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福春（2020）。東山弦歌半世紀--新竹中學 1922～1975。新竹市：文化局。
追尋著數學課程的歷史，我追進了臺灣幾所老字號中學。 跟著傅禺老師（子于）追進建中， 跟著彭商育老師追進竹中，跟著臺灣史追進一中， 乘著蘇啟寅老師公子弘愷的牽引追進彰中； 在竹中認識了辛志平，在一中認識了張棟蘭。 我從竹中校友會為彭老師出版的自傳《雪泥鴻爪》追到這本書， 又將從這本書追到黃春木老師的《台灣社會升學主義的發展與解決對策 (1945-2007)》。
在「大正民主」的氛圍中，臺灣總督府於 1922 年──大正 11 年，恰好也是民國 11 年──頒佈新「臺灣教育令」，開啟所謂「內臺共學／台日共學」的教育方針。 當年即新設五所州立中學校，新竹州立中學校即為其中之一，是桃竹苗地區最早的近代中學（五年制）。 創校的首任校長大木俊九郎治校 10 年，光復後首任校長辛志平治校 30 年， 為這所學校留下如傳奇般的印記。 張福春老師這本書的斷年，就在辛校長退休的 1975 年（民國 64 年 2 月 1 日）。
同樣在 1922 年也成立了「臺灣總督府高等學校」，並規畫 1928 年成立臺北帝國大學； 參閱《鹿野忠雄》。
Pages 14-18 日治時期的中學校。
兒玉總督（第四任）上任第一年（1898）全臺有 16 個國語傳習所及 36 個分教場， 當年 7 月發布「臺灣公學校令」，10 月 1 日施行後， 國語傳習所大部分廢止，同時誕生了 76 所公學校。 8 年後（1906）兒玉卸任時已有 180 所公學校，約 32,000 名學生。 在他卸任前一年（1905）國語傳習已所全部廢止。 公學校招收 8 至 14 歲兒童，修業六年。1898 年也頒佈了「臺灣總督府小學校官制」，第一批四所小學校於 10 月 1 日成立， 它們是臺北、臺南、新竹、基隆小學校，1899 年又增設了七所小學校： 臺中、滬尾、宜蘭、嘉義、苗栗、媽宮、鳳山。
1907 年 5 月頒佈「臺灣總督府中學校官制」，開始了日本子弟的中學教育。 撇開中學校「兩部」的細節不理，原則上中學校招收小學畢業生，修業五年。 當年僅有一所中學：臺北中學校，直到 1914 年成立第二所：臺南中學校； 臺北中學校就是今日的建國中學； 台南中學校後來稱為台南一中，在光復後改稱台南二中， 地方人士把當時臺灣人讀的南二中改稱南一中。 這兩所中學只收日本男生， 臺灣少年反而要到日本留學才能讀中學：1907 年有 33 名，1911 年增至 320 名。
1915 年（大正 4 年）2 月頒佈「臺灣公立中學校官制」，為臺中一中開了法源， 是為「臺灣公立臺中中學校」。 臺中一中民國 4 年 5 月 1 日首屆開學，306 名考生取 100 名； 榜首是 張棟蘭。 公學校四年級修畢即可報考這所特殊的中學校，修業四年， 並聲明不准報考日本內地專門學校。
1922 年一口氣在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新成立五所州立中學校（當時的行政區域有五州二廳）， 之前已經存在的臺北、臺南、臺中三所分別改稱一中， 新成立的就稱為二中；臺北二中即為今日的成功高中。
數學科目名稱：小／公學校稱為「算術」，中學校稱「數學」。
1922 年的學則規定中學校「數學」科的內容有算術、代數、幾何、三角比。 竹中第一期學生劉肇芳回憶每天上午四節課，下午二節課，課間休息 20 分鐘。 一、二年級學習代數，三年級以上才有幾何（和三角比）； 物理、化學、博物課都很重視實驗。 一、二年級日本史，三、四年級中國史，五年級世界史。 修身、劍道、體育、軍訓（教練）皆必修，修身和劍道由大木校長親自教導。 （p.57ff）辛志平校長在 36 學年第一學期交給省教育廳的工作報告中， 寫到「廳定」教科書多不適用，例如陳建功高中代數，遠不如范氏大代數；現代英語編輯草率，可議之處甚多； 初中國定本國文以及高中《開明國文講義》皆文言文過多。 報告中還提到高一「公民」的內容是「地方自治」，這是國民政府首次施用的公民科主題。（p.142ff）
民國 46 年，圖書館有三本譯自日本的《大代數》。學生屢借不到，發現被老師佔著，向校長抱怨，果然很快就借到書了。（p.258）
Pages 91-96 日治末期的中學校。
中學校起初修業五年，日本政府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從 1941 年起縮短為四年。 其實四年制僅有兩屆，分別在 1945 與 1946 年畢業； 國民政府在接收學校之後，讓日籍學生讀到次年三月學年結束之後， 才在 1946 年 3 月到 5 月間遣返完畢（p.105、133）。 1942 年（昭和 17 年）4 月 1 日入學的第 21 期（回）學生， 於光復接收後的頭一年 1946 年 3 月畢業，是「四年制」的最後一屆，也是日治時期的最後一屆。 該屆學生 151 名，有日籍學生（內地人）100 名，臺籍學生（本島人）51 名。這一屆學生的遭遇應該是日治末期學校情況的典型：很多的勞動服務與軍訓。 例如一年級時每人分配約一坪地種菜，種植茼蒿等。 軍訓課實彈操作，每天放學前到銃器庫（軍械室）擦槍，春秋兩季上山打獵（野兔）， 增加通訓練習，包括無線電碼及旗語。 1942 年 10 月下旬到 11 月上旬，到新竹機場割草； 1943 年 2 月到湖口練兵場宿營，修建一公里長的戰備跑道。
美軍第一次轟炸臺灣是在 1943 年 11 月 25 日，駐紮昆明的飛虎隊突襲新竹， 攻擊聚集在新竹空軍機場的 40 架轟炸機與 60 架戰鬥機， 這些飛機本來打算投入南太平洋戰鬥。 而新竹受損最嚴重的一次空襲，是 1945 年（昭和 20 年）5 月 15 日， 張棟蘭傳記也特別寫了這一次空襲。
1944 年 8 月臺灣總督府發布「學生勤勞令」與「女子挺身隊勤勞令」， 中學校已實際上停課，全時參加勞動。 1945 年 4 月起（也就是那個學年的開始），除了國民學校初等科以外， 全部學生都被徵調去勞動了。
1945 年 3 月 20 日，竹中 21 期三年級學生（第三學期結束前）全被徵召入伍。 第一個駐防陣地在通霄虎頭山山頭，可睥睨海岸線以及偵防臺灣海峽。 第二個駐防地在桃園龍潭的銅鑼圈：今日高原里、高平里， 有視野開闊的茶園。
1945 年剛接收的中學校。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於民國 34 年 10 月 25 日開張， 11 月 1 日起開始接收，並宣告「行政不中斷，工廠不停工，學校不停課」三原則。（p.130） 全省統一在 12 月 12 日正式接收中學校。 辛志平於 11 月間單身一人來校準備接收， 語言無法溝通，一到任就聘請羅富生擔任教務主任，並兼翻譯： 他是苗栗人，竹中 7 期生，留學日本，有日本中央大學法學學士學位，在日本學會北京話。（p.104, 135） 當時校內員工只有張添貴（56 歲新竹人士，慎餘堂肄業，據說漢學素養很好）、 戴添丁（49 歲新竹人士）兩位，可能都不會說北京話。（p.144-6） 辛校長一共接受了台、日籍學生 691 名。隔年（民 35）1 月，辛校長聘請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的新竹人林崧兼任校醫， 他服務了很久。 3 月，聘臺北第二師範畢業的陳勝昆為事務主任， 他隨即報名了某種「研數專」，也許是數學科第二專長的意思吧，可以擔任數學科教學。 8 月聘到具有上海中學教師檢定證書的鄭啟中擔任訓導主任， 他是英文科教師，廣東寶安人，辛校長可能動用了同鄉之誼而請到他。（p.135） 9 月下旬，也就是 35 學年開學不久，數學老師彭商育就到了。 前述陳勝昆可能只教初中數學，大部分數學課都由彭商育負責。
其實竹中校舍在 1945 年 4─10 月被日軍徵用， 接下來被國軍駐兵，竹中暫借新竹商業學校上課。 到 1946 年 2 月之後分批返回校園，7 月駐軍正式移防，學校才開始返回常軌。（p.133） 我們可以假設，各級學校可以說是在 35 學年才真正啟動。 在 35 學年能夠勝任教學的同仁，除了前述五位， 還有一位非科班的臺籍數學老師張錦瓊（新竹籍，東京高等工學院建築科畢業）、 一位音樂老師蘇森墉（福建）、一位國文兼地理老師郭征舛（福建）， 以及一位資格不符的代用國文教師鄭雲仲（福建）。（p.144-6） 連同校長本人也教書，共有 9 名教師，其中 3 名臺籍，6 名外省人； 可能還有留下來幫忙的日籍教師，不清楚。
1946 年 3 月底，按日治學制該畢業的學生，就讓他們畢業了。 按此原理，竹中的日治末屆就是 1942 年入學的第 21 期，有 73 名臺籍畢業生。 這些學生，如果志願升學，則在 4─6 月間留校補習（學習新的「國語」以及本國史地）， 在 35 學年自動成為新竹中學高中部二年級學生。 他們在 36 學年畢業，成為新竹中學高中部第一屆，共有 42 名。（p.158）
同理，1946 年 3 月該畢業的小學生，也都讓他們畢業了。 不知道他們是怎樣考初中的？但畢竟是考了， 資料顯示陳傳燿先生就是在民國 35 年 4 月考入新竹中學初中部一年級。 他應該是光復後考入初中的第一屆學生。 但是這一批新生跟前一段說的四年制中學校畢業升學者一樣， 在 34 學年第二學期進行補習教育，不計入修業年限，從 35 學年才正式成為初中一年級學生。 所以陳傳燿雖然在民國 35 年春季考入新竹中學初中部， 卻是從 35 學年開始算初一；他續讀高中部，在 40 學年畢業，算是高中部第五屆畢業生。
原則上，民國 34 學年第二學期（35 年 2 月）在學的非畢業班學生， 全都就地改為民國學制的同年級學生； 也就是說他們在同一年級要多讀半年，在 8 月才升級。 因為戰爭末期的學校可謂停擺，即使學生多讀半年，但仍有很多學生留級。 為照顧這些留級生，使他們盡快跟上進度，而有了「春季班」的建議（詳於後）。 初三學生就讓他們在 7 月畢業，也就是民國 34 學年結束時畢業； 這 84 名學生成為新竹中學初中部的第一屆。 第一屆初中畢業生，如果想要升學，都免試升入原校（例如新竹中學）， 在 35 學年成為高中部一年級。（p.134, 158）
前述羅富生主任熱心於日式教育，在 35 學年第一學期末（1947 年 1 月初） 要求高二學生（大多是日治最後一屆的 21 期生）像以前一樣剃光頭， 這些學生轉而要求恢復日治時期的「學長制」，羅主任同意了。 於是學校裡最高的這一屆學生就馬上耍起威風，召集初三學生到操場訓話， 甚至打耳光「教訓」學弟，導致初三學生集體罷課，逃到頭前溪「避難」。 沒多久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當事人特別澄清，兩件事沒有關係。（pp.138-9）。 由此可見，光復初期是沒有高中生「髮禁」的，不知道在大陸上有沒有髮禁？ 也不知道臺灣的中學什麼時候開始恢復日治學校的髮禁？
在 1942 年之前已離職的 103 名新竹中學教職員工之中， 臺籍人士僅有 8 人，且全是「雇員」。 1942 在任的 29 人中，僅有 1 名臺籍人士，即英語教師張棟蘭； 但他當時正在「出差中」到南洋擔任日軍的翻譯去了。（pp.123-26） 日籍教師在 1946 年幾乎全數遣返，可見接收初期的師資困難。
臺籍、日籍學生平常在校園裡偶有摩擦，日籍學生可能比較有優勢， 這是人之常情，倒也不必拉到民族層次來批判。 戰勝之後雙方的「氣勢」顯然倒轉，1945 年 9 月竹中學生返校上課， 維持「朝會」但暫停「升旗典禮」。 某日朝會，湖口學生曾現聖跳上司令台，呼籲同學今天就把恩怨做個總結， 明日之後不要再打架。真的有一名日籍學生被拉出來痛毆，日籍教師也不干預， 但次日起真的不再發生學生鬥毆事件。（p.101）
二二八之後的 36 學年。
民國 36 學年起，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之後的學年，可能師資稍為充沛了， 辛校長在新竹中學開始加強「英數」兩科，各加二、三節課， 「以彌補學生在戰時荒廢的功課」。（p.140） 不知道這樣的加課，後來有沒有恢復正常？或者就這樣加強下去了？在二二八之前就來到新竹中學的外省籍同仁， 有前述辛、鄭、彭三人，以及蘇森墉（福建，音樂科）、張劍華（福建，歷史科）、 郭征舛（福建，國文、地理科）、鄭雲仲（福建，國文科）、詹蔭庭（福建，文書組長）、 李生利（福建，會計主任），這九人應該都經歷了二二八，受到學生及臺籍同仁保護。 另有一位王雲萍（福建籍，上海藝術專門學校國畫系畢業，國文科教師）在二二八之後報到，趕上 35 學年第二學期的教學。 （p.144-6）
在 36 學年，日籍教師應已全部返國，新竹中學全部六個年級都有學生了。 除了高三僅有一班以外，其他五個年級各有兩班， 全校有初中部 427 名、高中部 197 名學生。 教職員則還在陸續招募，截至民國 36 年底，共有教職員工 43 名，另加一名兼任校醫（林崧）。 全體教職員工當中，僅有一名女性：陳彬然，山東籍，東北大學國文系畢業。 所有能上講臺的 27 名教師當中（包括校長以及三位主任──教務、訓導、事務）， 僅有 4 名本省籍（全屬新竹），其中 3 名擁有日本學歷。 36 學年增加一名數學教師李應奎（廣東籍，中山大學理學士）。 有兩名中央大學畢業生加入，皆為 25 歲青年： 羅耀軫（山西，中央歷史系畢，歷史、公民科）、 夏起晉（湖北，中央教育系畢，國文、公民科）。 全部 16 名職工當中，則有 9 名本省籍（全屬新竹），其他 7 人來自福建、浙江。
日臺共學之入學難，埋下「惡補」的種子。
可能不僅是政策的差異對待，母語也實際影響學習成效，導致臺籍兒童的升學極為困難。 1923 年，八所中學校的第二年招生，除了南二中全部招收臺生以外， 確實都是臺日共學──原本專收臺生的中一中因此而加收日籍學生。 但觀察錄取率，日籍皆在 40% 以上（僅臺中一中為 31%），但臺籍可謂全部低於 30%。 此情形持續下去，到了 1937 年，日籍學生的錄取率一直保持大約 50%， 而臺籍學生的錄取率則一直不到 20%。 實際的中學生人數，也是一直以日籍學生居多，從 100:86 逐漸拉開到 100:51。（p.107）早從 1924 年起，就有紀錄熱心的小學教師（日籍）免費為小學校五年級、六年級學生進行「準備教育」，從傍晚 6:30 到 9:00 左右，專門準備中學校的入學考試。 到了 1920 年代後半，報紙上已經出現學童運動不足、體能低下、忽略畫圖歌唱課等問題。 導致 1930 年 9 月總督府文教局長發布「準備教育」的禁止令。 但是對照 1935 年報紙與雜誌上的討論，那一則命令完全沒有效果。（p.109）
光復之後，臺籍子弟希望讀中學（初中）的人數原本就很多， 再加上大陸來的外省子弟，更是沒資本沒土地唯有升學一途， 初等中學的入學競爭迅速變得更嚴重，比高中入學、大學入學更形嚴重。 據民國 44 年的數據，顯示小學畢業的升學率僅有 39%，相對地，初中畢業的升學率有 60%。（p.167） 但是據年底的調查，小學畢業生想要升學的比率也只有 51%，（p.168） 沒想到 12% 的差距──也就是說初中入學考試的錄取率大約有 76%──會造成這麼嚴重的競爭壓力。 由此可見，其競爭壓力有可能一部份來自社會的價值觀。
小學五、六年級的「準備教育」在光復後很快就再度出現，而且逐漸演變成教師私下收費的課外教學。 教育廳從民國 39 年就開始行文「糾正」（p.164），民國 42 年陳雪屏廳長將它列為年度四大工作重點之一，最後的解決方案變成規定補習時數上限以及教師收費上限， 輿論認為這其實是將小學的補習合法化了。 次年（43 年）8 月 28 日省教育廳公布「減輕中小學學生課業負擔實施方案」， 就是在這份文件裡首次規定「大學、中學入學試題，不得超出課程標準之規定範圍」， 並且指責「教學觀念及教學方法陳舊」、「考試方法失當」。 也就是在這一份方案裡，政府開始討論增設初中，最終朝向九年國民教育發展， 取消國小升初中的入學考試。 （p.166）
就新竹中學來看，這時期（民國 40 年代）國小的惡補風氣還沒擴及初中。 詳見辛校長在民國 45 年呈報省教育廳的「減輕學生課業負擔方案」檢討報告， 可在新竹中學文書組珍存檔案中找到。 （p.167）
國小的「惡補」風氣確實被九年國教解決了，但「補習」的社會價值似乎保留下來。 更值得注意的是國小的課程內容是否一直餘存至今？ 直到今天，我們都感覺小學高年級的數學教學內容「太沉重」， 看來這是相當有傳統的狀況。
可能只辦過一屆的「春季班」。
辛志平校長在 36 學年第一學期交給省教育廳的工作報告中， 提出「春季班」的想法。 也就是類似日治的學年觀念，在二月入學。 他的用意或許是想銜接日治學制，但寫在報告裡的理由是「升留級比較短，程度比較整齊」。（p.143） 這個想法到底在新竹中學有沒有實踐？其實我看不到資料。 但卻在《西螺大橋：李應鏜傳記》看到虎尾女中辦過一屆春季班。（p.327）虎尾女中成立於 1940 年，原是臺南州立虎尾高等女學校，戰後改為臺灣省立虎尾女子中學，跟新竹中學一樣改成三三制：分為初中部與高中部。 民國 70 年併入臺灣省立虎尾高級中學，兩校合併後使用原虎尾女中校址，原虎尾高中校址改設雲林工專。
1945 年日本投降時，李應鏜的次女（確實排行第二），作者李雅容筆下的二姊， 是小學校四年級學生──因為李家是「日語家庭」，他們子女都讀小學校而非公學校。 戰後，八月底回到學校，按照日治學制是四年級的第二學期。 當時他們姊弟三人（六年級、四年級、二年級）收到「轉學證明書」，要求他們離開小學校，轉入「國民學校」，也就是「東國民小學」（西螺鎮中山國小）。 當時行政公署尚未成立，這樣的命令不知從何而來？
按照前面的解釋，二姊在民國 35 學年升級，就讀小學五年級。 在她五年級快要結束時（民國 36 年 6 月），教育廳宣布 36 學年將增辦春季班， 也就是民國 37 年 3 月入學（學籍屬於 36 學年）。 「此舉原為補救留級生而設，後來竟演變成小學六年資優生也可以跳級報考」（p.327）。 二姊瞞著父親偷偷報名，輕而易舉地上榜，成為唯一一屆春季班學生。 她當然是續讀高中部的學生，六年後民國 43 年 2 月底畢業。 我不清楚這一屆畢業生，算是 41 學年還是 42 學年畢業的？
Pages 167-174 九年國教的先行實驗。
民國 44 年，教育部張其昀部長介入（國小）「惡補」問題，他的辦法是朝向九年國教努力，取消國小畢業的升學考試；除了政府多設初中以外，也鼓勵私人興辦初級中等學校。 張其昀的方案發展成「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的決策， 將日治時期延續下來的六年中學教育切斷，這使得像新竹中學這樣有傳統的學校， 無法自己訓練初中學生，必須接受別人教出來的初中生成為自己的高中部學生。 此外，不論初中還是高中，三年倉促而短暫的時間都不足以發展出「風格」， 可以想像高中部的教師有多麼不適應， 而新竹中學（以及新竹女中）又因為被安排在最前線而「受害」最嚴重。民國 45 年決定在新竹縣市先行實驗，不清楚決策的理由為何？ 於是新竹就在 45 學年試辦了「免試升學」（國小升初中）， 廣設了縣立、市立的初級中學，例如新竹縣立一中即以羅富生為改制後的校長， 停辦了縣立一中的高中部，學生全部轉學省中、省女， 同時也停辦省中、省女的初中部，將教學資源全部移去高中部。 新竹中學從 45 學年起停招初中部，到 47 年夏天（46 學年結束）初中部全部出清， 這一波人事震盪，新竹中學一次離職 19 名教職員， 到 46 學年開學時，還有 6 名待聘員額。
Pages 174-177 曇花一現的高中畢業會考
十科全考的高中畢業會考只在 45 學年（民國 46 年 6 月 15-17 日）辦過一次 （國英數、社會自然各三科、三民主義）， 應試學校 88 所，全部考生 8098 人，分 15 區考試，全部試卷集體閱卷。 前一年（民國 45 年 7 月 26 日）辦過一次小規模的畢業會考， 那時候只考三民主義、國文、本國史地，成績可用為升學之用。相當意外地，建國中學在那次會考的總平均分數並不突出（276 人應試）， 不但低於新竹中學 45 分之多（竹中名列第一）， 也低於南一中、雄中、北一女、北二女和師大附中。 也許那時候建中還沒有成為後來的菁英集中學校，也可能是當年校長與教師的自由風氣使然。 這次會考，竹中畢業班學生的數學科表現非常突出，彭商育老師相當得意。 李遠哲在民國 44 年夏天畢業，沒遇到會考。
高中畢業會考是歐洲國家的傳統，為什麼臺灣沒再辦理畢業會考呢？ 十餘年後教育廳劉真廳長向國科會徐賢修主委解釋道： 「如果舉行高中畢業會考，則全省中學辦理的優劣立即可以顯示出來，除了少數『明星學校』以外，還有哪一個中學會贊成實施中學畢業會考辦法？」
民國 50 年代的「新」科學教育。
1961 年 9 月 15 日至 12 月 21 日辛校長公費赴美考察， 發現那時候美國的高中畢業生，只有 30% 想要讀大學。 （p.181） 訪美歸來之後，辛校長帶領新竹中學成為臺灣科學教育興革的領頭羊。 他指出當時「在初中教數學及自然科學的教師，本科出身者只有 14%， 即使另加修習「相關科系」的，也只有 26% 左右，換句話說六成數理教師是『外行』的」。 於是 51、52 學年，新竹中學負責輔導桃、竹、苗、臺中縣市、南投的初中數理教師在職培訓。 （p.189）Sputnik 事件之後，美國冒出了各種「新」高中課程，包括新數學 (SMSG)、 新物理 (PSSC)、新化學 (CHEM)、新生物 (BSCS)。 教育部剛在民國 51 年公布新高中課程標準，很快就自覺落伍， 在 53 年 3 月 29 日公布《數學、物理、化學及生物新教材編輯大綱》。 新竹中學因緣際會地特別推動師大博物系戈定邦教授引進的 BSCS 生物教材。 直到今天新竹中學仍是高中生物科的學科中心，不知與此淵源有多少關係？ 教育部宣布從 54 學年起全國高中採用 BSCS 教材（黃版）作為高中生物新教科書。 （p.190）
新竹中學自民國 50 年秋季起（辛校長人在美國）自編校內刊物《科學教育簡訊》， 從 54 年 11 月至 62 年 4 月，由教育廳資助改版為《中學科學教育月刊》， 共發行 16 期（第一卷第二期至第八卷第四期）。（p.192）
民國 60 年高中課程標準修訂後，新增「地球科學」。 「新」科學教材是不是被這一份課程標準汰換了？
新竹中學學生經過兩次「跌落」，許多老師感到教學力不從心，而竹中輝煌的事蹟也就逐漸成為歷史。
第一次發生在民國 45 年，失去了自己的初中部，還「被迫」接收了縣立一中的高中生； 然後在 48 年開始收到「免試升學」的初中畢業生。 第二次是民國 57 年全國實施九年國教， 「竹中一下子增收十班縣立一中高中學生」（p.201）。 這兩次「跌落」使得新竹中學不復昔日的榮光， 而校風亦從辛校長長年堅持的「即使高三也該每一科都要學習／考試」逐漸轉變為「升學第一」。（p.201）由此可見，「名校」的神話有待商榷：其實學校的總體表現， 可能更關鍵的因素在於學生本身的性向，教師跟學生恰好相配，「相得益彰」。 華洋老師曾經「打賭」：如果把建中的教師跟全臺北市的高中教師隨機抽換， 建中仍然會是升學第一名的高中。
前面說的縣立一中是指羅富生民國 45 年調去擔任校長的學校， 該校光復後的首任校長即張棟蘭，在任十年交給羅富生，是今日的新竹市立建華國中。 該校民國 39 年增設高中部，當時稱為新竹「縣中」，相對於新竹中學是「省中」。 民國 45 年裁撤了高中部，學生分給省中和省女，怎麼到了 57 年又有十班高中生呢？ 原來，當時雖然說好了「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不知什麼原因， 民國 48 學年在新埔初級中學（今新埔國中）又設立了縣立新竹一中高中部新埔分班， 就這樣又開始了縣市設立的高中。 縣立的高中在民國 57 年再度裁撤，學生再度轉給新竹中學／女中。
不「升學第一」的新竹中學，堅持教育理念，即使到了高三還是「不分組」，所有科目都要學習、都要考試。 辛校長一直堅持到民國 53 學年，才按照 51 年修訂的高中課程標準（52 學年起實施）， 在高二分「理組」與「文組」教學。（p.277） 51 年修訂的高中課程標準相當於放棄了高中階段的通才教育目標。
新竹中學不分組的故事，如第 17 屆（原應 51 學年畢業）學生詹增雄， 在民國 52 年春季就因為新竹中學不分組，堅持各科都得學， 所以申請轉學到中壢高中的高三乙組班，專拼考試科目而考上師大。（p.270） 他認為如果留在竹中，因為不能全力衝刺拼聯考，就可能考不上大學。 當時的轉學，只要轉出的校長寫推薦函，轉入的校長同意即可。高中的分組教學，顯然是受大學聯考的危害。 我不清楚民國 43 年、44 年的頭兩屆聯招（張其昀部長任內）有沒有分組？ 民國 45 年在「畢業生會考」（三科）之外舉辦聯考， 即分三組：
民國 46 年舉辦了唯一一次的十科全考「高中畢業會考」，另辦大學聯考，可能仍然分甲、乙、丙三組。 這兩年的分組聯考，使得新竹中學以外的大多數高中開始分組教學， 導致「影響通才教育之實施，破壞學制」，受教育部糾正。（p.276） 因此，民國 47 年的聯考不分組，全體考生都考六科：國、英、數（如以前的乙組）、本國 史地、理化、三民主義。
- 甲：理、工、醫、海事，數學考高等代數、解析幾何、三角
- 乙：文、法、商、教育，數學考高等代數、平面幾何、三角
- 丙：農、家政，數學考試內容同乙組
但教育理念總是不敵現實；原因或許很簡單，教育本身不是目的， 教育本來就是為個人與社會需求提供服務的， 所以教育只能被現實領導，而不能反過來領導現實──雖然許多「教育哲學家」認為應該反過來，但邏輯上的「應然」有時候就是無法改變「實然」。 不知道具體的決策過程為何？總之只有民國 47 年辦過一次不分組聯考。 民國 48 年即恢復甲、乙、丙三組，持續到民國 54 年，在 55 年改為甲、乙、丙、丁四組。
35 學年就到新竹中學的音樂老師蘇森墉， 當時雖然來自福建，但其實生於臺北（大正 7 年）。 他帶領竹中合唱團在民國 49 至 59 年間獲得第一屆到第九屆、第十一屆的全國音樂比賽高中組合唱冠軍。他是新竹中學「正常教學」的代表人物之一。
民國 51 年修訂的高中課程標準把「勞作」改為「工藝／家事」， 使得「勞動服務／生產勞動」這類課程，應從高中課表消失。 但辛校長堅持在高中一年級排每週一節「勞動服務」， 由校長、主任、組長不支領鐘點輪流義務帶課，直到辛校長 64 年 2 月 1 日屆齡退休為止。 （p.225ff） 都說這二十年來的現象是「大學高中化」，原來高中本來有「勞動服務」的， 這應該就是大學「服務學習」的前身吧。
呂溪木校長是竹中第 12 屆（47 學年畢業）， 當時並不感覺升學壓力，常到「後山」去睡午覺。（p.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