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恆，梅義征（2007）。利瑪竇的記憶宮殿。（譯自 Jonathan D. Spence／史景遷，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Penguin Books. 1985）臺北市：麥田。
我寫《文化脈絡中的數學》之〈徐光啟與數學的最初教材〉時，就已經翻閱這本書， 但當時並不認為它能提供更多所需的資訊，所以暫時擱在一邊。 這本書的作者（史景遷）是赫赫有名的漢學大師， 他企圖以利瑪竇當年令中國讀書人折服而且嚮往的「圖像記憶術」為引， 串起利氏在華的形跡。 也就是說，他試圖將歷史知識化為故事。 但老實說，史教授敘寫的故事不太能引起我的興趣；而這也可能是受到翻譯品質的影響。 因為我還是判斷這本書對我不那麼重要，所以也不打算去讀英文版。
以下引文抄自前述譯本，可是在我抄錄時，順手修訂一些拗口的修辭。
我讀這些歷史，主要只有一個目的：了解教育發展脈絡，並作東西比較，最終目的是弄清臺灣數學教育的原委。這本書帶給我一些教育方面的歷史知識。
依納爵為耶穌會的羅馬學院勾勒了課程藍圖，在 1566 年形成了一套嚴密的課程。 初級課程乃「人文素養」(humane letters) 的正規訓練， 利瑪竇入學時已經 21 歲，但那裡最年輕的學生可能只有 10 歲， 在這裡（語言學院）學習二至四年的拉丁文、希臘文、修辭學、歷史、詩歌， 然後轉往「技藝」(arts) 學院，學習邏輯、物理、形上學、道德哲學、數學。 再上去才是神學或法律、醫學，其中神學分三類：經院神學 (Scholastic theology)、歷史神學、聖經研究。
利瑪竇從 1574 年開始受教於克拉維。
〔克拉維〕常對羅馬學院的年輕耶穌會士說：「最重要的是讓學生知道，掌握科學對於正確理解其他哲學，既有助益又有必要。」 他還以那些缺乏因為缺乏數學基礎知識而在解釋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哲學時謬誤百出的教授們作為反面例證，引起學生的注意。... 一年級學生 (los logicos) 在四個月內學完 Elements 前四卷， 用一個半月學習實用的算術，兩個半月學習行星運動原理，兩個月學習地理， 假如行有餘力則可以學完 Elements 第五、第六卷。 二年級學生 (los philosophos) 用兩個月學習星盤，四個月學習行星理論， 三個月學習透視畫法，其餘時間學習鐘錶製造與曆算。 (p.188ff)想必利瑪竇屬於「行有餘力」的學生，他跟隨克拉維學到 Elements 第六卷。 這應該是他不再陪徐光啟讀到第七卷的根本原因。 而他在羅馬學院習得的鐘錶製作、星盤曆算，似乎也出乎預料地提升了他在中國的成就。
在天文新知上顯得保守的天主教，似乎較早發生容納數學的態度。
湯瑪斯．阿奎那（聖多瑪斯 St. Thomas Aquinas，約 1225－1274） 在 13 世紀就詳細地解釋數學適合作為年輕人的初學題材，它是「最簡單、最確鑿可信的人類科學」。... 想像和智慧的結合使得幾何成為可能，這門科學顯示了人的力量及其在自然序列中的局限。 人類獲得數學知識是其自身所取得的一個勝利。... 數學處於「自然科學與神學之間，但比它們更具有確定性。」 (p.191)克拉維教給利瑪竇的中古觀點的數學包括四大分支：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p.193) 這些組成所謂的博雅 (liberal arts)「四藝」(Quadrivium)， 可以視為後期（高級）中等教育的前身，而「三藝」(Trivium) 則可以視為前期（初級）中等教育的前身。 三藝可以說就是拉丁文，四藝可以說就是數學；也就是說， 博雅教育的七門課，可以說就是（古典）國文和數學。 相較而言，古中國只有一科：國文，從這個觀點看， 中國傳統教育就從這裡就開始略遜於歐洲一籌了。
利瑪竇「將中國官員毒打人民的道德影響比喻為歐洲學校裡教師對學生的體罰」(p.72)。 可見那個時候，歐洲學校就有體罰。 從清末民初的自傳或回憶錄來看，當時中國的塾師似乎並不興體罰； 教學法雖然比較傾向於記憶與灌輸，但是沒有明顯的體罰記憶。 搞不好「體罰」是從西方或日本傳進中國的。
我原先只知道畢達哥拉斯的數學定理，然後才知道他也是西方樂理的開創者， 還要再過很久才知道他也是靈魂輪迴的倡議者──想必很多人都跟我一樣。 史景遷指出：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主張靈魂輪迴說始自畢達哥拉斯， 這個說法從希臘傳播到印度，再從印度污染了中國人的心靈。(p.318) 利神父的論點有欠歷史證據，悉達多跟畢達哥拉斯幾乎是同時代的人，而印度早在悉達多之前就說輪迴了。 反而可能是相反的路徑：印度的輪迴觀傳到亞述和巴比倫，傳進畢達哥拉斯的耳裡。
史教授畢竟是史學大師，就算故事講得不太引人入勝（只是針對我自己的感受而言）， 史料的運用與詮釋還是必須尊敬的。 史教授猜想《三字經》可能是利瑪竇讀的第一本中文書， 而他認為利神父用「竇」取自己的名字， 是因為竇燕山「掌握了正確的施教方法」。(p.317) 這真是個有意思的歷史詮釋。
1596 年 10 月 13 日，利瑪竇從南昌給羅馬的耶穌會會長艾哥華寫了一封信。... 〔信中〕羅列了這些中國人造訪的三個主要動機：相信耶穌會士能將水銀變成純銀、 渴望學習西方數學、急於了解他的記憶法。... 〔當時歐洲〕記憶法已與數位命理學和神秘的半科學煉金術相結合，... 只有從一個富有野心的反宗教改革天主教徒的角度去看待利瑪竇， 將其作為 16 世紀末由西班牙、葡萄牙艦隊所發動的「歐洲擴張」運動的一部份， 他的一生才顯得有意義。 (p.35)可是我並不同意前列引文的最後一句。 我認為史教授本身也是站在西方白人的立場，才會認為「唯有那樣詮釋利瑪竇的一生才有意義」。 在〈徐光啟與數學的最初教材〉裡，我闡述了從我這個東方華人的立場所見的意義； 那個意義，主要的一部份是讓徐光啟的志願得以實踐。
西元 1595 年，利神父在南昌炫耀了他的記憶絕技。 他讓來訪的文人任意寫下大量漢字，他讀一遍之後，就能按照順序背出那些漢字。 為了使賓客更加驚奇，他又倒過來再背一次。(p.184) 在那個重背誦的科舉考試時代，可以想像「記憶術」受歡迎的程度。 利瑪竇的《記法》(Treatise on Mnemonic Art) 可能是 1595 年在南昌寫下或口述的，後來可能在 1624 年由朱鼎瀚 (卒於 1641 年) 整理出版， 但記載利瑪竇為作者。朱鼎瀚是原籍山西的天主教信徒。(p.341)
利瑪竇不太可能攜帶很多書，他應該是憑著牢記的西方經典，在中國文人之中博得智者或賢者的名聲，並且以中文出版了第一批西方經典。 例如 1595 年的《交友論》隨意引用 Andrea de Resende 以同樣書名選編的數十位經典作家的作品；當然這樣的作法不能以今天的學術道德標準來評判。 1605 年《二十五言》可謂 Epictetus 的哲學著作《金玉良言》(Encheiridiom) 的精華本， 1608 年《畸人十篇》是 Planudes 所寫在伊索 (Aesop) 的生活，加上 Epictetus 著作的釋義。 1601 年，萬曆皇帝命利瑪竇等人教宮廷樂師彈奏大鍵琴（耶穌會贈給皇帝的禮物之一）， 他也在彼時提取了記憶中的詩歌與樂譜。(p.187ff)
史景遷選「武」作為記憶宮殿裡的第一個代表字， 這個選擇頗有智慧，它充分呼應前面說的那個「艦隊」， 也立即展現華人與歐洲人（以及日本人）的關鍵差異：前者崇文，後者尚武。 事實上，史教授與利神父也都指出了一個觀念：數學的主要需求之一，來自軍事需要。 利神父那個時代的人「視戰爭為富有科學性的運動」(p.51)，現在當然更是如此。
數學的精確性對於軍官，比起對於農民、官吏、醫師或商人而言，更為重要。 (p.52)可是利神父發現
〔中國男子〕的外在氣質和內在心靈，像極了女子。... 他們每天不惜花上兩個小時一絲不苟地整理頭髮和打理服飾，悠閒自得地享受美好時光。... 大多數人的房子裡甚至連把刀都沒有。... 儘管他們確實擁有大量的要塞，城市也都有高聳的城牆， 但這些城牆並非依據幾何原理而修築，既無避彈掩體，亦無城壕溝塹。 (p.66ff)這些描述可以回答「為何一小群日本浪人能夠深入中國那麼遠，作亂那麼久？」。 而早在那個時期，西班牙方濟會、多明我會、耶穌會已經在討論軍事侵略中國的道德問題了。
在我們看來，一個全副武裝的人值得尊敬， 但在中國人眼裡卻如同惡魔。... 〔1599 年〕在南京，我粗估在個把月長的新春佳節裡， 他們用掉的硝石與火藥，竟比我們一場持續兩三個月的戰爭耗費得還要多。 --利瑪竇《中國札記》(Historia, 1608-11) (p.68ff)利神父也觀察到明朝軍事的腐敗與軍人地位的不堪：
在我們的國民中，那些最高貴、最勇敢的人成為士兵，但在中國，卻是最卑劣和最懦弱的人參加戰爭。... 堂堂漢子絕不參軍。 (p.70)
利神父初到南京時，因為日本侵韓戰爭而使他受冷落，原來是因為 「豐臣秀吉麾下最令人膽寒的軍隊，是皈依者小西行長 (Konishi Yukinaga) 率領的一支由 1,5000 名日本基督徒組成的隊伍」。(p.75) 原來基督徒組織了軍隊。 這麼說來，長崎教難會不會也跟日本天主教徒累積太多軍事力量有關？ （1597 年，長崎城外，日本政府將 26 名基督徒釘死在十字架上，其中也有西方人， 並且曝屍數月之久。）
利神父在 1592 年 7 月的韶州侵擾事件中跌傷了腳踝。 此後 18 年，他只要一走遠路，就會跛腳。(p.84) 不知道他當時有沒有讓廣東的跌打損傷師傅治療腳傷？ 或者他根本沒有時間長期療養：所謂傷筋動骨一百天啊。 十六世紀歐洲的醫學，很可能也是為了連年戰爭的緣故，已經發展出外科手術了。 具體例子是 1521 年依納爵在西班牙 Pamplona 被圍攻的法國人擊傷， 一顆子彈打斷他的右腿，醫師清理被擊碎的骨頭，還安裝了金屬支架，以免右腿比左腿短。(p.300)
葡萄牙壟斷了 16 世紀前往遠東的航線。 為了配合風向，基本上必須在三月離開里斯本（或說在復活節前）， 先南下非洲西岸，然後折向西南往巴西，在南緯 30 度轉向東， 在好望角藉西南季風之力，在九月前抵達果阿。 而返程則需在耶誕節前離開果阿，利用東北季風航向好望角，並在五月前繞過它。(p.92)
建造克拉克帆船 (carracks) 的木材，通常是印度柚木，在柯欽或果阿建造。(p.93) 可見殖民地的資源對帝國的擴張真重要啊。
利神父航過大運河，他看到縴夫衣不蔽體，背脊上皮膚龜裂，宛如魚鱗一般 (p.117)。 他也恰好目睹苦役拉著龐大沉重的木材，那是萬曆陵墓的建材。 沿著運河，利神父看到儲滿冰塊的龐大冰室，來自南方的水果和鮮魚靠這些冰塊保鮮， 千里迢迢運去北京。
中國的「天算」雖然已經一步步落後於歐洲了，但觀察的成就還在。 影響（所謂的）科學革命甚巨的 1572 年超新星和 1577 年彗星， 在中國都有精確的觀測記載（包括精確的日期、亮度、軌跡）。(p.192)
在徐光啟之前，有另兩位跟隨利瑪竇學習的儒士， 瞿汝夔的興趣是化學（其實一開始是煉金），李之藻是製圖。 瞿的父親瞿景淳曾任禮部尚書，李是 1598 年進士。(p.200)
根據利瑪竇的觀察，他認為中國的農產品，只比歐洲少了橄欖和杏仁。(p.269)
李盧克 (Luke Li) 是北京天主教組織的創立者， 也是將「瑪莉亞兄弟會」引入中國的第一人。(p.303)
利瑪竇和製墨大師程大約（君房）有交情，《程氏墨苑》內附利神父贈送的聖母聖嬰圖。 程大約和程大位都是安徽黃山周圍人氏，生年也近，應該有關係吧？
關於利瑪竇生平的文獻，寫在 p.3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