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2010）。中國文化史通釋。 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ISBN 978-0-19-801690-8
當我得知余英時院士（1930/01/22--2021/08/01）辭世的消息時，正在讀此書。 這本書是院士晚年的文集（寫於 2004--2009，先生 74-79 歲）， 可能因此而不是長篇大論。 這個年歲的院士已經不在乎學術的工整與嚴謹，隨心所欲地流露一生的功力， 讓我讀著暢然而且醺然。我扣著這本書，從圖書館一再續借，想要認真寫心得。 現在到了不得不還書的時候，只好先潦草記一筆。
那我為什麼不買它回家呢？老實說，我大約五年前就陸續把讀過的書整理出來， 捐給圖書館或贈予友人──我開始準備退休。 只有中大圖書館沒藏的書，我才買，以備將來有個可以捐獻的對象。
我是因為〈環繞著「李約瑟問題」的反思〉而得知這本書 （陳方正（2009）繼承與叛逆序）， 是為了讀〈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這篇文章而借閱這本書。 余先生提的一個簡單的觀念：
科舉是政治制度，不是教育制度。像一記當頭棒喝打醒了我。 許多紛擾的想法，都因為這一觀念而釐定澄清了。 再多想想，我實在頗懊惱的：這個觀念，我應該可以自己想出來才對。 畢竟我為了數學教育之發展脈絡而閱讀、思考「科舉」很多年了， 余先生簡單提及的事證我也都知道，但是我畢竟就沒看穿這一點。
顯然孫中山先生睿智，他看穿了，所以他規劃了「五權分立」，其中一權給「考試院」， 他的想法應該是用「考試院」將科舉的千年傳統轉化為現代政府的功能與制度， 但各級學校的升學／招生考試，則是教育行政，屬行政院教育部，不屬考試院。 這個道理，或許是文史法政學者都知道的常識，偏偏我就不知道， 而且還沒能力自己思考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