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六月二十九日的 LA Times 上，我看到四則很吸引我的報導。 其中兩則可以引申到我們的討論上來【註５】。 第一則是 IBM 於當日將 ASCI White 交貨了。這部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級電腦， 需要 28 部貨櫃車拖到柏克萊附近的 Lawrence Livermore 實驗室。它的主要工作， 說穿了，就是核武模擬。這部電腦由 512 個 RS/6000 節點組成， 極速可達每秒 12.3 trillion 個計算步驟（給不熟此類語言的同仁： 一個 trillion 是一百萬個一百萬，也就是 1 後面跟十二個 0）。 IBM 在 1996 年完成的 ASCI Red 是第一部突破每秒 1 trillion 處理速度的超級電腦。 因此，我們可以說，IBM 花了四年的時間，將計算之極速提高十倍。 而這份成就的代價呢？一億一千萬美元。如果您覺得這是一筆大錢， 看看下面這則報導。
第二則吸引我的報導，是直接關於教育的。在 1996 年，加州人發現他們的孩子， 在【閱讀、拼字、算術】方面的能力，居然在全國幾乎殿後（我也覺得很訝異）， 幾乎是連夜通過了教育改革方案。富可敵國的加州人， 投下鉅額資金要立竿見影，如今公佈了第三個學年度的成就報告。 他們投資了多少錢呢？僅僅上個學年度就是五十二億美金。 他們得到了多少報酬呢？一到三個百分點。而他們還要繼續做下去。
現在我必須解釋，前面的數據是怎麼測量的。我並不清楚全面的情形， 可是根據報導，已經可以有個概念。以小學三年級為例， 有一種稱為 Stanford 9 的能力測驗，包括了前述三種能力的評量。 全美共有 39 個州，要他們的公立小學學童參加這個測驗。全部參與測驗的學童成績， 有個中位數；也就是說，全部受測者之中，有一半人數的成績低於此數， 另一半高於此數。如果將 39 個州分開來看，則每個州的受測者之中， 有不同百分比的人，成績超過了中位數。這個百分比越高， 似乎就表示這個州的學童之集體表現越高。就是在這個測量方法之下， 加州小三學童的集體表現，居於 39 州的最後一名。 而教改第三年交出來的成績單如何呢？在閱讀和拼字方面，提高了 1.4%；在算術方面， 提高了 3.4%。我不曉得，對於教育學者而言，這樣的百分比差異， 到底算不算顯著？在許多統計課題中，這種百分比的差異，根本被視為誤差。
那麼，加州的教改辦法是什麼呢？其實也沒什麼了不起，就是增加教師人力。 他們首先要降低班級人數，從每班 25 人左右，降到每班 20 人。 其次，要延長授課時數，增加課後輔導。而他們面臨的問題，我想大家都猜得到， 就是沒有人手。加州街頭的無業遊民雖多，移民遷入的高級腦力也不少， 但是要將這些人教育成教師，並不容易。所以，我們差不多可以說， 那五十二億美金，全部花費在關於教師的人力訓練方面。
看完這兩則新聞，過了十幾天都難以釋懷。逐漸地我才明白， 原來要在科技上有所成就，相對來說只要花費比較少的人力和金錢就可以辦到； IBM 以大約兩百人四年的時間，從 ASCI Red 到 ASCI White 進步了十倍。 反而是在人文或社會方面，要有所改變，需要的人力、時間和金錢才更為巨大。 加州的公立學校花了至少兩千人三年的時間，耗資 50 部 ASCI White 的資本， 只能進步 3 個百分點。
說到這裡，可以想像王燦槐老師和陳斐卿老師必定正在嘲笑我。 她們想必早就知道此事，而且仿彿她們以前也都企圖把這個概念傳遞給我， 但是我總是難逃比較技術與物質的思維導向，潛意識中似乎是認定了， 技術和機器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今反省，機器好買，會用機器的人反而難求。 其實我早該知道的，在中大這幾年，有許多次的經驗，都是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手， 使得添購的設備延遲半年以上，才能正常運作。還有， 根據一個可靠的消息告訴，前台北工專曾經花了將近千萬採購一台貴重儀器， 但是因為找不到會使用的人，直到五年後辦報廢的時候， 包覆在它外面的塑膠袋都還沒拆掉。很遺憾地說，大約九年前，敝中大數學系， 也有這麼一件類似的案件。大家就不要再提了。
然而，轉念一想，在中華民國，似乎像我這樣物質導向的思維乃是主流。 我們的主管機關，例如教育部或國科會，似乎不太在乎出錢給我們購買最新最炫的機器， 但是卻非常吝嗇於人力資源的培養與投資。在這種大環境之下， 我似乎為自己的物質導向迷思找到了推拖的藉口。
試想，以加州的科技實力，尤其是電腦與網路科技的成就，何以她的大手筆教改， 不是新潮的硬體投資，而是傳統的人力投資呢？何以不是更多的網路教室， 更高比例的遠距教學，而是更多的合格教師，更高比例的面對面呢？ 我相信，在許多問題上，美國人比我們先發生，於是也比較先嘗試各種解決方法。 因此，這件加州小學生的教改案件，值得我們注意其思路歷程，以及決策過程。
或許有些人會說，那是小學教改，因此重人力而輕科技。我也曾經這樣想。 可惜我周圍沒有人可以請教這個問題。後來， 在七月二十日我看到 San Jose Mercury News 的一則報導，正好回答了這個問題。 除了小學有全面的教改之外，也有許多中學進行各種計畫。 有些中學要將一堂課的時間從 50 分鐘延長為 100 分鐘， 教師們正忙於重新設計他們的教材教法，希望延長的時間， 可以更深入或更確實地傳遞知識。台灣的課堂雖然是 50 分鐘， 但經常兩堂課排給同一個科目，所以實際上也有 100 分鐘。 只是，我似乎從來沒有在心態上，將這 100 分鐘視為一個單元來授課， 我將它們視為兩個單元。不知道其他老師如何？另外一個有趣的改革是， 將課程切割成更小的進度，例如每四週一段。凡是沒有通過進度測驗的學生， 都需要立刻接受補救教學，直到通過了，才能進入下一段進度。 據報導，全加州有 430 所中學參與這種教改計畫，而 San Jose 附近的一所高中， 因此獲得每年三十五萬美金的額外預算，至少連續三年。 報紙還說，他們是玩真的，如果三年後這些高中的學生表現沒有達到預期的進步， 地方上的 school board 將有權撤換學校的任何教職員，包括校長在內。
因此，看起來，加州在針對高中教育 (9-12) 的改良上， 也是投資給人的比投資給機器的多。事實上，除了加州的教改消息之外， 這個暑假還看到了許多外州的做法，可能是記者搜集了來， 給當地人做個他山之石的參考吧。 我從來沒有在這些報導中看到他們提及遠距教學。一件有趣的事是， 在 Arizona，公立學校從下學期開始將要不以年資計酬了。 他們設計一把評量的尺，教師們將根據他們的表現來評定薪資。 但是那則報導並沒有說明評量的內容與方法。
於是，我必須自問，以我這樣一個熱衷於遠距教學的人來反省， 遠距教學究竟有些什麼問題（除了技術上的困難以外）？我想到三點。 不過，我要先聲明，雖然反省了這些非技術的缺點出來，並不表示我將棄之如敝屣了。 事實上我還是要支持遠距教學，因為我仍然認為它是一條可以解決問題的道路。 而且科技如此發展，遠距教學的成長似乎是很自然的推論。 我只是需要針對這些反省，去修改我對遠距教學的看法和做法。 以下先報告反省的內容，第四節再提出修改的看法，向大家請教。
３─１
遠距教學的第一個問題是，師生與同學之間，失去了心情的聯繫。 這是個很微妙的化學或靈學反應，我也不懂是怎麼一回事。但是， 一個人身處在不同環境、做同樣的事，卻會有不同的效率、興趣， 也可能表現出不同的個性。我可以想像，當不同的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會自然凝聚出一個集體個性。所以，一個班級不是五十個個體，而是一個集體。 這或許也是教育學程的老師知之甚詳的簡單事實。 一般的大學教授或許沒有機會來感受這個現象。 這種現象，最容易在同一個時期對兩個班級教同樣課程的時候感受出來。 可是，自從我來到中大，從來沒有這種經驗，因此忘記了這種以前曾經有的感受。
我個人早期就有機會觀察不同班級所表現的集體性格， 以及此性格對於學生的集體學習效果造成的影響。 當我在 Penn State 做研究生的時候，同時也擔任 TA (Teaching Assistant)。 可能是因為我表現良好吧，在五年的 TA 生涯中，有三年的時間， 系上交給我自主帶班的工作。也就是說，我領的是 TA 的薪水， 做的是 Instructor 的工作；美其名是榮譽與訓練，其實真是剝削。 而且，為了讓一個學期有較多自己的時間， 我可以選擇將一年的 teaching load 集中在上學期，因此下學期就空了。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學期教三個班的離散數學，一個學期教兩個班的向量分析， 以及一個學期教兩個班的微分方程。這些課的學生都是工學院的大學生， 並非數學系學生。換句話說，這些課都像微積分一樣， 是數學系提供給全校的服務課程。而且，這些課都是連著上。 例如每星期的一三五早上八點到十二點，我會幾乎連續地對三個班講三遍離散數學， 而授課的內容完全一樣。
當年的經驗，至今記憶猶新。當我從一間教室換到另一間教室， 因為感受到的氣氛不同，我也稍微變得不同。在某些班級，我顯得冷漠， 只想把該講的講出來，交差了事。在某些班級，我覺得快樂， 好像和朋友們聚會似的，講得興味盎然，還會穿插笑話與史料。當我發音錯誤的時候， 某些班級會報以嘲諷的微笑，卻沒有人糾正我； 但是某些班級的同學會七嘴八舌地告訴我該要怎樣唸才對。 當然，這些班級的學期成績，平均而言也就會有影響（評分的方式絕對公平）。 大家都可以猜到，哪個班的平均成績較為優異。
但是，不論 Penn State 學生的班級個性如何， 他們的出席率總是遠高於中大學生的出席率。 事實上，我在 Penn State 的教書經驗中， 幾乎沒有遇到過經常缺席的學生，他們也都非常準時地進教室，相對地， 他們也會要求我非常準時地下課。
而中大學生的缺席率，不論我在哪個系教書，都是非常地高。 即使是像微積分這樣的大班必修課，如果我沒有利用其他技巧來威逼利誘， 那麼出席的人數總是可以降到 5 人左右。歷來如此，履試不爽。 奇特的是，根據我的私下瞭解，並不是我的個人魅力衰退， 也不是學生認為上我的課沒用；相反地，大部分被我問及的學生， 承認上我的課獲益良多，而且可以減少他們自修的時間。甚至有高年級的重修生說， 我是他在中大遇到過最能聽懂的老師。但是，僅管有這些正面的誘因， 還是沒辦法。有許多時候，為了許多說不上來的原因，學生就是「沒辦法來上課」。
有一位同事告訴我，他認為這是學費造成的現象。學生不來上課， 因為我們太便宜了，所以和許多其他事物比起來，我們「不值得」。 這或許有點道理。有幾次我協助評審學生社團的經費預算， 發現學生願意出一次一萬元的代價，邀請知名人物來演講一些人生的大道理。 這些人的書我瀏覽過。我相信，他們能說出來的話，中大同仁中有許多人說得更好、 更有深度。但是，可能就因為我們說的話是免費的，所以「不值得」。
我不知道有幾位老師有教暑修的經驗。我發現，暑修學生的出席率非常高。 這是否又是一個佐證呢？因為暑修比較貴，而且可能是他們自己出錢的， 所以就願意出席呢？
雖然，高學費政策不是我們能夠討論的話題，似乎是不談也罷。但是， 在某種範圍或技巧下，要求不珍惜教育資源的學生「使用者付費」， 似乎是有途可循的。但是，這個話題暫且打住。
回來臺灣以後，不再有同時教不同班同樣科目的經驗，逐漸就淡忘了這個觀點。 直到去年，我到台大數學系兼任，把中大數學系的計算機概論課程內容搬過去重演 （該系原本沒有這門課，想要借重中大經驗）。 這才又重溫了置身於不同集體個性中的感受。理論上我應該在兩邊講完全同樣的教材。 但是，實際上絕非如此。開學不久，我就發現我總是在台大講得多、教得快樂， 而在中大講得少、心情也不怎麼愉快。在台大數學上課的時候， 前三排座位總是坐滿的，一雙雙晶亮的眼睛， 還有對於我突然脫口而出的笑話【註６】， 敏捷的反應，都使我講得非常順利，甚至在授課過程中發現新的說法， 或想到新的範例。回到中大數學呢，同學們出席率已經比較低了， 而且又集中在教室的最後三排，偶爾有幾雙求知慾高的眼睛， 卻也被全班昏沉欲睡的氣氛淹沒了。偶爾我拋出一個笑話，他們不是反應遲鈍， 就是竟然把它抄到筆記上面去。在一個班級中， 我可以感受那個集體在說 more more more，於是講得更多。換另一個班級， 我可以感受那個集體在說 enough enough enough，於是就講不下去了。
這一些人與人之間的精神感應，在數位電訊傳遞當中， 似乎還沒有辦法有效地模擬或重建。然而，這種精神感應，在教學過程中， 似乎是重要的。或許對於單純傳遞事實的課程，教師與學生的精神溝通並不十分重要。 但是，對於形成概念、啟發思考、促進瞭解、或是在事實之上還要探討意義的教學過程， 我覺得這樣的精神感應是重要的。
３─２
第二個問題是，發展網路或電子教材的作者，總是期望搬上電腦螢幕的教材， 能夠比較有趣、因此比較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而我個人也曾如此相信， 而且花費了很多私人的力氣，去設計比較「有趣」的電子教材。 但是，在看到市面上一份只要 20 美元的電腦遊戲之後，就氣餒了。 我發現自己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創造出，能夠和電玩媲美的電子教材。 不論我怎麼想像，要製作一套能夠比電玩的場面更吸引年輕人的數學教材， 無異是癡人說夢。不要說內容與目的之不同了，就只說設計和製作吧。 舉個例子來說，臺灣的 Acer 最近為了要強勢進入電玩市場， 推出了第一套大手筆的國產電玩：斥資三千萬臺幣。什麼時候， 有商人願意投資三千萬來製作一份教材？如果他們不願意，什麼時候， 政府會願意投資三千萬給我們做呢？ 今夏在美國最熱的 Diablo II，市價高達 60 美元， 其投資可能還不止三千萬美金。
因此，我個人較為悲觀地認為，單純要從「有趣」著手以便吸引學生的注意力， 恐怕是走不通的一條路。勢必還是要從教育的價值觀、教材的意義與內容、 給學習者適當的成就感和可觸及的攀登路徑，這些方向來努力， 以期拉回一些青年的學習慾望。
３─３
第三個問題是，遠距教學是個 one-man show，或者是少數人的遊戲。 這些少數人被同事看成異類，也就罷了，大學裡或許還有容許異類的雅量。 比較麻煩的事，這少數人可能給同事一種要發動革命的感覺，使得他們戒慎， 甚至恐懼。一個戒慎恐懼的人，是不能成為支持者或同路人的。 在一個環境裡面，如果某種新作為使得大部分人戒慎恐懼，想必是很難施展的。
在學校裡面、教育部、甚至報紙輿論，都倡言教師的再教育；其基本隱喻， 也就是指電腦與網路等新型教學媒體的掌握。但是，大家心知肚明， 在大學裡面，如果要靠著再教育來推行這類型的學習科技，可能要等二十年後。 所以，在中大才會產生「筆記上網競賽」這樣的點子。不過， 即使是製作完整而精美的得獎作品，又何曾看到被擴大使用呢？ 即使是在研究工作或日常通訊中，經常使用網路媒體的教師， 也未必見得接受此種媒體為教學的工具，或者未必適合在他自己的課堂中應用此種媒體。
雖然說，對此改革而言，時間似乎是站在改革者這邊的。 但是，我們願意等二十年嗎？我們認為能夠等二十年嗎？如果不願意， 那麼推動新型學習科技的人，必需先要讓學校裡大部分老師各得其所， 各做各人愛做而且做得完美的事。先要讓大部分人知道，即使他們不接受新媒體、 新科技，也毫髮無傷：不論在物資上、地位上、甚至面子上與自尊上， 都沒有任何改變。必須要先做到這一層，我們才能看到這一波的行動， 正在校園內全面地展開。
註５
如果您好奇，另外兩件是什麼？我告訴您。 一件是美國最高法院裁決 Nebraska 禁止 partial-birth 墮胎手術的法律是違憲的。 在美國還有其他三十個州有類似禁令，因此也一併違憲。所謂 partial-birth 是應用在懷孕後期的一種墮胎手術，基本上就是將胎兒在子宮中肢解， 再分塊吸出。如果我們想像那是五馬分屍的酷刑， 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有些州要立法禁止這種手術。 但是五比四的美國大法官認為，還是應當將此決定權交由孕母自己來決定。 當天報紙還列出自從 1973 年以來，美國針對墮胎法案所做出的十二項重大判決。
第二件也是大法官的判決：他們判定童子軍組織有權拒絕同性戀者。 順便，他們提出了一個基本原則：公家機關不得製造任何不平等的篩選條件， 因此軍方不得拒絕同性戀者從軍； 但是民間組織可以在法律範圍內揭蠹其自己的共同行為準則。
我個人認為，這兩項大法官的決議，都是非常合理的判斷（投票結果都是五比四）。
註６
我從來不準備笑話。我在課堂上說的笑話，都是和授課內容或現場狀況有 關，臨場創造出來的。所以，通常只有在班級氣氛好的時候，我才會說出 笑話來。也許以後我應該要準備、或是創造一些故意說笑話的機會，應用 在那些氣氛不好的班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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