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知識經濟－－困境與迷思 曾孝明著, 群學出版, 2001, ISBN 957-30710-1-0.
對於本土基本教義派而言，這本書是道道地地「唱衰台灣」的代表。 尤其是在作者辭去清大之教授職務，前往美國矽谷某高科技公司上任副總裁之際出版， 頗有「拋下一句話而後一走了之」的意味，更明顯地落人話柄。 不過，只關心政治利益的基本教義派，可能根本沒時間正眼瞧上這本書， 所以，曾教授受到那幫人攻擊的機會甚小。 換句話說，這本書仍然是學術界自家人的事。
就學術界自家人而言，曾教授的呼籲和「叛逆個性」或許並不陌生。 雖然我自己也是從這本書裡第一次見識到曾教授的批判， 但是那多半是由於我自己的無知。因為，從記錄顯示， 過去三年以來，曾教授以密集的火力對國內的大學提出批判。 看得出來，他惹火了不少人，包括和李家同結怨， 並且在書裡藉助於孔祥重的話，又射了李家同一箭 (p.67 etc)。 我個人對於李家同教授雖然沒什麼好感 (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卻並不怎麼欣賞他那過於機敏的風格；對於他經常發表的輕柔短文， 我也總覺得那是用他的聰明寫出來的文章，不是用他的心寫出來的)， 但是也不喜歡曾孝明教授這種傷人的招式。 畢竟，拿 Knuth 去和任何人相比，對後者可能都不算公平。
按照曾教授這本書的通篇大義和邏輯，同樣值得批評的人， 至少也包括李遠哲和張忠謀兩位先生。 例如自從張先生激起「台灣的大學生缺乏創意」這個話題， 社會中開始有少量的聲音質疑張先生本人所代表的事業集團， 其實便是創意殺手 (與「少男殺手」的意義稍有不同)。 這樣的質疑，在理論上頗值得深入評議。 但是曾教授的書裡總是避開這個話題，甚而在書的末了還維護了張先生幾句 (p.298)。 又例如曾教授書中強烈質疑的「美式教改」和「教授治校」， 前者雖然有其歷史，但是近年的愈演愈烈和後者的遽然發展， 好像都跟「某人」有關。對此，曾教授從來沒有正面批評過， 只是引用了「別人的」句子像打水飄兒似地輕快帶過 (p.183)。 總之，書中提到李、張兩位先生，曾教授下手就輕了許多。 這般輕重之別，對於這本書的氣勢和說服力，未免有些損傷。
不過，換個角度，曾教授為了這幾篇文章， 已經得罪了夠多人，我又如何忍心挑剔呢？ 我有什麼資格，要求他再得罪更多的人？ 我沒有。更何況，在外人看來，他好像風風光光去矽谷當副總裁去了。 但是，誰又知道，他內心中其實像是被放逐的屈原？ 離開他熱愛的故鄉，驅離追隨他的學生和信任他的故舊， 放棄他原本想要奉獻一生的職業，一朝斬斷自己經年的耕耘而飄散如轉蓬， 當換來多少吞下自己肚裡的熱淚？ 一個知識分子選擇離開他自己的同胞，通常不是自願的、更不是快樂的。
這本書主要批判的是大學的研究。雖然也批判大學教育， 卻不像前者那樣力道深刻。 他的最尖銳筆鋒，刺向國科會的管理與政策， 包括了論文獎勵制度與「重量不重質」的迷思與 SCI 指標的崇拜。 他具體提出重視 RCI 指標與不盲目追隨美國卻多留意歐洲小國的建議。 和一般的科研與教育文章相比，這本書的魅力在於作者本人在行內的專業、 以及有大量的數據作為證據。曾教授以其電機工程師的精確風格與專業知識， 自學管理知識並應用在學術評鑑與政策上，自有其獨到的見解。 這也是曾教授的文章特色，頗值得理工背景的讀者學習。 貫穿全書的另一個隱藏命題，就是國內的管理學界無力為理工科技設計管理模式， 所以理工當自強，我們要自己學習管理和相關的社會學科知識。 這一方面，我就不要再闡述了，以免替曾教授招惹更多的敵人； 細心的讀者應該自己注意那些「沒有完全說出來的話」。
對於曾教授所批判的大學學術研究現象，我完全沒有置喙之餘地。 因為他所談論的層級和專業，都在我的知識之外。 雖然一般而論我都同意他的說法，但是那也只是我個人的「匹夫之見」罷了， 沒什麼可以附和或補充的。 更何況，我個人的研究工作，就連自己都明白，恰好就是屬於曾教授所說的 「可有可無，後續補充型的研究」。 這個困境，雖然自己也想突破，但是限於個人的智能、機緣和環境， 真的是很難強求的。十年前，我也曾經在某一門學問的最前緣， 發現過同行中最先進的幾種計算方法。但是，回國後的許多因素湊在一起， 我明顯地看到自己在落後，沒多久就放棄追趕了。 當然並非人人如此，因此我對於書中引述張先生說「國科會補助的研究， 80% 根本不用做」這句話頗為感冒。 張先生日理萬機，哪裡有時間一一評鑑國內所有的研究案？ 就算評鑑了，哪裡能夠判斷代數幾何和纖維叢中的研究，哪些不用做？ 他如果說「國科會補助的半導體研究中，80% 根本不用做」 那我可能就照單接受而不會質疑了。 過分誇張的話，其實會降低它的可信度； 人不應該把自己的名譽賭在一句誇張的話上。 就數學學門而言，我個人認為超過 20% 同仁的研究是非常值得做的 (我說的是全台灣的數學同仁)。
就我個人而言，我之所以逐漸輕研究而重教書，其實個人因素比較多。 因為，打從我在大二那年決定要出國攻讀數學博士開始， 我的志向就是成為一個數學老師，而不是數學研究者。 我原本一廂情願地想要出國讀一個數學教育的博士學位。 但是老師們都說，這個學位沒人瞧得起，勸我不要。所以我走了普通的路。 打從國中一年級開始，我就擔任數學小老師。 從那時候我就開始「好為人師」。國二的幾何課， 老師經常主動邀我上台替他解釋。同學們喜歡我上課，甚於老師上課。 大一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在線性代數和集合論這兩門課上， 比老師更能解釋清楚給同學聽懂。 大一下學期的最後一週，我公開在教室講集合論的最後一章：Zorn's lemma， 同學們帶著筆記來上課，助教也坐在後面聽。 這些個人經歷，使我在大二的時候，相信自己應該成為一個數學老師， 而此後的求學歲月，我總是朝著這個目標培養自己。 雖然回國後發現，現在的大學並不十分歡迎我這種人， 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說沒有辜負自己的初衷。 反過來，至今我沒有完全不做研究的唯一原因， 是我深信研究是教學工作的活水源頭。 我仍然相信，不做研究的教師，不能長期維持教學中需要的活力和創新； 到了最後，他的教材就和他的數學知識一樣：成了古董。 在這一層意義之下，我並不認為我那些「後續補充型」的研究是「可有可無」的。 它還是值得要有，因為，它使我瞭解本行中最前緣的數學家，在想些什麼。
以下抄錄一些精彩片段。劉廣定教授的序言，寫得比本文還要辛辣。 也只有像他那種學術地位的人才敢說吧。有一段寫得又直又狠：
拙見以為這實與近年來教育部快速擴充大學和研究所， 而又準備不足之錯誤政策互為因果。 由於一些教師並不適合在大學任教及主持研究， 也有不少學生根基原就不夠進修碩、博士； 強求這般人寫出的論文自然難受重視。 惡性循環的結果，科技與學術水準皆難提升。[vii]劉教授是化學界的大老，還寫過紅樓夢的考據論文。 他寫「拙見」，其實與「卓見」同音，不知他心中想的到底是哪個詞。 他接著說竊以為學生表現之優劣，半由風氣半由師資。 如晚近「教改」人士高倡「知識不重要」，學生怎願認真求學？ 從十一、二年前修訂現行中小學課程標準到最近推行的「九年一貫」課程重整， 一直宣傳「簡化」、「淺化」和「減輕負擔」， 學生程度如何跟得上日新月異的現代世界？ 再加上不少教師心縈「研究」或「外務」不重視教學而「分數輕鬆打」， 所謂「教不嚴師之惰」學生學不好，教師本身應該反省。[viii]其實我並不同意劉教授的前半段話；不過，即使不同意， 這段話還是值得記下來，以後審慎思考。哈佛大學 Amabile 教授去年在該校管理期刊發表〈如何消滅創造力〉一文指出， 研究人員的創造力主要受興趣、滿意度與工作本身的挑戰性驅動，而非由外在壓力產生。 她又指出，金錢獎勵對研究人員是一種控制或賄賂，這並不會使工作變得有趣， 反而會消滅創造力 [11, T. M. Amabil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Oct, 1998.]。 雖然雇主或管理者對那些從事例行性工作人員給予金錢獎勵， 在許多國家都發現非常有效果。但根據 RAE'96 對研究所下的定義， 大學教師不應以做例行性工作為職志。 我國國科會每年以幾張大額鈔票獎勵約 5000 名學院人士， 結果國內整體的研究創造力與品質卻無法提升， 這不正好驗證了 Amabile 教授研究成果的正確性？[p.77ff]持續超過十年的研究獎勵制度，已經在台灣學術界生根。 它塑造了許多同仁「單一價值」觀點，甚而影響到學生。 曾經有學生在 BBS 上面寫，某教授沒有研究計畫，「那是因為他拿不到」， 暗指他並非 (可能) 出自對教學的熱誠而輕忽研究補助金額。 也有中興大學的學生，直接在 BBS 上稱呼那些沒有 SCI 論文的老師為「米蟲」。 幸好後面有其他學生發言，說明某些先前被歸類為「米蟲」的老師， 有些其他的實質貢獻 (例如製程的設計或新品種的開發)。 但是，連續十年的偏跛政策，能夠在人們心中烙下多麼深刻的傲慢與偏見， 由此可見一斑。特別是年輕人：包括學生和新進教師。 舉凡「單一價值」都是成長與創造的宿敵， 這是已經不必再做闡述的公認事實。 台灣的學術與教育，正是幾種「單一價值」的擁護者與產品。 從這個觀點，可以再一次映證曾教授與 Amabile 教授的論點。與國內高教研發最關鍵的單位是國科會 ... 國科會至今完全沒有建立計畫經理人制度。 缺乏專業科技經理人使國內教育、科技、產業的白皮書流於文字形式， 進而使得大學等單位難有規劃及形成策略。 ... 國科會今年七月印發《中華民國科學技術年鑑》， 其中國科會主委黃鎮台先生再首頁僅四段序言中指出， 「我國已成為掃描器、監視器的世界主要供應國。」可是根據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的統計， 今年第一季掃描器海外生產的比重已提升到 54.2%， 且廠商已出走至所得遠遜於台灣的大陸地區為最 ... 在政府科學技術年鑑中，被國家最高科研主管挑中做序推薦之產業， 前 (錢) 景竟是如此淒美，我們整體的科研發展與高教研發的希望何在？ 我們的科研規劃與考核的標準與公信力又在哪裡？ 這種水準但卻擁有百億資源的單位，怎麼不淪為各單位的「洗錢機構」？[p.114ff]像這樣挖苦國科會的文字，整本書俯拾皆是。 作為一個人微位卑的小國民，每每讀了悵然不已， 思索除了移民，還有什麼辦法呢？ 但是，「貧賤不能移」的我們，也只有在這塊土地上， 繼續老祖宗的生存哲學，盡人事而知天命了。 不過，說到國科會的專業經理人，我個人的經驗倒覺得科教處的經理人頗為專業， 她們似乎有些規劃也有些定見，而且還會當面指責執行計畫的教授 (我自己就被罵過)，這還不錯，值得鼓勵。大學無論偏重在教學或研究，大學的教育永遠無法與研究及知識的累積分割。 ... 大學是學習及創造知識的場所，也是一個國家獲取先進知識的重要窗口。[p.122]近一個月來，我很有「機緣」地，從書上、雜誌上、報紙的讀者投書中、 研究計畫的補助機構人員口中，不約而同地讀或聽到， 社會大眾對「大學教授」的不齒。 根據這些資訊，我可以說得生動一點：如果說大學教授都「視金錢如糞土」， 那也沒錯，因為他們都是「繞在糞堆上的蒼蠅」。 這倒也就算了，如果我們確實有本事，別人也得眼睜睜地看著我們賺錢。 問題是，我們的某些同業，其不學無術卻打著學術招牌的西洋鏡， 似乎已經快要紙包不住火了。 我不在此一一舉例了，只是要記錄一個心得： 等到社會大眾對我們這個行業的積怨達到某個臨界點， 就會如洪水般氾濫而不可阻擋。 我們這個行業的同仁，如果再不警覺挽救自己的職業尊嚴， 我想，在我退休之前，「大學教授」就已經不再是一個受人尊重的行業了。 讓我十年後再來檢查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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