著名的邱吉爾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 的曾叔公 (great grand-uncle) 約翰.邱吉爾 (Henry John Spencer-Churchill, 1797-1840); 邱吉爾艦長是邱吉爾首相的曾祖父的弟弟,而那位曾祖父是第六代 Marlborough 公爵 (Duke of Marlborough,這個字看起來有很多音節,但其實英語就只說 MOO-b-ra)。 約翰.邱吉爾在 1840 年 3 月 24 日駛進銅鼓灣 (Tongkoo Roads), 但是他很快就病倒了,6 月 3 日病逝於澳門。 這件事曾被廣州官員拿來稟奏邀功。
西元 1842 年 5 月 18 日的乍浦之戰,作者引《壬寅乍浦殉難錄》列舉戰爭中平民的慘狀。 乍浦是跟日本長崎進行貿易的城市,有專門賣日本貨的商店。 英軍攻破乍浦的戰略是控制長江,封鎖京杭大運河,截斷漕運, 他們認為截斷漕運能讓北京立刻感覺痛,於是可以早日結束戰爭;他們的判斷正確。 7 月 20 日,中英在鎮江打了最後一仗。
英國方面的文獻說:「這是迄今為止在清國遭到最悽慘的戰鬥。」 這天,英軍戰死 40 人,包括因中暑而死的士兵。 清廷的駐防旗兵 1200 人幾乎全部陣亡。 進攻的英國兵有 7000 人。 清國在自己的國土上打仗,兵力卻比英國遠征兵少,這清楚說明了清國當局的無能。 林則徐走了〔他在貶往伊犁的路上〕,王鼎自盡了, 主和派掌握了實權。 他們準備和談,極力壓制派遣援軍。 兩江總督牛鑒就待在旁邊的南京城裡,根本不想援救鎮江。 (下:482ff)這一戰的結果,就是紫禁城徹底放棄抵抗, 在 1842 年 8 月 29 日簽下道光皇帝盼望能「一勞永逸」的《江寧條約》── 道光的聖旨說:「不得不勉允所請,借作一勞永逸之計」、「各條均准照議辦理」── 因此當年稱它「萬年和約」;我們從歷史課本知道它是《南京條約》。 幾乎整整一百年後的 1943 年,在二戰期間,這個條約正式廢除, 所以它倒可以說是「百年和約」。
西元 1842 年歲次壬寅。 下一個壬寅,清廷宣布廢除科舉考試。 再下一個壬寅,我出生了;現在,剛過了最近的壬寅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