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佩賢編（2020）。帝國的學校．地域的學校。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
這本書是由我最信任的台灣史學者許佩賢教授主編的論文集，收錄十篇文章，以及主編執筆的一篇導讀。十位作者當中，一半日本學者，一半臺灣學者。
這本書跟數學課程史並無直接關聯，我並沒有期望在書裡發現數學課程的資訊。但是台灣史是臺灣數學課程史的背景知識，應該盡量吸收。特別是這本書翻譯了日本學者寫的林茂生，雖然我不敢說「研究」林茂生，但是對這位廿世紀我最敬佩的悲劇人物，只要有機會就蒐集他的資料。
我個人認為〔作者周婉窈〕日本殖民地的教育歧視顯現於多種地方，但國語讀本的程度差異，恐怕主要是基於非母語語言教學上的實際考量。例如，在學習上與語言較無關係的「算術」科，則同樣使用國定教科書。
「實學」一詞及其概念，是從中國傳入的。此一名詞的出現可遠溯至宋儒程頤（伊川），而由朱熹發揚光大。……「實學」是要與佛教、老莊思想以及章句訓詁之學對比，認為那些都是「虛學」，與人生的真理及道德的實踐無關。
此書係教導本島學生國語，同時廣泛教授博物、地理、歷史，以及涉及物理、化學、天文等各種現象的知識，作為學者進入實學的階梯。1898 年總督府頒的《臺灣公學校令》中，《公學校規則》第一章第一條也提出了實學：
公學校以對本島人子弟施予德教、授予實學，以養成國民之性格，並使其精通國語為主旨。考察第一、第二、第三時期的《國民讀本》，實學性質的教材都佔三分之一以上。 作者（周婉窈）認為第一、第二期讀本中，有關皇室、國家方面的教材並不多。
在六年制公學校裡，除了「理科」還有一門「實科」，內容有男生的農業、商業、手工，女生的裁縫、家事。
公學校教育到了 1930 年代已經相當普遍，男童入學率居亞洲第二。 其二，公學校教育是當時社會上極少數的權威之一，尤其就知識權威而言，幾乎是唯一的。
被納入日本神道信仰系統的鄭成功，到底剩下多少足以算是臺灣的歷史呢？
日本的教育，在明治前期主要受到由美國傳入的歐美教育思想與學說的影響， 後期則直接由德國輸入，德國的影響相當深遠。
近代式的國家認同，教育常是主要的培養管道。
文政學部預定招生 47 名，卻只有 20 名入學； 理農學部預定招生 40 名，勉強足額。而且，60 名入學學生當中，臺灣人只有 6 名。
田總督於 1919 年底來台履任宣告將在臺灣創設大學之際 ...... 臺灣社會對於總督府即將創設大學這件事，毋寧說是冷淡，甚至是反對的。...... 既然要以臺灣人的稅金來辦學校，與其辦個大部分臺灣人不需要的大學， 不如廣設一般人更需要的基礎教育機構（公學校）。
日本統治 51 年期間，並未設置獨立之中等以上師資培訓機構 ...... 總督府確立了以日本人充任中等以上學校教員之原則，...... 以公費委託日本內地中等教員培訓機構，...... 包括東京高等師範、廣島高等師範、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奈良女子高等師範、東京外國語專門學校、東京美術學校。...... 1935 年，臺北女子高等學院決定新年度起，對畢業生授予小學家事裁縫教員證書。
林茂生在赴美留學前任教於台南商專。台南商專曾是南臺灣唯一最高學府，而且以臺籍學生為主。1922 年總督府以政策理由欲廢除台南商專，地方抗爭折衷之後，1926 年將它升格改制為台南高商。林茂生仍繼續任教於台南高商。但政策仍朝向廢止台南高商（併入臺北高商）發展，林茂生已經赴美留學，沒有參與這段時間的討論，最終總督府以在台南設立高工之交換條件，使台南仕紳接受廢止高商。
林茂生於 1930 年結束留學回到臺灣後，受臺北帝大校長幣原坦招聘為文政學部教授。但是，林茂生表示「臺北帝大是要為日本的南進侵略政策服務的，我不希望為這種政策效力」，辭退了前述招聘，而決定到台南高工就職。...... 實際上台南高工的教育目標跟「為日本的南進侵略政策服務」的臺北帝大並沒有太大差異。 ...... 林茂生還是選擇了台南高工，原因大概是考慮到該校成立由來的關係。 台南高工取代了揭櫫「臺灣人本位」而新設立的台南高商 ...... 他為了挽回這一點，抱持著一絲希望，期盼讓台南高工成為像台南高商一般的學校，接受相對較多的臺灣人就讀 ...... 沒有什麼成就感，因為台南高工 ...... 成為以日本人佔多數的學校。台南高工只有在 1931 年第一屆招生時，台日學生大約各半，以後一直到 1937 年，都以日本學生佔絕大多數。台南高工累計的 114 名臺籍畢業生，最大宗 (26 名) 前往滿州工作。在那裡，他們獲得跟日本人一樣的新資待遇，而且在「民族差別待遇」方面，他們的社會地位高於滿州人，無形中比起留在臺灣，身分晉升了一級。
〔Ralf Dahrendor (1959)〕指出：「學校漸取代家庭成為躋身高階層的管道。」 例如西方國家的國會議員及高級官員絕大多數或全部（59–100%）是大學畢業。 開發中國家亦是如此，印度有四分之三的國會議員和十分之九的閣員是大學畢業。Keller (1963) 討論開發中國家的政治階層化，亦表示「正規教育是進入高層政治圈唯一最重要的門徑。」以上學術論題不符合我對臺灣政治人物進路的認識。
普通教育之目標在於教育中、上階層子弟，因此，臺灣的普通教育雖然稱為「普通教育」事實上應該稱之為「菁英教育」(elite education)。 今日，雖然臺灣學齡兒童的就學率未超過 10%，不過，關於教育設施我們必須考慮我們想要收穫的是什麼。作者（吳文星）接著說
持地認為雖然印度的叛亂有其更基本的原因，惟受過英國教育的知識分子與反英政治活動之間實具有密切關係。 竹越與三郎（1865–1950）亦指出由美國統治菲律賓顯示教育殖民地人民是危險的。
1929 年之際 ...... 台人中學生僅約 2,000 人，只佔台人總數的 0.05%；相對的，僅約 20 萬的在台日人中，卻有 2,400 餘名中學生，佔 1.2%。...... 迄至 1942 年度，中學畢業生計有台人男 8,430 人、女 8,834 人（內含原住民男、女各 4 人），日人男 10,631 人、女 20,289 人。不知道怎樣挑選統計數據的，女生比男生多，有點需要再注意。
最初因受傳統醫生社會地位不高之影響，有志於學醫者並不踴躍，學生甚少來自中流以上家庭者。作者（吳文星）觀察 1900–10 年度醫學生家長職業頗多「中醫」，推論早期西醫傳入之初並未受到中醫的極端排斥。
殖民地本身的教育促進社會成員上升流動的功能並不顯著。 在此一情況下，留學教育遂擔負起培養臺灣高級知識分子的主要任務。 若單獨觀之，其所造就的人數似乎還相當可觀，其數達 6 萬餘人，惟在台人總數中仍然是微不足道。 據筆者（吳文星）估計，日治全期所有在臺灣島內、外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含師範學校畢業者）大約有 7 萬餘人，佔日治末期台人總數的 1.1%。按吳文星的數據，受過高等教育的 7 萬餘人，有 6 萬餘人是留學的，在臺灣島內升學者只有 1 萬多人！ 日治末期台人總數約 630 萬人。
第十章就是研究林茂生的論文，許佩賢中譯（原為日文）。我將整章掃描存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