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紅票

全球化中的清朝

單維彰的私人書摘

前言

TWHPM 的「數理乾坤:故宮的數學古籍」特展以及《故宮中的數學》 出版計畫開啟了「康熙數理精蘊」科普文的寫作契機。 讀者可參考我對這份「動機與寫作主脈」的自剖。 為寫這篇科普,除了已經知道的事情之外,我打算吸收三份新的文件, 其中一份就是這篇書摘的主角: 我在 6 月 30 日繳交初稿,圖書館 7 月 1 日才完成編目讓我借出, 所以沒有實際用上。但是我在寫作時做了三個「大膽的假設」, 拿到《康熙的紅票》就立即有目標地閱讀,希望找到支持性的證據。 我很高興地確認:根據歷史想像所做的假設,都獲得孫立天博士這本書的支持。 那三件事是
  1. 康熙的母語是滿語,他並沒有自幼學習華語與漢字。
  2. 「曆獄」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楊光先並沒有想像中重要。
    第二章詳細論證此事,楊光先只是恰好在清朝滿漢路線的鬥爭中提供了火藥。 他在北京漢人士大夫社群中並無地位,被稱為「草莽甲士」, 還因為膽敢用「不得已」為名出版一本書,自比孟子,被評為「可謂無忌憚」。 楊光先並非士人,他精通的是紫微斗數,清廷對「曆獄」的全部審判記錄全用滿文記錄, 與會權貴大多不懂華語更不能讀漢字, 他們從來沒有關心過儒家和漢人文化,也沒真正關心天文曆算, 關心的是占卜算命和風水堪輿。欽天監為了掩飾一個小錯誤,塘塞了一個技術性的理由, 卻非常不幸地被楊光先抓住要害,打出致命一擊: 他引證湯若望等人採用了《滅蠻經》,這本「偽書」意圖讓人「斷根絕後」, 這讓湯若望以及欽天監羅致「大逆之罪」。 而誤判楊光先地位的起因,源自早年不太懂得中國文化的西方歷史學者的想像, 那些早年的研究也都沒用到滿文史料。
  3. 傳教士的失寵與西學的斷流,是宮廷內鬥的後果之一。

閱讀這本書的經驗非常愉悅。此書源自作者用英文寫的博士論文, 改為中文版時,起先採「翻譯」手段,但語境差異太大而難以為繼, 所以作者重寫一遍,過程中增加了內容。我想,改寫是對的, 畢竟真正關心這本書內容的是華人。

讀這本書讓我獲得許多清初朝政的「大概念」,也產生不少心得。 但現在沒有時間紀錄,以下只簡記書摘。

p.81
經過曆獄〔傳教士〕開始轉向,將滿人權貴圈層作為主要的接近目標。 後來來華的傳教士,特別是駐紮北京的,滿語學習也都排在了漢語學習之前。 從此以後,傳教士和漢人士大夫的往來大大減少。 很多史書都注意到這一轉變, 但大都認為這是文人士大夫在清朝以後漸漸對傳教士的西方學問失去了興趣, 其實不然。

p.86
康熙十五歲親政以前,禮部曾數次建議輔政大臣, 請為少年康熙開蒙,但都沒有得到允准。 康熙真正系統學習漢文是在他剷除鰲拜以後。 (事實上,康熙就連滿文都很晚才開始學;輔政大臣不注意康熙的讀寫教育, 孝莊太皇太后看不下去,派她的侍女蘇麻喇姑教導康熙讀寫滿文。)

康熙的生母來自佟家,佟家是滿人中少有的重視文化的家族。 康熙的母系以及孝莊太皇太后在他十二歲決定了第一樁婚姻, 對象是索尼的大兒子噶布喇的女兒 (孝誠仁皇后,分娩胤礽時難產,胤礽是被廢的皇太子)。 後來的名臣索額圖是索尼的三子,傳教士經常跟他往來,稱之為索三。 索尼從追隨努爾哈赤起就是滿人權貴,也是當中少有的書香門第。

p.92ff
一六六八年(十二月)參劾楊光先是南懷仁在康熙朝廷幾十年中唯一 一次主動參劾他人的例子。 (按作者的研究,他推測南懷仁並非主動參劾楊光先,而是康熙及其黨羽授意的, 南懷仁及耶穌會士是剷除鰲拜之棋局中的棋子。) 他對此心懷愧疚,在結尾部份寫自己「自幼學道,口不言人之長短」。 總而言之,各種跡象都表明傳教士受到了康熙背後勢力的指使。 (此一參劾直接促成當年 12 月 26 日前後午門外的公開日影測算比試。)
......
在鰲拜被擒(1669 年 5 月中旬)的一個月內, 利類思在一六六九年六月十四日執筆代表在京三位傳教士上書朝廷, 請求為一六六五年的曆獄平反。
......(利類思是佟家的「奴才」)
利類思上書並不是要參與朝廷鬥爭, 其主要目的很現實,就是把上次案件中被收繳去的教堂教產要回來。 八月,南懷仁再次上奏朝廷, 直接指明楊光先就是鰲拜黨羽, 要求給一六六五年的曆獄翻案。
......
九月五日,康親王傑書上書康熙, 代表議政王大臣會議回覆南懷仁所請。 ... 十五天後,朝廷正式恢復了湯若望的品銜(已在一六六六年中風過世), 並宣告以後對湯若望的祭祀都將按其在世時的品銜進行。 是年十二月,康熙親自為湯若望撰寫了墓誌銘, 並刻在他的墓碑上。 康親王和康熙這一系列舉動其實就是對傳教士之前參與剷除鰲拜的報答。

p.97–98
傳教士和佟家的主奴關係,以及湯若望在康熙登位前後的表現, 為傳教士獲得了宮廷政治中最珍貴也是最難得到的東西 — 信任。 ... 按中國傳統政治的術語來說,這就是(因為「侍奉在側」所以)能「上達天聽」。 ... 舉一個例子,南懷仁在一六七三年九月直接求康熙幫忙, 說他有件「很小的事」辦不下來。 他在六個月前按照朝廷程序,上奏禮部, 希望能批准一位在揚州的傳教士到西安的一處教堂去, 因為那邊原來的神父過世了。 ... 折騰了半年都沒有得到答覆。 結果康熙一介入,禮部第三天就回覆南懷仁,批准了他的請求。

p.102
一六九〇年是康熙戎馬一生中很忙的一年。 一六八九年清朝剛和俄羅斯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斷了準噶爾蒙古的後援。 一六九〇年,康熙開始出征剿滅日趨強大的準噶爾蒙古的噶爾丹汗。 在表格 3「1690 年傳教士與康熙會見表」 (白晉、張誠、徐日昇、安多、蘇霖、畢嘉) 可以看到,這一年康熙一直都在召見傳教士學習, 五月和六月甚至天天都在學。
......
征討大軍是於康熙二十九年七月癸卯日啟行的, 這一天是一六九〇年八月十八日。 而康熙在前一天還見了當時北京教他的所有傳教士。 ... 據此推斷,南懷仁說康熙在平定三藩之時,還有心上課,應該不是編造的。

p.104–106
入京的傳教士確實也把精力都放在了如何侍奉康熙上。 一六七一年到京給南懷仁做天文觀測助手的閔明我神父本身是個畫師。 一六七三年到京的徐日昇神父是個樂師和鐘錶師。 後來很多出入深宮的傳教士, 都在朝廷裡沒有任何職務。(直言之,就是直屬於皇帝的家臣 — 奴才。)
......
當時朝廷內外,都很敬佩南懷仁神父, 認為他是一個淵博得近乎無所不知的神奇存在。 他作為一個洋人,來華後不僅學會了漢語、滿語, 還能把歐洲的書籍翻譯成漢字和滿文。 除了精通天文觀測,他還是一個機械設計和製造方面的工程專家。 康熙一六七一年要重修他母親的陵墓,上好的石料很重,沒法運過盧溝橋。 當時的難點是 ... 馬蹄同時用力會引起共振,再加上石料重量,可能把橋給毀了 (中國的工程師已經知道此難點了)。 朝廷工部沒辦法,上書康熙。康熙派南懷仁去解決。 南懷仁設計出同時拉動的絞盤(圖 3.1)
......
一六七三年三藩之亂開始後,清朝的大炮輜重無法進入浙江、福建等南方山地, 康熙委託南懷仁負責解決這個難題。 ... 這一武器革新為平定三藩發揮了關鍵作用。... 康熙朝大小炮共造了九百零五門,其中超過一半是南懷仁造的。 鴉片戰爭後,入華的歐洲人發現南懷仁造的大炮做工精緻, 圖案雕刻有文物價值。八國聯軍 ... 把它們運回歐洲當文物。 現在羅馬、柏林、倫敦、維也納和布達佩斯等地博物館都有專門收藏南懷仁造的大炮, 他的名字就刻在炮身上。
......
南懷仁還在北京製造了世界最早的四輪蒸汽推動的可以控制方向的汽車。... 詳細記錄下來,讓人帶回歐洲,並在一六八七年出版。... 應該在一六七〇年代中期就已 ... 把實物做了出來, 車可以運行大約一小時。... 南懷仁的比利時家鄉博物館還專門按照他的記載複製出一個模型來。... 西方科學史家相信 ... 南懷仁背後有強大的清朝工部支持。

p.108ff
南懷仁一六八二年春跟隨康熙去東北祭祖 ... 在路上,朝鮮人還給康熙進獻了活的海豹。 康熙當時沒見過,問南懷仁歐洲知道這種動物麼? 南懷仁說知道,還告訴康熙他在自己編輯的關於魚類的書籍中畫過海豹, 介紹過海豹的基本習性。康熙半信半疑,讓快馬回京城把書取來印證。 在看到書上果然有介紹後,康熙表示很滿意。
......
按中國傳統政治來說,能夠近距離接觸皇帝就是特權。 這個特權其實有一個不是官職但又有很重分量的頭銜:「御前行走」。 比這個差一點的是「內廷行走」,再差一點的是「乾清門行走」。... 南懷仁和後來的傳教士入宮,走的都是內務府專用的西門。... 大臣入宮是走南邊的太和門,然後再從乾清門進入內廷。

p.143
一七〇六年,康熙決定要全面管理在華傳教士, 要求傳教士必須到他那裡註冊登記,申請領取印票。 朝廷管理僧侶,在大清本不是新鮮事。 管理僧侶的度牒制度從南北朝就開始了, 唐代以後已經有了規範。 清入關以後沿用明制,繼續管理僧侶,發放度牒。 康熙決定要規範傳教士,要求他們登記,算是常規操作。 他真正史無前例的操作是讓自己的內務府來管理發放印票,而不是交給管理僧侶的禮部。 這一作法相當於公開認定了傳教士在內務府的地位。

p.152ff
一六九三年,康熙得了瘧疾外加發燒,朝廷內的中醫治不好, 病情一天一天加重。張誠、洪若翰、劉應三位法國神父毛遂自薦為康熙醫治。 他們用金雞納樹皮治好了康熙的病(取自南美洲,有效成分是奎寧)。 康熙把內務府一套院子送給了法國傳教士。 這個院子在故宮外西北方不遠處,由於位置離故宮很近, 在當時就屬於一流地段(圖 4.3)。... 第二年,法國傳教士得知院子旁的一處空地也是內務府的, 還知道太監正在打那塊地的主意,他們就在太監提交申請之前向內務府申請了這塊地, 說希望修一處教堂。後來康熙權衡以後,把它一分為二,給了傳教士和太監各一半。 傳教士沒把自己當外人,還跟內務府的太監爭地盤。 不過,傳教士很擅長處理人際關係,他們和太監相處融洽, 並沒有因為地皮申請影響到雙方的關係。

p.157–158
法國耶穌會傅聖澤神父是一六九九年入華的(由白晉從法國招募而來, 同梯還有雷孝思、馬若瑟等共十五名耶穌會士), 他最初在福建、江西一帶傳教。 傅聖澤深愛中國古代經典,其中最讓他癡迷的是老子的《道德經》 和儒家六經之一的《易經》。... 他的學問大,在中國傳教士內部是公認的。... 他到北京後一直專心研究中國古代典籍, 同時忙著在琉璃廠附近的舊書市場淘中國的古書。 他在一七二〇年返回歐洲時,購買了一千餘冊中國經典運回歐洲。 回歐不久,便被教皇任命為主教。 傅聖澤本來就是富家子弟出身,去中國前, 他在哲學、神學和數學方面的造詣已經在法國有名氣。 現在他到中國學了二十年的中國經典,又把這些經典帶回歐洲翻譯, 對當時的歐洲學者來說,大約相當於我們理解中「唐僧取得真經歸」的感覺。 法國當時的大師如伏爾泰和盧梭都數次找到傅聖澤當面請教中國方面的問題。 傅聖澤 ... 開啟了法國的漢學研究進程,已至於後來兩百年, 法國在漢學研究領域都是歐洲的翹楚。
p.193–194
開封猶太人會堂曾經有三塊石碑 — 分別刻於一四八九年、一五一二年、一六六三年 — 自敘其歷史,其中一五一二年聲稱自漢代入華, 大概就是對應猶太人在羅馬統治下的流散。 學者認為「漢代入華」應該指的是最早到中國的猶太人, 而開封猶太人,根據他們的猶太經卷以及其他材料判定, 學者大都認為他們是宋代入華定居的。 還有學者在《宋史》發現「僧你尾尼等自西天來朝,稱七年始達」的紀錄。 而開封猶太人有紀錄的所有拉比 (rabbi) 的姓氏都是 Levi〔妹妹是天主教徒, 她們稱 Levi 肋末,猶太十二支派之一,世襲專在聖殿中服務,沒有領地〕, 這和「你尾尼」的音能對上。 開封猶太人是從絲綢之路遷徙到中國的。 學者根據他們留下的經卷中的一些字詞音韻考證, 證明他們與波斯猶太人有關聯。 除了開封猶太人以外,中國沿海還有猶太人的痕跡。 此外,因最早進入敦煌石窟而大名鼎鼎的斯坦因 (M. A. Stein) 在一九〇一年新疆探寶發掘中,無意中發現了唐代的紙張, 而紙上的文字竟然是用希伯來文書寫的波斯語。 多虧斯坦因兩種語言都懂,才發現了其不可替代的價值。 現在已知該紙還有兩頁存世,一張是殘存頁,藏於大英博物館; 另一張完整的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這些紙張說明猶太人早在唐代就到新疆地區做生意了 (紙上內容紀錄的就是他們在做羊的買賣)。
......
開封猶太人讓歐洲看到中國文化的包容性。... 在中國,他們安享了幾百年的太平,和周圍的漢人、回回和平相處,相安無事。 而且開封猶太人裡,願意接受中國文化的,並沒有受到區別待遇, 他們跟漢人一樣可以參加科舉考試,艾田就是一個例子。 一六六三年重修猶太會堂,新立的石碑上刻有考上進士的猶太人名字。... 當時的中國人普遍認為這些猶太人是回教的一個分支,稱他們「藍帽回回」。

p.206–209
康熙真正開始認真思考中國禮儀之爭的相關問題, 是在最後一次和多羅會談後。 在會上,多羅告訴康熙,法國傳教士顏璫 (Charles Maigrot) 主教正在趕來北京的路上。(顏璫不是耶穌會士,屬於巴黎外方傳教會 MEP: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此修會一六六四年才獲教宗批准, 是第一個全力從事海外傳教的修會)... 最初禁止中國禮儀的觀點就是在福建的顏璫於一六九〇年代提出來的, 後來教皇禁止中國禮儀的條約也是基於顏璫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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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在與顏璫會面前,專門抽時間看了顏璫的七條論斷。 看完後跟周圍的奴才說,顏璫論述「淺薄」,但也沒認為其中有什麼大是大非的問題。... 讓所有人沒想到的是,顏璫在會見康熙時,把事情搞砸了, 大大激化了禮儀之爭的矛盾。 最後也影響了多羅一生的命運,令他最後都沒能回到歐洲,客死在了澳門。
......
顏璫的中文在康熙看來不是差一點的問題,而是基本不會。... 康熙又想這位顏璫神父是不是只有口語不行(他或許主要操福州話而不熟官話), 因而問他認不認識大廳木頭牌匾上的「華岩雲閣」四字, 但顏璫只認得其中的雲字。康熙徹底生氣了,... 羅馬方面和多羅竟然說他是中國問題專家, 而且羅馬對於中國禮儀問題的見解是基於顏璫的論斷。 康熙認為整個西方都被像顏璫這樣大字都不識的偽中國專家誤導了。

多羅、顏璫以及整起禮儀之爭,還折損了另一位熱心居中協調的神父:張誠。 張誠本是尼布楚條約的大功臣,康熙的心腹傳教士之一, 他在康熙心目中的分量本來可能高於白晉 (白晉醉心研究《易經》有時候敷衍康熙給他的任務), 因為捲入禮儀之爭太深被康熙遷怒,不但抑鬱而終而且幾乎等於被清廷放逐; 康熙不但沒給張誠辦喪禮,一句慰問的話、一兩銀子都沒給。(p.222)

p.214
康熙用《千字文》的順序給票編號,當時在華傳教士全部加起來才一百來人。 也就是說,康熙的票是準備長期發下去的。

我很好奇誰是「天」字第一號? 第 144 頁圖 4.1 顯示「宇」字號票(第五號), 發給一位方濟各會神父伊大任,在中國已經二十二年。 多羅惹惱康熙,使得康熙密令澳門不讓多羅上船, 是因為歸程中的多羅在一七〇七年二月旅次南京的時候, 不知在想什麼?還是侍奉上帝、報效教皇之心太切, 居然還在中國就以教皇特使身分發布了正式諭令,不准在華傳教士去領康熙的票。

p.219–220
費正清注意到:儘管清代的官方歷史對各種大大小小的入華使團都有詳細紀錄, 但教皇派到康熙朝的使團竟然在大清所有的官修史書中都未見記載。 俄羅斯派往康熙朝入京的使團有三個, 但其中兩個也都未見任何記錄。 而這幾個未見紀錄的使團在西方文獻中都很名 ... 沒有記載並非後人的刪除, 而是因為康熙從一開始就把接待教皇使團當作他的家務事在辦理, 整個過程都是他的內務府在一手操辦, 所以接待就不是外交活動了。

p.234ff
俄羅斯彼得大帝派使團一七二〇年十一月九日入京, 比教皇使團早二十五天。兩個使團到北京後都互相知道, 雙方也都用北京的傳教士做翻譯,兩邊使團成員私下也有往來。 俄羅斯的隨團醫生約翰・貝爾(John Bell)是蘇格蘭人, 在他的旅行遊記中紀錄了康熙參與中國禮儀問題的爭論,還評論道: 「從任何角度來審視, 一個異教徒皇帝有興趣參與到天主教內部的紛爭中, 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貝爾解釋說禮儀之爭是天主教內部耶穌會和道明會兩邊的爭論, 他作為基督新教徒都沒興趣瞭解, 因而很驚訝康熙會有興趣參和進去。 西方研究康熙的權威、耶魯大學的史景威, 也認為康熙的參與不同尋常,他完全可以簡單粗暴地處理這個問題,但他沒有。

p.241
一七一七年,得知在歐洲大學做過數學教授的戴進賢神父到達北京, 康熙讓他的三兒子去試探對方是否有真才實學, 同時讓三皇子特別問問歐洲有沒有找出新的簡潔的數學方法來獲取平方根和立方根? (我倒想問:用對數表算不算獲取了呢?)

p.248
十二月有很多西方的節日。俄羅斯人先是在北京一個東正教小教堂過了節。 雅克薩之戰後,俄羅斯投降的俘虜被押解到北京。 康熙把這些俘虜編入了滿人八旗中的襄黃旗。 康熙善待這些俘虜,讓他們建立自己的教堂,保持自己的習俗。 這點讓約翰・貝爾很敬佩。

p.249
香煙是歐洲人發現美洲新大陸後,伴隨全球貿易傳播到世界各地的一件重要商品, 也是早期全球化的標誌性商品。約翰・貝爾特別提到香煙在中國的普及, (他對香煙味道的評價,基本跟現在人的評價是一樣的。) 是要說明當時中國和世界緊密相連。 最早的香煙大概是明萬曆年間從南方沿海傳入中國的, 後來菸葉開始在福建沿海地區種植,而這時已經在北京種植了。 (貝爾發現草原蒙古人只喜歡中國內地烤製的香煙味道, 只從中國內地購買香煙。) ... 最早歐洲天主教國家排持美洲來的香煙,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也排持香煙。 貝爾用香煙這個例子是想說明中國有包容性。

p.252
〔康熙透過理籓院讓俄羅斯使團帶給彼得大帝的〕正式文書下面還有備注, 康熙要求理籓院選用特別紙張來寫這兩句話。 〔理籓院〕第一次用的龍箋紙,康熙不滿意,讓他們換成「香箋紙」來重寫。

p.305–306
跟雍正唯一有私人關係的傳教士是德里格。 德里格在康熙宮廷裡做音樂。 他不是耶穌會神父,是羅馬傳信部派往中國的,他和耶穌會士們的關係很差。 德里格在音樂方面有大才,他在紫禁城內創作的弦樂協奏曲, 今天世界各國音樂家都還在演奏,曲風恬淡清新,兼具中西特色。 他在康熙晚年做過雍正的音樂老師,一直和雍正保有私交。 雍正一上台就把德里格從軟禁中釋放了,而且任用他負責接待所有來華的西洋使團。 也是在雍正上臺這一年,德里格終於實現了他多年的夙願, 在北京建立一座屬於自己的教堂(西堂,西直門大街上), 終於能從耶穌會神父的教堂獨立出來。

p.310
無論禁教還是容教都不是什麼大事。 在康熙的最後二十年中,把在中國各地的傳教士加在一起, 最多的時候也就一百四十人左右。根據人口統計,清初大概有兩億人。 當時有紀錄的和尚就有十一萬,尼姑九千。 雍正的禁教風波期間(一七二三年十月到一七二四年一月)朝廷真正的大事 是年羹堯出兵西北鎮壓羅卜藏丹津叛亂(一七二三年八月到一七二四年春)。

p.315
薛鳳祚 (1600–1680) 出身書香門第,年輕時學習陸王心學。 中年後跟傳教士學習了西方數學。 他是最早學習對數、三角比的中國人。 薛鳳祚在康熙時期以及後來的乾隆年間,都被公認為一代大才,學貫中西 (當時用薛的籍貫稱為青州之學),受時人追捧(他有三本書被收入《四庫全書》 這是極高的認可)。 可惜的是,薛鳳祚在現當代書寫的清代歷史中極少被提及(除了專門的數學史論文)。 其中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他身上沒有中西衝突,有的只是中西匯通。 (我想:擁有發言權的歷史學派主流只關心衝突不關心匯通; 另外,文理的極端分家也有部份責任。)

p.316ff
提出「西方科學為什麼未能傳入中國」問題的人其實有兩個預設, 一是西方科學沒能傳進來, 二是沒能傳進來是傳統中國的問題。 這些反思型的預設,都是拿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科學技術落後於西方的歷史結果反推出來的。 但在實際明清歷史中,這兩個預設都是不成立的。 傳教士明末到中國,就發現中國士大夫對基督教興趣不大, 反而只對西方的數學、科學有興趣。 傳教士金尼閣在萬曆年間到達杭州,在那裡傳教兩年後, 返回羅馬報告中國的傳教事業。 除了教會內部的問題,金尼閣回去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告訴歐洲, 中國人對歐洲的自然科學、技術和數學感興趣。 他在歐洲四處募捐,買了七千冊關於歐洲各方面的書籍, 於一六二〇年運到中國。 西方科學技術圖書是金尼閣購買書籍中的重要部份, 這其中就包括當時歐洲最新的哥白尼日心說的證明等。 而幫金尼閣選購圖書的是鄧玉函。 鄧玉函是伽利略的學生,在歐洲已是一流學者。

p.330
隨著金尼閣對中文研究的深入,他認為「Deus / God」 這個基督教裡最關鍵的詞翻譯(上帝)得不對, 鑄成不可挽回的錯誤。 最後他在一六二八年一天的清晨四點和神父們一起做完禱告回到房間後, 上吊自殺了(1577 年生,得年五十一歲)。(圖 8.2 魯本斯繪金尼閣著儒服全身像) 對中國來說,最大的損失就是他要進行的西學翻譯事業戛然而止了。... 個體生命中的偶然,肯定或多或少影響了某段歷史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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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ed: July 2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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