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梅生訪談錄

單維彰的私人書摘

陳梅生訪談錄 陳梅生口述，董群廉、陳進金訪談撰稿。新北市：國史館，2000，ISBN 957-02-7404-2。

先生浙江諸暨人，民國 12 年生，37 年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系， 當年 1 月曾到臺灣畢業旅行。大學畢業之後，先在廣東教過一年書， 38 年 7 月來臺灣找工作，按他大學畢業的學歷應該教中學，但是找不到位置， 只找到北師附小的職位。 民國 39 年 6 月 4 日婚， 證婚人是中山大學校長，陳可忠先生，任國立編譯館長十七年之久， 也是師範學院理化系主任。 民國 42 年，先生任龍安國小校長， 經視聽教育館研究員而在 49 年 8 月獲得出國進修機會， 拿到田納西大學碩士。 碩士歸國後擔任省教育廳四科科長（負責國小業務）。

民國 57 年有機會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專家」，赴菲律賓擔任師資訓練中心一年半， 賺進一桶金，回來臺北買了房地產。 民國 59 年出掌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主任（板橋）， 舉辦第一次「小學教師赴美、日科學教育考察團」，對後來的「板橋模式」影響甚鉅。 62 年爭取到第二次赴美進修的機會，年已 50 歲，跟女兒同學， 63 年獲田納西大學博士學位。 64 年繼續回到研習會擔任主管，到 66 年 7 月受當時擔任教育部次長的朱匯森先生推薦， 在李元簇部長任下擔任高教司長至 68 年 6 月。 先生在政府的服務，最高官拜教育部常務次長，任期民國 71 年 8 月至 76 年 6 月。 從次長退休後擔任中國醫藥學院院長至民國 85 年。

從資料看，陳先生 25 歲才大學畢業，似乎有點兒年長。 可是要知道那時候戰火連天，要能求學不輟，除了天資和努力以外，還得有冒著生命危險的勇氣，這是我輩難以體會而必須透過史料予以想像和理解的。 先生的回憶錄可能因為在臺灣有太多應記之事，對其身世與求學，沒有投入大幅篇幅。 與他同時代的人士，另有幾位發心在晚年寫下回憶錄，為當年的流亡學生生活，留下文字記憶。 例如盧毅君老師的 浪跡江湖一甲子 便是一例。

抗戰勝利之後，教育部於民國 35、36 年間進行課程標準修訂， 37 年頒佈新的「國民學校課程標準」。 標準中有一項特殊改變，即是算術一科在低年級（一、二）不列教學時間，稱之為「算術隨機教學」，簡稱「隨機教算」。從三年級才開始定時教學。 大陸兵荒馬亂，未曾實施。 民國 38 學年度開始，在臺灣正式實施。但是政府命令雖然頒佈， 但真正執行的地方政府及學校老師，根本不知道有隨機教算這回事， 更不知道要如何實施？ 各校仍購置坊間舊本教科書練習簿，「你實施你的隨機教算，我教我的老算術。」 這個樣子的課程標準，是我國常有的事。 民國 37 年的「隨機教算」，57 年的「新數學」，及 80 年代實施的「建構主義」教學， 都是如此。   (pp.61-4 節錄)

類似上面的話，在民國 57、58 年的「新數學」又來一次； 當時小學老師說：「他編他的新數學，我教我的老算術」。

改造課程在上游是教授的工作，執行教學在下游是老師的工作； 教授於理論，一昧求新，最好只有他一個人知道，可以樹立他個人的知識權威性。 但是課程的實施是文化傳遞的工作， 要將上一代的知識精華傳遞給下一代國民，傳遞的人是老師，如老師自己都不會，怎麼叫他去傳遞呢？

... 錯誤的事情一再重演，其實只能抱怨負責推動行政工作的教育部。 課程標準的修訂完全委託臨時組成的修訂委員會，在行政機關編制沒有一個管理的單位， 如同日本的課程科，韓國的課程局，新加坡的課程署等； 教授們可以牽著行政當局的鼻子走，以上三次課程修訂的缺失即可證實此事。   (pp.295-6)

就目前的教育主管單位組織任務來看，國家教育研究院將會是一個常設的課程管理機構。

先生將隨機教算的脈絡歸因於「大膽假設」的「進步主義教育協會」（杜威、胡適之師）。 但後來美國的數學教育學者認為算術教學重在「意義化」，應使兒童了解其意義， 教學時間仍應該在一年級甚至幼稚園即開始培養基礎數學概念， 稱之為有意義化教學（meaningful learning）。 到西元 1945 年，NCTM 正式宣佈停止實施隨機教算，人家已停止，我們才開始。 以下是相關文獻。

先生雖然因為「隨機教算」而在教育圈嶄露頭角，可是他其實相當反對此政策。 到了民國 51 年，當他有機會擔任國小算術課程標準的召集人時，便親手結束了它。

民國 39 年，沈亦珍先生任普通教育司長（沈先生的任期在民國 39 年 4 月至 43 年 5 月， 該司在民國 45 年 11 月改為中等教育司，恢復曾在民國 38 年取消的國民教育司， 恢復後的首任國教司長是葉楚生女士。有些資料寫沈亦珍擔任中教司長，那個說法不精確）。 沈先生在討論小學課本是否應該全部注音的一次會議裡， 說：「教育上教學如發生問題，有不同意見，解決之道，最好採用教育實驗研究，來尋求解答。」他果真於 39 學年指定北師附小、女師附小、國語實小進行實驗。   (p.66) 一年後發現，一年級學生的課文文字全部注音之實驗組，與控制組比較， 識字能力高出 15%，默讀成績高出 28%。以此為基礎，44 學年度起， 小學前八週的課本僅有注音，這八週就足夠將學童從母語適應國語教學。 而後低年級的文字全部注音，中年級生字注音，高年級不注音。

民國 39 年 2--3 月間，韓戰前，考試院舉辦臺灣的第一屆高考（普考、特考）一併， 先生通過教育行政科。

民國 40 年，以北師附小教師且身兼「隨機教算」專家的身分， 被國編館邀請編寫中年級（定時教算）的四冊算術課本。 每冊稿酬 2,500 元新台幣，是他薪水的十多倍。【丹記：我猜陳先生以一冊的稿酬對應其六個月的小學教員薪水；家父當年 22 歲， 據聞，十年之後本人出生時，家父的尉級軍官薪水也才新台幣 260 元。】 先生時年僅 28 歲。 他向北師附小請求留職停薪，去全職做這件事。 他私下邀請羅慧明繪圖，羅先生後來成為師大科技製圖係的教授。 他們主張版面要放大，使得算術第一冊成為唯一的 24 開本（其他均 32 開）。

先生對算術課本並無經驗，當時顯示的是他的「素養」和「想像」。 例如四則運算的加減問題，跟以前一樣先教不進位，再教進退位，可是份量卻相同。 他直覺後者較難，故多分幾課，延長時間。 又創立「診斷測驗」習題，如果出錯則要補救教學。 將較難的題目，轉換成四、五倍之數的基本題目。 按照以上原則編寫的單元，在第一冊（三上）有十餘處之多。 這樣編輯的課本，雖然品質極佳，但是時間延誤甚多，國編館就不再聘他了。 當初談好四冊的課本，僅編了第一冊就換人了。   (p.72--74)

民國 42 年，先生到龍安國小擔任校長。那時候，全省「惡性補習」的問題已逐漸形成。 日治時期，國小有三種課表。日本人用一號，臺灣漢人用二號，原住民用三號。 但升初中的考試一律以一號課表為準。故臺灣社會已經有補習現象。 而且在日本治下的臺灣百姓，已經知道上學的好處，因為殖民者的不公平措施而特別敏感於學校的差異。這種心理延續到國民政府， 認為全省七所「師範附小」品質較好，大家搶著要進，導致附小舉辦入學考試， 也不容易進。其他國小就發展出一套「補習」方法，提高升（初中）學率，頗有「成效」， 升學率超過了不肯舉辦補習的附小。

民國 42 年春，教育廳突然來了一道公文， 容許補習「化暗為明」想要藉此管理：規定補習僅為放學後的一節課，每生可收 10 元。 因為可以增加教員的薪水，附小也都跟著做了，家長和教師皆大歡喜（至少都會區如此）。 當時教育廳官員正面看待「補習」，認為它有「補足」、「複習」、「補救」三大功能。 但是實際上「補習」全是「考試訓練」，有一套大家相同的秘訣，就是做大量的模擬考題。 這是「訓練」而不是「教育」，而且「教材試題化，教法考試化」， 這就形成「惡補」了：超長的補習時間，深夜不休，超收補習費用，以致家長出手高低來競賽贏取老師歡心，更是惡形惡狀。例如 45 學年度，先生離開龍安國小前，校定每月 30 元的補習費，家長都認為不貴，一天才一塊錢。   (pp. 107--111)

蔣介石有一篇〈革新教育注意事項〉（發佈於民國 57 年 2 月 10 日）寫到一些細節：

... 填鴨式家庭作業，規定作算術四、五十題，抄國語生字及造句十多課，作模擬考卷一、二大張，此種「家庭作業」根據之「課外指導」，比正式課本，皆煩瑣至六、七十倍以上；其目的不在提高學生程度，而在推銷課外讀物，助長惡性補習。   (p.110)
可見「惡性補習」這個名詞，已經傳到政府最高層了。

惡補如野火燎原，隨著教育部的關心，教育廳在民國 43 年 8 月、44 年、45 年投下三顆「滅火彈」企圖挽救，但是有教育廳的官員戲稱其效果是「三加二減五」， 惡補之火完全無法遏制。 相關文獻有以下幾種：

民國 44 年光復節，臺灣省教育廳出版《十年來的臺灣教育》。 光復初期的合格國小教師嚴重不足，民國 34 年的 14,914 名教師當中， 有 10,931 名「代用教師」。經日夜進行的密集培訓（與考核）之後， 代用教師的比例，從民國 34 年的 72.3% 降至 43 年的 2.6%， 同時總人數增加到 27,944 人。 當時就連能講國語的教師都是不足的，緊急措施之一瞥如下：

國語推行委員會從民國 35 年 5 月起，在臺灣廣播電臺開始「讀音示範廣播」，每日由常務委員齊鐵恨先生，把國民學校課本逐課範讀，並加簡單解說，收聽的老師們隨手把課文每個字的讀音用注音符號標示，第二天到學校去教學。   (p.54)
後來，總算穩住了小學的國語教育，學校裡的溝通語言變成了「小學生講國語， 中學生講台語，大學生講日語」。 當時中學生的日語也是普遍不行的；這一點，傅禺老師的 建中養我三十年 有生動的描述。

學童的就學率，從民國 34 年的 80% 提升到 91%。 其實日治時代的國民教育普及程度，臺灣已經是僅次於日本的亞洲第二了。 日本時代的三所師範學校（台北、台中、台南）相當於高中畢業， 民國 34 年國民政府一接收，立刻增設台北女師， 後來再增新竹、屏東、花蓮、台東、高雄女師，及嘉義師範。 後來，民國 49 年逐漸改制為專科學校，延長兩年的師專教育； 民國 75 年又改制師範學院，招收高中畢業生，達到大學程度。 但是，後來的改制可能主要反應了學歷的「通貨膨脹」而並沒有反應在實際價值上。

對我個人而言，這本回憶錄最精彩的就是第玖章「臺灣省國校教師研習會」。 原來那是民國 45 年 5 月當時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創立的。 他的思想基於革命實踐研究院的經驗，當時教師因惡補盛行而為社會大眾所詬病， 張部長仿革命實踐研究院的方式，調訓國校教師以達成「良師興國」的理念。 張部長指示普通教育司先辦專家座談，後者請 水心教授 擬定邀請名單，如下：

座談決定訓練時間一週不夠，以三至四週為宜；內容應以教學方法為中心；教師自身的生活教育很重要。 後來高梓被任命為籌備處主任，她請葉楚生擔任副座，以上述決議為原則開始推行； 在她任內，主持教師進修 123 期、校長儲訓班 9 期，培訓師資 2 萬餘人。

「研習會」之名，由劉家煜先生（高主任的秘書）從 Workshop 翻譯而來， 英文則是卡麗薇顧問的建議。 從「講習」轉換到「研習」的精神是：不能光說不練，要從做中學。 研習會後來轉變為今天的國教院，「地位」雖然提升了， 可是，如前述，國教院將會主管課程綱要的規劃，卻不再負責教師培訓的工作了。 政府的邏輯是：國民教育的管轄單位在地方政府，所以教師培訓是各地的工作。

關於「社會中心教育」，其宗旨是求教育適合時地的需要，使學校與社會成為一體。 提倡學校的社會服務，學校開放成為社區的中心等。 這是美援的重點項目之一。 卡麗薇博士在臺時間較長，許多師範校長經她引薦出國進修， 包括臺南師範校長，後來做到教育部長的朱匯森。 民國 42--44 年起推行， 早期的重點示範學校，有台南縣白河國小（教學改進），嘉義東石中學（鄉村服務）， 新竹師範附小（教學環境），台北成功中學（課程改進）。 因為參與計畫就有「美援」，教師、校長有出國機會，所以頗受歡迎。 多年之後，上述「社會責任」的概念，一直存在著。

關於高梓，其夫婿郝更生也是教育界名人。他們兩人都是體育教育的前輩， 郝更生 (1899--1976) 曾任中華民國體育協進會理事長。 她的姪兒高煜先生有一段文字：

民國三十八年，共產黨佔領南京的前夕，姑媽離開任教的中央大學到台灣來，當時臺灣教育廳長陳雪屏先生覺得姑媽是有名留學國外的教育界人士， 閒在家中甚是可惜，所以提供了好幾個學校給姑媽自由挑選，記得有新竹女中、台中女中，然而姑媽覺得教育要從根本做起，所以選擇了竹師附小， 用一、二年的時間姑媽把竹師附小提升為新竹最有名的學校，辦理了許多活動，獲得第三國教育界的重視，南亞許多國家差派他們的教育界人士來台參觀考察， 這種安排使得姑媽在竹師附小的工作上增加了很多的負擔，還得經常接待外賓，但忙碌中的姑媽是喜悅的。民國五十一年起姑媽主持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委託 「國教研習會」辦理第三國家師資訓練工作，菲、越、泰、寮等國家教育官員及教師參加研習者達一百三十七人。教師研習會在姑媽的領導下享譽國際， 當時英、美、加、菲、泰、日、韓以及港澳地區教育行政首長及學人均慕名前來專訪，也曾於民國五十六年受美國詹森總統對其辦學成績的賞識與邀請， 到美國出席挽救世界教育危機會議，姑媽發表的教育理念獲得相當重視和禮遇。

民國 41 年，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視聽教育」（Audio-Visual Education）顧問，獲准後派來了美國的歐輔仁博士 （Edmend F. Overend），啟動我國的視聽教育。 當時政府想要的是社會教育的電視教育計畫，承辦單位是社會教育司。 可是歐氏的專長是學校教育，不甚符合我國需要。 迄今，日、韓、甚至大陸都在教育部正式編制下，設有主管視聽教育獨立機構，唯獨我國尚缺乏在行政上之專管單位。（p.123） 不論如何，這是我國的視聽教育之始，民國 44 年政府在台師大附設了「視聽教育資料館」，似乎把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的任務弄得更模糊了。 沈亦珍先生擔任館長，在那時候認識就讀師大的張霄亭先生， 後者新成立「廣播社」學生社團而擔任社長。 次年成立國立教育資料館，沈亦珍身兼兩個館長， 視聽教育資料館就擔任了前者的視聽教育組工作。

陳先生一心想要出國讀書，在民國 45 年辭去龍安國小校長。 留學不成，做了一小段時間的無業遊民，11 月進入視聽教育館擔任小學課程研究員。

先生利用視聽教育館的資源， 似乎有點名實不符地做了九個（小學）科目的 「現行課程標準實施概況之調查研究」（p.147）。 民國 46 年 1 月底，由教育資料館之名召集第一次籌備會議。 先生自己負責算術科的研究項目，其中包括 「我國社會生活日常所用到的算術計算方法調查」，委託苗栗建功國小， 請高年級學生回家幫忙調查； 「兒童生活中所需要的數量問題調查研究」，委託桃園東門國小； 「日本算術課程的比較研究」，委託國編館算術科郭雲欽先生，等等。 全部報告於 48 年 12 月由視聽教育館出版，當時先生已經（如願）出國進修碩士學位。

難能可貴的是，我們在民國 48 年就做過一次「社會生活日常所用到的算術」了。

將家庭職業分為服務業、交通業、商業、水電衛生業、建築業、礦業、農業等八類， 其中以農業人口最多；但分類統計，都以「整數」影用最多（極大多數）， 複數次之（已很少）【丹：應該是指複名數】。 所用到的計算方法，以加法最多，乘法次之，減法又次之，除法最少， 這與美國調查結果完全一致。至於數目大小，以個位數最多，兩位數次之，兩者合併佔 90.63%，這亦與美國調查一致。【丹：過大或過小的數，人們會轉換單位，這是科學記號「數量級」的精神】 因之我們教科書的選材，如以「社會應用說」這一主張的學者見解來看，似可大大簡化。 教科書裡的整數應用問題，分數應用問題，百分數應用問題等，在平常生活中可以說極少機會發生。【丹：我一貫說，如果只為生活應用，數學學到五年級就可以了。證諸於新加坡和德國的分流設計，可見此言不虛。】 關於教材的安排，在哪一年級出現最符合兒童學習能力， 「10」以內的加減，在一年級；「100」以內不進退位加減在二年級；進退位加減應安排在三年級，初步乘除法三年級，複名數在四年級。   (p.150ff)

多年之後，先生又在民國 78--82 年間擔任國小、國中、高中三階段課程標準修訂之總召集人， 延續民國 48 年的經驗，要求各科先做現行綱要實施狀況調查， 還要搭配跨國課程比較，然後才修訂自己的課綱。 可是，那一次修訂的效果好像沒有很理想。是因為時間太倉促了嗎？ 缺乏實驗機會嗎？

同樣在視聽教育館期間，先生和同仁建議將「教案」改為「活動設計」。 教案及教學計畫（Lesson Plan），小至一課，大至一單元（Unit Plan）。 當時頗流行「啟發式教學」，

實際上答案多是固定知識性的答案，如兒童未答出老師所擬的固定答案，則說不是，一直猜到固定答案為止。 故這種教案雖然稱啟發式，有人取笑它說是欺騙式； 說是討論教學，也有人說它是猜謎教學。   (p.165)

民國 48 年 8 月 11 日，「八七水災」之後幾天，飛美國進修一年，獲碩士學位。 先生說這機會是葉楚生司長給他的。 同期有此機緣者十一人，只有兩人（另一位師大家政系涂夢霞）志在學位， 其他人說「讀啥子學位囉，出來好好享受一年。」 後來不但一年獲得碩士學位，回國時，葉楚生還給他機會繞道歐洲，增廣見聞； 楊傳廣在羅馬世運會獲得十項全能銀牌時，他也在場。

回國之後的民國 49 年 12 月 25 日耶誕節當天，省教育廳長劉真先生登門拜訪， 請他擔任四科科長。 前一任科長是朱匯森先生，而後一任似乎是崔劍奇先生。 至此，陳先生命中的三位重要貴人都出現了：沈亦珍先生，葉楚生女士，朱匯森先生。

先生在四科科長的位置，做到有機會赴菲律賓賺美元的時候結束。 而後接續的主管是崔劍奇先生。 崔先生後來在民國 61 年擔任台中市教育局長。 崔先生好像經常接在陳先生之後，例如民國 66 年陳先生離開教師研習會主任之後， 也是由崔先生接任。在他任內的民國 68--71 年間， 研習會三度邀請休士頓大學畢夏普教授（John Bishop） 指導社會科「探究教學」。 民國 71 年聘任了柯華葳教授。

在教育廳四科期間，先生與劉廳長花了相當時間和精神著力於消滅「惡補」。 這個議題，幾乎成了民國 45--57 年之間的教育問題主角， 先生的回憶錄花了很長的篇幅討論這件事（pp.196--217）。 他們把「惡補」視為「教育問題」，試圖 「以教育方法解決教育問題」（p.214），包括對教師的專業培育和良心喊話、 廢止社會科的考試、加考體育、教學與評量方法的創新研習等等。 先生認為這才是「教改」的內涵：先確定有什麼教育問題的現象，再設法用教育方法去解決它。他說「現在教改之聲響徹雲霄，但不知改什麼？」（p.214）。 該不會又像他前面抱怨過的，是因為教授想要追求他「個人」的成就而領導「教改」吧？

雖然先生在教育廳與「惡補」對戰的結局，事實上是戰敗的， 但為了它而做的〈改進初級中學入學考試研究報告〉卻不該輕易地拋到腦後（附錄貳）。 這份報告至少有兩點建議，直到今天還是數學教育想要而不可得的：

  1. 算術科所測驗之題目性質及計算方法應盡量包括小學教科書中各項教材 ... 。 題目應稍多，不使每一題目所占分數過大。   (p.513)
  2. 考試時間，可依題目性質劃分，將每節時間縮短，將所考題目類別增加， 如前述國語可分三節矩形，算術亦可分一般計算能力與數感常識、及應用題二節考試。
以上論述都針對小學算術，讀者自當能將其改為針對國中、高中教材的論述。 目前的考試分節，至少可以安排一節不許使用計算機、一節可以使用計算機。

但是，教育問題經常是社會問題，也會變成政治問題。 因為作為公共財的教育，很容易變成政治必爭之地，一不小心就為政治服務了。 德國為修改其五年級分流的「三軌」中學教育制度，歷三十年而不成， 就是教育問題實則為政治問題的明證。

「惡補」這頭頑固的猛獸，用教育方法無論如何也收服不了， 結果被蔣介石一道政治上的決定：「九年國民教育」，瞬間就解決了。

沈亦珍一直是重用先生的長官，民國 64 年陳先生獲得博士學位之後， 沈先生邀請他到香港蘇浙公學，據說沈先生有意在退休後指定陳先生擔任校長， 該職的薪水極好，但陳先生仍然選擇回到板橋的教師研習會。 接下來，他的生涯代表作「板橋模式」就要誕生了。 這樣的選擇，應該是心繫臺灣，有機會做更大的事。 確實，他當初接續朱匯森而擔任教育廳四科的科長， 現在朱先生已經是教育部政務次長，他推薦陳先生成為高教司長； 事實上，這一項工作是比較突兀的，先生過去從未涉獵高等教育。 在高教司做了兩年，相對來說較無建樹，算是完整了他自己的「資歷」。

民國 68 年 7 月 1 日高雄市正式升格為直轄市， 而那一天陳先生就任高雄市的第一任教育局長。 此職等同於臺灣省教育廳長，陳先生感受的榮譽，更勝於中央部會的高教司長， 我猜那是因為他回到自己長期關注的國民教育領域。 （朱匯森先生在民國 67 年 5 月成為教育部長，還是由他薦舉了陳先生到高雄去。） 高雄任期滿三年之後的民國 71 年，身為教育部長的朱匯森把陳先生聘為教育部常務次長。 陳先生在次長位置上做到民國 76 年，將近 65 歲屆齡退休。 他剛走，毛高文就接了教育部長。

先生掌高教司時，社會正關心大學入學考試之議題。 他在民國 68 年春，帶團赴美國、日本、韓國考察大學入學方式， 他在回憶錄裡似乎暗示當時傾向於二階段考試招生（類似日、韓）。   (p.345)   但是事情並沒有做完，就到高雄上任了。 後來朱匯森部長親自主導了大學入學考試研究小組， 在民國 70 年請到五位委員：師大宗亮東、林清江教授， 成大夏漢民校長，東海梅可望校長、建中黃建斌校長。他們的研究結果，提出三案：

現在已經知道朱部長採取丙案，自 73 年起實施；那時候已經到了李煥部長。 可是丙案並沒有提到把「甲乙丙丁」的分組方式，改成「一二三四」類組。 所以，我還是不知道誰要為「一二三四」的分組方式負責？

雖然先生多次受朱先生提拔舉薦， 可是他卻說「毛高文先生接任教育部長，象徵新教育理念實踐的開始」（p.342）。 毛部長的任期從 76 年 7 月至 82 年 2 月。 先生說毛部長認為國小、國中、高中三階段課程應該密切聯結， 三項課程標準之修訂小組應彼此溝通。民國 78 年起，修訂民國 80 年代的課程標準， 先生時任中國醫藥學院校長，卻還是被請出來擔任這一波課標修訂的總召集人。 修訂工作都在毛部長任內，但公布時已經到了郭維藩部長。 因為要在聯席會議取得共識之後再公布，時間拖得比較久， 國小公佈於民國 82 年，國中 83 年，高中 84 年。 次一任教育部長，吳京，在 85 年 6 月上任。 而這位吳部長，可能代表著謹慎穩健的教育政策風格的結束， 臺灣的教育開始狂飆。我們活在當下，不容易看清楚，卻也都身有所感吧。

高雄的王玉雲市長是著名的「南霸天」，陳先生跟他相處得頗好。 他擔任教育局長期間有一則軼事，我覺得不可思議，姑且先記著：

王市長聘請了一位知名的建築師王昭藩先生 【1931─2006，生於溫州，臺灣長大，是紐約世貿大樓的設計人之一】， 他原是美國芝加哥執業的工程師， 富有國際經驗。他設計的高雄「中正文化中心」有一大特色， 即大型京劇、話劇所用道具，及音樂會所需要使用的大型器材， 都可由特別設計的一條直達通道運到舞台。   ...   後來我回到教育部工作，負責中正紀念堂兩廳院工程之事務， 該事務原由李模次長指揮，李次長高就法務部次長後，就由我負責。 我在一次工程會報上問起這麼進步的文化中心， 為何沒有搬運特殊道具的通道設計？經我一提， 工程會報馬上決定變更設計，所以現在才沒有發生搬運器材的困難。 （國父紀念館就要人工搬動。）   (p.365)
我認為不可思議的是，後台設計已經是展演建築的 ABC， 兩廳院的建築師怎麼可能不知道該設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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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Apr 15, 2018
Last Revised: 2018/12/02,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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