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好，理論上我的假期已在七月三十一日結束，該回來工作了。 這封信的內容是接續六月底我們來回幾封信所討論之關於教學的議題。 不知道我做了什麼不該做的動作，在我的 Outlook Express 中， 所有七月七日以前的郵件都不見了。所以我無法在本文中引述許多位老師的原文， 只得按照記憶來寫。很遺憾也很抱歉。
在渡假期間，我曾經走過許多自然景觀特殊而優美的地方【註１】， 浸淫在這些令人震撼的景物之中，我每每還是難以避免地想起這個議題 （如果我此時能有這樣掛心的一個數學問題，那就好了）。於是， 拉拉雜雜地想了一些意見出來，並且陸續利用一些 vacation 的 break 時段，將這些凌亂的想法，寫在筆記型電腦裡面。
由於內容實在很凌亂，所以後來我重新編輯一遍。為了節省各位老師寶貴的時間， 我將大部分邋雜而無關宏旨的話，都改記在附註裡面。附註中的文字， 並不屬於我對這個議題的發言，只是順便的閒聊。
一
我們經常說，或是聽到同事說，近年的學生程度越來越低。為了證明這個說法， 我們必須能夠公平地將現在的學生程度與過去的學生程度做比較。 這裡有兩個關鍵字，讓我先談「公平」，稍後再談「程度」。要公平比較， 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難。通常，老師們是以自己的求學或教書經驗， 以心中的天平來衡量今昔學生的程度差異。這樣做很容易不公平： 因為我們自己對於學科的深度和熟練度，逐年提高。 但是每屆的大一學生卻可能保持同樣的程度。因此， 老師和應屆學生的相對距離就會越來越遠。 所以，老師們很容易獲得學生一屆比一屆差的印象。 其實，或許並不是學生變矮了，而是老師長高了。
讓我們假設，以老師們存乎一心的標準來做比較，是不恰當的， 或至少是不科學的。所以我們不再想這條路。剩下什麼別的路子， 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標準測驗題。這就必須要一個題庫，內中的題目至少也得有五千， 而且要經過科學方法（或教育學方法）的標準化。 然後每年在大約同樣時間對大約同樣年齡的學生做測驗，並長期記錄。
以前，我們並沒有這樣做。所以，現在要做長期的學生程度評量，已經來不及了。 那麼，將來要不要做？這當然有待大家決定。為了判斷這個決定， 至少該思考三個問題：要付出多少代價？做了有什麼意義？要考些什麼？ 要估計代價，則先需確定要考些什麼；要確定考些什麼， 則先需確定這個測驗有何意義。如果要考的還是學力，那麼殊無意義， 因為大考中心已經考過他們了。如果我們的題庫只是為了檢測大學新生逐年的程度， 那也沒有多大意義。因為就算我們證明了大學新生的程度越來越低， 除了拿給教育部做政策參考之外，又能怎樣？如果， 這份測驗能夠檢視中大所特別注重的能力，譬如創造力；或者， 這份測驗可以協助老師和學生根據某種中大的教育精神擬定更有效率的教與學， 那麼就似乎比較有意義了。因此，在考慮要不要製作長期學生程度評量題庫之前， 似乎應當先決定，我們想要塑造的中大教育精神是什麼？而這個答案， 應該要比「誠樸」更具體一點。
其實我還沒有足夠的視野來考慮這樣一個宏大的問題。但是竭盡所能， 總可以野人獻曝一番（這不是客氣話；最近的確在加州受夠了曝曬）。 首先是「創造力」評量。這個議題早有王老師在創意小組提過， 我現在要再提一遍。而且光是評量、甚至是前後測、都還不夠。 還要有更明白的方式將這個教學目標、與有助於達成此目標的教法，傳遞給中大同仁， 或至少是某些較多學生共同學習的科目教師。關於這個話題，留到第四節再談。 回到「創造力」評量問卷，這固然重要而且符合我們期望的教學特色， 但是它的題庫並不需要我們自己研發，原則上應是外購。倒是第二種評量， 似乎可以由我們研發。這就是我前面說過，要定義什麼叫做學生的「程度」。
我已經泛泛地使用「程度」這個詞許多年了。 如今想要為它找一個普遍性的定義，才發現是個困難任務。 如今，我想以「基本學習能力」做為「程度」的定義。而我個人歸納以下三點：
實不相瞞，有一小段時間，我對於這樣的歸納還有點得意。後來忽然想到， 這不就是 GRE 的命題分類方式嗎？所以，我的分類何奇之有？ 可能教育學家早就看穿了這三點是最基本而普遍的學習能力， 至少對於理工科目是正確的吧。
- 閱讀能力。特別是中文與英文的閱讀理解力。
- 數學能力。不是數學系的數學，是所有士農工商的國民數學。
- 邏輯能力。例如知道「中大的每個班級都有女生」之言若是錯誤， 並不代表「中大的所有班級都沒有女生」。
因為高中教育中並沒有訓練邏輯思惟的能力（至少表面上沒有）， 所以如果我們想要用以上三點來評量大一新生的程度，則可以省略邏輯能力。而且， 如果只是為了評量大一，那麼應該先檢查大考中心的題目，看看是否合適。 如果不合適，我們才需考慮插手。但是，如果我們想要以此三種基本能力， 做全校學生的普遍性評量，甚至將這三點融入某些共同科目的教學目標之內， 做入學與畢業的前後測，那麼這套題庫就會很有趣了。 （但是，有趣的事未必就值得做。）
雖然我前面自承，很難公平比較學生的程度。但是，就英文閱讀能力而言， 我實在覺得是大有問題的，因此想要特別提出來討論。就英文字彙來說， 我認為現在的學生並不比當年在中原的那批大一學生要差；至少不比我差。 但是，當年的學生會一個字一個字查字典，寫在書旁邊， 再聚三個臭皮匠起來參詳難句的意義。因此，讀到大三以上， 至少本科的英文還算可以閱讀。現在的學生， 或許在大一時的英文閱讀能力不輸二十年前，但是可能因為普遍地沒花苦功， 大多跨不過這個關口。
推想近年學生們在英文閱讀方面沒花苦功、或者不願意花苦功的原因， 可能有社會性的和教育性的遠因【註２】， 但也有個近因：中譯本的充斥與流行。其實這未必是件壞事。 如果譯本不要有那麼多錯誤，數理與技術類書籍的譯筆能夠再流暢點兒， 還會更好。一百三十年前，伊藤博文曾經說，中國的西學其實開始得比日本早 （根據史實，日本是東亞最後被西方打開口岸的國家）， 但是日本的優勢是，從一開始就決定大量翻譯西書， 因此日本國民可以用國語學習和討論，中國卻不行。伊藤氏認為， 這是中日兩國西學之成敗關鍵。我們到底該不該大量採用中文書， 這牽涉到所謂「母語教學」的大辯論。雖然明知自己人微言輕， 還是想說出來自己的意見。
我支持母語教學與中文書籍，至少是入門書籍。但這並不等於我提倡英文不重要。 事實上，我認為英文閱讀能力非常重要。但是，對於大部分的學生而言， English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a second language。 我個人認為，對大部分國人而言，we use English to understand, but we do not use it to comprehend; we use English for data collection, but wo do not use it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我私下認為，那些留學美國而倡議要將教材全面英語化的學者， 就算他是真心為台灣好，也嫌稍微自私了一點。因為全面地英語授課、英語討論， 對我們這些人來說，是方便的。因為我們不但從大學時代就讀英文書， 學士後的所有教育也都在美國完成，以致於在我們的專業領域內， 英文經常比中文更通順。對我們而言，有些話用英語脫口而出， 用國語卻說不出來。譬如前面那一句，我必須用英文寫，因為用中文我不會寫。
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有能力用英語在美國的酒吧裡勾引一個金髮美女 （至少我大概沒有），這只是表示我們的母語在某些專業領域中已經死亡。 就好像我們看立法委員的質詢，即使那些最急獨的立委，也無法始終以台語來質詢。 他們難免要夾雜一點普通話。道理是一樣的，因為台灣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死亡， 她不再產生新的辭彙和語法。在我們的專業領域中，有許多話， 似乎必須用外文才說得順。這就表明了，我們的母語缺乏這方面的辭彙， 或是有名詞但是沒有表達該情狀的語法。 而語言是個人創造與思想交流的媒介。 想想看，單就這一層語言的障礙，我們可能降低了多少同胞的創造力？
如果我們都認為科技方面的中文瀕臨死亡的這個可悲事實已經無法挽救， 那麼我們就可以走全面英語教材的這條路。反之，如果我們期望從根做起、 徹底將科技融入文化，在我們的文化內部孕育創新的能力。那麼， 我相信要徹底的母語教學才能辦到。但是英文閱讀能力的培養絕不可廢。 第四節再談。
至於邏輯能力，傳統上或許以為是在數學課中培養。而我認為，以現代而言， 邏輯的具體表現，實則出現於計算機程式語言之中。說到程式語言， 很容易以為就是 BASIC 或 C++，其實不然。廣義而言， 以一組定義明確的文字或符號，將一項工作的執行步驟嚴格而正確地表達出來， 即是程式。對於一般學生而言，邏輯能力只需達到能夠操縱其領域中的程式語言即可； 或許這樣已經夠難。
二
我雖然難以比較今昔之大一學生，在中學程度的基本數學能力方面，有何差異， 但是一些表面現象卻可對照。我以微積分的教學經驗舉例， 可能放於其他科目亦皆準。在微積分課程進入「大學」程度之後，就會比較抽象、 比較需要想像力。至少，大部分的大學老師期望如此。我認為， 這些新的抽象課題，對於今昔學生的困難度是幾乎一樣的。因為， 在剛開始考試的時候，失敗率似乎差不多。而二十年前的老師、七年前的老師， 和今天的老師一樣，都會一遍兩遍地給學生再生的機會。一次考不好， 老師講解之後，會再考一次。考試前老師會強烈暗示重要的題目， 期末考老師會故意重複以前考過的重要題目。為了保障一些基本分數， 甚至會在數學考卷上出現背誦型的題目。
但是，今昔的差別是，二十年前我的同學，甚至七、八年前的學生， 他們對成績比較惶恐。如果考砸了，會主動到處求助，至少也要背起來， 預備以後再考。當年我的同學，有半數以上，會老老實實地作習題，甚至是全做。 再不濟的，也會在考前抓題來做，或是找答案背起來。
而現在呢？就拿數學系來說吧，有老師考試後檢討考卷，然後原卷重考， 結果仍然有人不及格。有老師出的考題全是習題，而且給的習題只是考題的兩倍多， 結果沒有人及格。數學系一年級某班下學期的微積分期末考， 老師出了 120 分的題目，而且有許多以前考過的，想要提高學生的學期成績。 結果，除了一個人以外，其他人全部不到 60 分，而且因為選擇題有倒扣， 還有人拿到負分。學生們普遍地認為老師講太快，他們自認沒希望準備得好。 結果，連掙扎都不嘗試一下，就兩手一攤地放棄了。
何以如此？王老師慈悲為懷，認為是 EQ 的問題： 學生們「自我激勵」或「自制力」不夠。 對於這個說法，雖然還沒有科學或統計的證據，但是看來八字是有一撇。 讓我假設此言屬實。在這個假設上，我想要繼續問兩個問題：
其中 (A) 問題多半是個社會學問題。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有趣味， 也企圖編造一些解釋出來，但是自知非常幼稚， 所以不必貽笑大方了【註３】。 而且，不論它的答案是什麼，似乎對於目前我們面臨的大學教育問題， 並無直接幫助，所以也就不必討論下去。但是 (B) 問題就直接相關了， 而且似乎 (B) 問題是比較容易求得答案的。我很擔心的答案是： 他們進了中大才這樣。至少，數學系的新生似乎如此。 這是我擔任大一導師兩年來所得到的印象。 有太多的學生，北、中、南，應屆或重考都有，當我們談到這類話題的時候， 都說他們自己在中學時代精進得多，很有衝勁，許多人還說當初「熱愛數學」。 可是，自從來到敝寶地，一切如過眼雲煙。 （其中一位自稱「熱愛數學」的學生，微積分期末考只得了九分，令我傷心不已。）
- (A) 何以今昔相比，EQ 能有如此多的差異？
- (B) 這群孩子，是從初高中開始就表現較低的 EQ，還是進了中大才發作？
如果我們花點人力去研究 (B) 問題，如果獲得的結論如我所假設， 那麼就當真可以令中大同仁警醒，並且也可證明王老師提過的看法： 中大同仁仍以菁英教育的心態，對付一批接受國民教育成長的年輕人。 果真如此，那麼很容易解釋，何以中大學生產生了低「自勵」的現象： 實非他們 EQ 低於同儕，而是他們的「基本學習能力」與中學基礎知識， 實在和中大教師的期望相距太遠，雖奮起而力有不逮也。對於此， 我們或可理直氣壯地怪罪中學教育之流於虛鬆，但是這樣的怪罪於事無補。而且， 隨著台灣的社會富裕，這樣的趨勢實是時代之洪流，既擋不住，又何需擋？
若不先立一個假設，以後的思路很難進行下去。至此， 在沒有其他明確的調查與統計結果之前， 我個人傾向於假設中大學生的學習困難，肇因於程度不夠，而非情緒問題。 我另有三個原因，使我不再朝著 EQ 方向思索。
因此，從此後我就基於「程度不夠」這個假設，去想後面的問題。
- （一）雖然我前面自省的結果，認為尚未有明確證據顯示， 如今的學生程度低於往昔。但是，以錄取率、高中教學目標、聯考命題方針， 這些改變來做背景資料，我想如果要押寶下注，應該是押在程度滑落上面，勝算較高。
- （二）我認為 EQ 學說未必成熟，而大眾傳播已經將它的重要性大為宣揚， 宣傳到了有點過頭的地步。我會擔心，EQ 論點將帶給學生另一個遁辭； 它提供的藉口，或許比理由多【註４】。
- （三）即使我們的學生確實有 EQ 障礙，那麼，不管是集體治療還是個別輔導， 都不是我能幫上忙的。如果將要這麼做，那就需要另外一批的專業人士； 身為教員的我，橫豎是插不上手，那就不必費心了。
基於這個假設，我們在教學方法上，有三種做法。第一種做法是降低要求。 這恐怕是非到最後關頭，老師們不願輕易接受的做法。 江老師所提之「所有人都進了大學，沒有人接受大學教育」警句，確實讓人怵目驚心。 對於某些人或許需要降低要求，但如果全面降低，非但老師們不願意， 對於另一些學生，也不公平。
第二種做法是提高淘汰率，讓轉學生與插班生來換血。對於此，我歸納了三點意見。 第一，因為過於激進，恐怕窒礙難行。來自於社會或家長的壓力，不得不慎。 我有位表弟就讀敝校，成績頗有危險。 我曾經向他的媽媽（也就是我的阿姨）提過這類觀點。她大為光火。她說， 站在一個母親的立場，她絕不能同意我的看法。第二， 如果學生們真是因為程度不夠而跟不上，而我們若只是強加壓力， 那麼有些人成為「不教而殺」的犧牲品，有些人成為新一代的肥鴨， 兩者都是令老師們遺憾的。第三，有位老師曾說，根據他個人的經驗， 轉學生的程度未必見得比較好。我曾經認為轉學生的程度較好。 這或許是因為我在數學系見過三個優秀之轉學生的緣故。 現在反省起來，仍然有可能是落入了一個偏見的陷阱。 數學系每年收十個左右的轉學生，我只因為認識三個優秀的人，就做此結論， 未免太不嚴謹。就好像許多老師，包括我自己，認為推薦甄選的學生程度反而較差。 但是去年在一次導師會議上，看到某單位拿全校推甄生的成績做統計資料， 顯示他們並沒有比聯考生更差，只是也沒有更好罷了。 所以我現在對於插班生程度較好的看法，持保留態度。如果費了那麼大把勁， 只換了湯沒換到藥，那豈不可惜？
我對前兩種做法的反省，都導向到第三種做法：重編教材。我們的教材需要 re-engineering。這幾乎是眾所皆知的事。許多老師，默默地已經在各種方向上嘗試。 我自己也陸陸續續嘗試編過一些教材。但是，在這個暑假裡， 我發現了一些（對我自己而言）前所未有的立場來想這個問題， 因此得到了一些（仍是對我自己而言）新的概念。或許又將是野人獻曝也說不一定。 簡單地說，其中一個概念是，如曹植的一首詩所言，
天蓋高而無階，此恨兮其誰訴天那麼高，又沒有階梯，我這滿腔的不平，要怎樣找人傾訴？ 我們的某些學生，或許真有這種苦楚，只是沒法子像曹植那樣呼出來而已。 我們需要垂下梯子。註１
這次假期中，我第三度拜訪 Yosemite 國家公園，專程重臨 Tioga Pass 上的一個高山湖泊，浸足在 4 度Ｃ的湛藍湖水之中，俯瞰倒影中群山白雪。 並且一償夙願，走了十公里，登臨大約九百公尺高的 Yosemite 瀑布之巔， 夕照中臨風懷抱整個冰河峽谷與輝煌的半圓丘。花了一天在 Sequoia 國家公園， 散步於巨木林中。此地鋪了千年堆積而成的細粉針氈，厚實而柔軟； 這些參天巨木的年齡都在千歲以上，高過 60 公尺，粗過 6 公尺。 真是高樹仰止，見尾不見首。漫步其間，好似侏儒，更彷彿有吸聞不盡的古典智慧。 在 Sierra 山脈的主稜上，走了一小段 Pacific Crest Trail， 這條美國登山者的千里聖稜，縱貫美加，曾是我少年時代的志向。 而今雖然踏雪登臨，亦徒增遙望嘆息而已。到了 Lake Tahoe 但見純水萬頃、 清澈可見三十公尺深處之湖底岩層。水溫 16 度度Ｃ，涉足之後更兼浸泡全身， 頓時心如明鏡。當夜月圓而天清如洗，豈不是「雲在西湖月在天」之正解： 雲霧都去了西湖，而明月當掛此天。雖然都是冰山溶雪， 但 Sierra 境內的湖水因火成岩而精純清澈， 加拿大 Banff 國家公園的湖水卻因砂岩的石灰質而深沈碧綠。 然而輝映著環峙的黑岩如削、冰河如爪，自成一家風格。 待悄立於厚達百尺的冰河之上，腳下有萬年積雪不動而進， 眼前有千年堅冰隱隱作藍，更明白人世之悲喜苦樂，能撼自然者何？
註２
其次，可能是社會心理的影響。當年，在許多報紙副刊、 皇冠類雜誌或瓊瑤式小說裡面，都傳遞給社會大眾一個大學生的形象： 腋下夾著原文書的俊男美女。或許當年的大學生，自己也覺得讀英文書是件頗自豪的事， 尤其是在火車或公車上展英文書讀，更能吸收別人羨慕的眼光。 如今，本土意識與民粹人物的成功，或許蒸發了這種社會價值觀。 果真如此，也未嘗不是好事。現在的大學生已經不應再有更多自我膨脹的理由了。 而且，大學與大學生，不再特立於社會之外，而是與社會的需求與脈動更密切地結合， 應該是對整個社會都有利的現象。
最後，我就想要抱怨最近的英文教育方針了。近年的英語教育舉著「實用」的大旗， 倡導「說」與「聽」的教育重點。我個人非常反感， 甚至不願意自己的孩子接受這樣的英語教育。若說要實用，讀與寫才最實用。 試問對一個平常人，她上網讀英文網頁的機會多， 還是用 Real Video 聽英語廣播的機會多？ 她是在 chat room 裡面用英文與人筆談、在 UseNet News 中用英文發表議論的機會多， 還是用 I-phone 與人說英語的機會多？我想這個答案不必我來說。
如果以前的英文教育不成功，未必是教育方針出了錯。同樣是訓練 reading，有無聊的教法，也有趣味的教法。何以不在教材教法上改良， 竟然來個大逆轉，把重點從 reading 換到 speaking 去，我大惑不解。 我們又不是要把台灣國民全部訓練成美國第五十三州的居民， 也不是要替全民做好移民美加的預備作業，何必在英語的基本教育中強調 speaking 的重要性？注重學生的英語發音，那是有道理的，但是這與 speaking 的訓練並不相等。事實上，當我到了美國之後， 我非常慶幸當初沒有認真跟中學老師學發音。因為他們多半是錯的。 我懷疑，現在的英語教師， 在發音與會話上，比我當年的老師好到哪裡去？
我曾經見過一位從日本到矽谷某公司的技師，他被邀來做技術指導。 那位先生簡直等於不會說英語，但是矽谷的公司自備翻譯， 招集它的工程師來上課。我也見過一位中國來的數學家演講。這位大師的英語， 就連我這有中文背景的人都勉強聽懂。可是滿場的老美，聽不清楚還站起來聽。 所以，「毋恃齒舌伶俐，但恃言之有物」。
我認為，就是因為中小學英語教學的方針改變了， 導致近年學生的英文閱讀能力稍微降低。我更害怕的是， 以後還要更低。閱讀能力低，同時也導致理解力和想像力的膚淺。 其實，何不從閱讀中訓練口語呢？一種非常傳統的方法，就是朗誦。 只要發音和腔調都對，將來自然就會說話了。 如果一個人能夠朗誦海明威和馬克吐溫，我們還用擔心他不會說話嗎？ 要是還能適當地引用兩三句，或許就真的可以去酒吧勾引金髮美女 了。
註３
可能是近年的學生成長在富裕的環境中，對未來的人生也毫無壓力， 所以不在乎？還是現在有 Web 有 BBS 還有連線遊戲，實在有太多的外在吸引力， 使他不能專心學習。還是，他根本不想專心學習呢？或許在學生的意識中， 根本不認為我們教的東西是有用的！
是不是因為電子時代太快速的改變，造成長幼脫序，傳統經驗被急劇撕裂， 年輕人本能地不信任長者、連帶也不信任長者所要傳授的知識？試想， 以前我們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那是因為老人的生活經驗對年輕人有用。 想必在許多場合，老人也的確表現出他們值得尊敬或信賴的地方。 如今，家中的老人經常連錄影機都不會用，更別談分辨 VCD 和 DVD 了。 近年來數位器材急劇淘汰類比器材的同時，也淘汰了一批老人的豐富經驗， 至少表面上如此。而我們近年的學生，完全是在這種氛圍中長大的； 他們沒見過唱片，沒見過打字機，把沒有 PC 的時代當作史前時代。 這群孩子在家裡，或許是最能掌握新科技狀況的人，別說祖父母了， 就連爸媽可能都還要靠他們指導。被大眾媒體膨脹的年輕致富經驗， 先是 Gates, Jobs 和 Dell，現在還多了幾個台灣土產的少年英雄， 更加劇了背離傳統的印象。因此，若說學生因此而潛意識地不信任老師， 也不感覺學校裡傳授的知識有何重要，應是有跡可循的。
註４
EQ 理念的提出，的確是為人們增加了一個觀看事情的角度。但是這一個新的角度， 卻不必覆蓋舊的角度。近年 EQ 學之當道， 報章雜誌上充滿了各種讓人避也避不開的宣傳詞，很容易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 使人默默地就接受了這個想法。例如，我記得曾經在金石堂的一架子 EQ 暢銷書上， 有一個大廣告看板，寫著「為什麼高 IQ 的人會失敗？而 IQ 平平的人卻成功？」
像這樣的廣告詞，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幾乎是強迫性地灌輸在每個人的印象裡。 以至於，我們要特別地小心和意識性地努力，才能取得思考上的平衡。 我個人以為，EQ 所提供的藉口，可能超過了它所提供的理由 (more execuses than reasons)。它讓我想起， 大約六、七十年前林語堂對美國的某些人士關於罪犯的慈悲想法所提出的批評。 當時的言論極端保護罪犯，他們認為罪犯之所以犯罪，若不是應該怪罪於社會： 是社會使然、大家都有責任也都有罪該罰；否則就是因為個人心靈上的天性使然， 罪犯有其不得不犯罪的天生動機，並非「故意」或「自願」。 而林語堂有文章指出，這種意見將會為罪犯提供其行為合理化的藉口。 我相信這一段辯述的歷史，有非常完整的資料可查，只是我都不知道。
對於罪犯極端慈悲的概念，並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但也不算失敗。 最後得到一種平衡，它使得美國社會大量減少了冤獄、幾乎沒有刑求拷問、 而罪犯的處罰與教育方式都獲得改善、他們的重生機會也大為提高。
不只是關於罪犯的處理，先是極端嚴峻，再出現極端慈悲的概念， 最後達成某種平衡。在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這些人文學科中， 到處可以觀察到這種模式。一旦有個新的概念，支持的學者會將它發展到極端， 熱鬧滾滾。到達極致之後，就會有下一代的學者來做融合的理論， 然後看看是否會到達平衡；如果不能，就可能再產生一個新概念， 再領風騷一世代，將它推到極致。當然，對於這些人文學科， 我只有讀過「天下」叢書的水準，這種先極端、再平衡的模式， 也只是從閱讀這些書籍得到的心得。 雖然是個門外漢的心得，卻也很有信心，因為有一個中國的古老智慧可資引用：中庸。
古籍說，要先能「執其兩端」然後才能達到「中庸」。 這是個淺易的數學概念：要先知道一個線段的兩個端點，然後才能得知中點。 因此，中庸是目標，而極端是必經的手段。中國自秦漢以降， 就幾乎沒有產生極端的想法，卻一昧想要中庸，可見其必敗之遠因。 而在西歐，牛頓與萊布尼茲在數學上發明一種利用極端的計算與思考方法， 獲得令人震驚的成功。再加上社會的逐漸自由化，使得人們不但不害怕走極端， 反而習於朝著極端思考的模式。十八、十九世紀，在政治、社會、經濟理論方面， 好比春秋時代的百家爭鳴，各種極端理論令人迷亂。這種極端的思惟模式， 應用在人文領域，代價可能頗高，而且是幾乎整個社會要去共同負擔。 歐洲的兩次大戰，都可以被認為是這種極端思惟的代價之一。 某些十九世紀的思想，至今仍然影響我們的身家安全（例如馬克思理論）。
由於 EQ 理論年紀尚輕，追求者眾，我個人非常擔心 EQ 學正處於走極端的階段。 學者如此想、論文如此寫，都無妨。透過學者的辯論，比較容易獲致極端， 也比較能夠有效地達到最後的平衡點。但是，透過大眾傳播媒體的運作， 把這種還在研究階段的理論灌輸到消費大眾的心靈之中，後果就難以預料了。 更可怕的是，後果經常需要整個社會來承擔。 做理工學問的人，萬一錯了或是失敗了，頂多犧牲一小撮人的人生、 浪費一小筆社會資源。但是，一個錯誤的人文理論，或是一個失敗的社會實驗， 影響層面通常會嚴重許多。這是人文學者特有的力量，也是人文學者沈重的責任。
我以為，應該避免過分倚重於 EQ 觀點，而忽略了較為古老的 IQ 觀點。 我可以想像，一個人人高 EQ 的社會，會比較平穩和樂。但是我懷疑， 如今我們所見的文明，是這樣創造出來的嗎？古老的人已不可考， 但檢查近代引領文明之重大腳步的人，有多少是在人際關係與自我情緒管理上， 有過人之表現的呢？我們至少知道，牛頓、高斯、愛因斯坦， 這些家喻戶曉的數理人物，性格都頗為乖僻，尤以牛頓為甚。音樂家和藝術家， 也好不到哪裡去。牛頓、梵谷，和幾位較少為外人知的偉大數學家， 例如 Hardy 與 Godel，都是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 他們的一生為人類文明帶來重大的進步，但一生中， 都得靠著兄弟姊妹或老婆的全心照顧，才能得以存活。
但是不是所有天才都乖僻呢？那也不是。例如萊布尼茲的正職是個外交官， 費瑪在白天是個律師，晚上才做數學。我對他們的私生活所知不多， 但是根據職業來判斷，應該不會很古怪才對。十八世紀的大師 Euler 和近代大師 von Neumann，也都是人見人愛的天才，他們甚至喜歡熱鬧的 party 和飲酒作樂。 我相信這種相對的例子舉之不盡，只是限於個人範圍，現在只想到這些。
一個理想的社會，應該容許這許多的不同，包容各種天生的性格 （只要沒有達到犯罪的程度）。其實，這不正是過去兩千年來， 農耕社會證實了在文明發展上優於遊牧狩獵社會的基本理由嗎？ 在農耕社會中，才有多餘的社會資源來豢養一些吃了飯不幹活的閒人， 這些閒人當中，有一些得以發揮他們的特殊才能，帶領了文明進步。 反觀遊牧狩獵的社會，似乎根本不讓那些沒有獨立生活能力、或是不合群的人， 有任何成長的機會。
因此，一個合理的猜想，套個數學術語，是將 EQ 與 IQ 視為互相線性無關的兩個向量。 其實早就有這樣的學說出來，就是所謂的「多元智慧論」。 只是，至少在消費市場上，它沒有 EQ 論那麼紅。如果將 EQ 與 IQ 視為兩個極端看法， 那麼多元智慧論就似乎是個企圖取得平衡的中庸論。 這個理論將 IQ 與 EQ 包含在它所列出的六種或七種智慧的 dimension 裡面， 其中 EQ 被拆成對外與對內的兩種情緒智慧。在理想上，我個人同情這種理論。 但是實際上卻難以決定它是否完整，甚至懷疑它的正確性。例如， 我讀到它的一本早期論述，其中將「科學」和「數學」歸類在一起， 這是我立刻就要反對的分法。不過，後來又讀到一本較近的專書， 就發現他們想要把這兩種智慧分開來了。
多元智慧論應用在教育上的基本理論就是， 在本身智慧弱的方向上所作的努力都是事倍功半的， 應該要利用較強的智慧方向，來提高較弱方向上的學習能力。 他們並沒有實驗範例，也沒有效能方面的估計。我知道一些應用在幼兒教育的實驗， 卻不知道要如何應用在大學教育上。
因此，我只能說，多元智慧論看似合理，值得我繼續去注意它在教育實作方面的發展， 但是目前它似乎幫不上什麼大忙。不過，多元智慧論的存在， 至少提醒我們，避免過分倚重 EQ 或 IQ 之其中一種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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